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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 梦造仪(1)

路过天安门,刘刚把车停在长安街南侧正对毛泽东像的位置。那里只有警车可以停。刘刚的车是普通牌照,跟大街上那些不准停留的民用车看上去一样,但左右的警车和站岗武警无人干涉。他车上安装的芯片会被自动识别,警察都知道国安委特派局的车不受任何限制。

刘刚只是喜欢享受特权,能停车在这里欣赏天安门的灯光,全中国不会有几个人。他点燃烟,把背风车窗降下一条空隙。伊好的体温似乎犹在。车内音响放着维吾尔轻音乐。他讨厌维吾尔人,却喜欢听维吾尔音乐,让他想起新疆浩瀚的大漠、清凉绿洲、烤馕和羊肉串。

除了在北京上了四年公安大学,刘刚从小在中国最西端的喀什长大,毕业后又回到喀什,自认为是地道新疆人。有学历又有第一线行动力,连破大案,他的提升速度比同辈警察快了很多。不过人太能干难说一定是好事。国安委派给喀什公安局的借调特派员名额落到了他头上,看似从边远小地一步迈入中央机构,然而在喀什他能呼风唤雨,在北京只是最小的兵,任人指使。这「高升」明摆着是因为副局长到了退休年限,空出的位子没人比他更有资格坐,把他弄到北京,其他竞争者就去掉了最大的对手。

国安委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本属政党机构,但在党政一体的中国体制中,所有能装进「国家安全」筐里的国家机构——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情报、外交、外宣等,都在它的管辖下。这个机构的实质是要由中共——进一步的实质是由中共主席——掌握国家的全部强力。主席亲自任国安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担任的副主席只是挂名,一切皆由主席说了算。

只是国安委自身没有执行机构,容易被架空。下面机构接受命令时唯唯诺诺,具体执行则根据自己需要,不管结果怎样都有理由辩解,信息不对称的国安委无可奈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安委建立了一个自身的执行机构——特派局。特派局在各省和各部委设有特派组,一方面作为国安委高层的专门情报来源,避免被下面的信息筛选蒙蔽误导。一方面可以直接指挥特派局执行行动甚至抓人,形成行动力和威慑力。

特派局大部分人员从地方机构借调,不转关系,不带工资,时间定期,结束回原单位。这样可以绕开财政、编制等麻烦,规模可大可小,方便灵活。另一个好处是保持新鲜血液流动,防止特派局自身怠惰和腐化。借调人员大都想表现,比较有干劲。对优异者,借调结束后国安委会要求原单位提拔使用,表现最好的则会留在国安委,相当于一步登天,有类似科举制的激励效果。不过很多人也会白耽误,没遇到立功机会,借调期一事无成,回原单位的发展也因为中断而一趟车落下,后面趟趟车赶不上。

刘刚现在就处于这种尴尬。他被分到北京特派组,本想在天子脚下崭露头角。他来自反恐第一线,应该在真刀真枪的领域显身手,没想到分配他做的竟是卫生系统特派员。真郁闷!那是娘们儿和娘娘腔小男人的地方,顶多发生小市民的医闹,有什么恐可反!转眼两年借调期过去了一年,除了收集点动态,写写报告,没有其他事干。相比他习惯的爆炸、暗杀那类大案,在北京简直闷到要发疯。

刘刚了解官场,即使是为打破官僚主义成立的机构也会首先关注本位利益。机构初建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权力和资金,不仅致力发现问题,还会有意夸大问题,以突出机构作用,得到上方进一步扶持。当发展到常规状态,权力和资金不再有扩大空间,机构就会重复官僚机构的老路,不再把发现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开始利用权力做交易。从特派局的本位角度,发现下面机构掩盖问题时,是去揭露对自身有利,还是帮助下面掩盖对自身有利呢?既已成为常设机构,揭露问题是上方认为应尽的职责,不再需要奖励,而帮忙掩盖会被下面感激,回报以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些已在特派局中坐稳了位置的人会怎么选择呢?

刘刚被分到北京特派组,本是因为他跟北京没有任何瓜葛,有助于独立发现问题和无忌讳地揭露。但是北京特派组的组长却不按照这种思路用他。组长职位是特派局的「铁饭碗」。北京组组长原是东北某公安厅厅长,接近退休,不会再升职,因此只想为退休生活做好安排。他进特派局时只有他和老伴的户口可以进北京,成年儿女不行。他要把儿子和女儿两家人调进北京,未来照顾自己晚年,只有靠北京市政府解决。所以组长便有意把从外地借调来的有野心、不安分的年轻人错位安置,就是为了让他们少找麻烦。发现地方政府和官员有什么问题,都得交由组长掌握,成为组长与北京官员交易的筹码。

在刘刚借调满一周年那天,独自喝了一夜闷酒让他终于想明白——这个组长的目的就是要让他白混两年灰溜溜地打道回府,再打报告也不会让他做擅长的反恐或政保,因此像以往那样被动等待无异自暴自弃,必须自己掌握命运!他出身底层,没有拼爹背景,靠的只是能干。如果能干无法施展,什么前途都不会有。既然无法换到擅长领域,就得在没人的沙漠上想法挖出人屎来!不能再执着原来的思维定势,必须把不擅长变成擅长。危机到处都有,卫生领域不是净土,虽不如反恐那么直接,覆盖范围却广得多,关系每家每户所有国民,问题只在于能不能发现和突显其中的危机。

所谓突显,说穿了就是引起上面注意。自己发现的危机能被上面注意到,自己的能干就被同时注意到。在官僚集团联手粉饰太平的大环境下,突显的机会不会自然到来,只能主动挖掘甚至创造。不主动出击,永远不会有突显可能!

想清楚这一点,便如同服了一剂解药,让刘刚从消沉中振作起来。他的工作状态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每天从早到晚跑那些原本根本不愿去的卫生部门、医院、康复机构;关注医患冲突事件,明察暗访,参加不同会议,看相关文件,时刻琢磨各种可能——到底什么会是卫生领域能被突显的问题呢?医疗费用昂贵,一病致贫,医患冲突,医保超支……类似问题多多,都不会引起高层真正关心。社会上对此类问题的讨论连篇累牍,哪个都是积重难返,又暂时不危及眼下。只要尚能得过且过,当权者都不会费心,在这些方面着手费力却不讨好。

思路必须归结到根本,到底什么是卫生领域的功能,说一千道一万不就是为了对付疾病吗?因此根本问题在疾病。疾病有很多种,多数照样不被高层关心。人都是这样,病没到自己身上就与己无关。唯一让所有人怕的是传染病。能震动国家高层人物的,只有称得上瘟疫的大规模传染病。有什么比瘟疫对一个国家的威胁更大?即使战争也分前线和后方,不会同时危及所有人。瘟疫却没有谁可以保证自己逃得过。尤其是那种带有未知性、缺乏以往应对经验和有效手段的瘟疫,带来的恐慌就更大。

国安委早在进入大典年之前就把确保大典当做核心工作,若是大典年发生瘟疫,先不说大规模死亡带来冲击,仅按防疫法律也得取消所有公众活动,大典不能举行,已经花出去的上千亿资金白废,且会被不安好心的人说成对党的天谴;随后的世博会如果再受影响,将在世界面前丢多大的脸!

想清楚这些,刘刚就找到了方向——瘟疫。瘟疫具备引起上方重视的所有条件,比恐怖主义、政治反对有更大威胁。那些都有很多人在应对,反而谁都看不上的卫生领域正可以让他另辟蹊径。瘟疫就是他要寻找的!这个把手能打开通向核心的门,让自己后面的人生提升而不是沉沦。因此他必须找到瘟疫。哪怕没有也要制造出来!至于瘟疫实际有没有,刘刚并不担心。宁左勿右是几代人总结的官场真理。左即使错了,立场是对的,用心是好的,错也可以原谅。制造出瘟疫,最后没发生,不正是提前防疫的功劳吗!谁能说防疫是错的呢?

刘刚不是读书人,却善于学习,尤其是有了明确目标需要立竿见影时,他会很努力。他立刻开始钻研与瘟疫有关的知识,读防疫方面的书,了解历史上的瘟疫。这种学习当然成不了专家,他只需要达到能给高层说事的科普水平。重要的找到一个现实切入点,他为此去参加与防疫有关的所有会议和活动。没人知道他是谁,他总是坐在后排默默地听,直到一个月前听到伊好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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