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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活该！吃野味感染病毒还到处乱跑？”

吃野味这个行为背后是“为什么”吃野味的问题以及“为什么可以吃到野味”的问题。前者有特权文化、养生文化、医学常识、环保常识等种种因素。官员到地方去，吃最稀缺的动物，象征着资源、权力、地位。对看病难的焦虑和对身体的焦虑投射在养生补品上。对于人处在生物链的一环，生态系统和人的存亡息息相关这件事缺乏认识。“为什么可以吃到野味”则是行政和监管问题。任何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仰赖的都不是个体的道德。秩序中道德“低下”的异数，绝大部分是整体环境的反映，是产物而不是原因；而异常值如果能带来毁灭性灾难，则一定是社会环境缺乏有效的反应机制。

什么是“武汉人”，哪些人是“武汉人”，武汉人为什么成为了病毒的指代？为什么各地的防疫政策在拿“武汉人”开玩笑？“野味”是遮羞布，“武汉人”简直是万能的替罪羊。不要排挤、歧视从武汉出来的人和疑似病例。再这样下去就要从“消灭病毒”变成“消灭病人”了。

“不要渲染恐慌”

信息在自然流通下会相互对质、自我纠错。“谣言”一词的使用是需要警惕的，谣言区别于谎言，谎言是“我说了我知道是不正确/我不相信的话”，谣言则是“我相信但未经证实的话”，谎言之恶比谣言要严重一万倍。专家可以开口，但专家未必比患者更了解疾病的体验、看病的实际境况，因此患者的发声是重要的。对于求助患者“造谣”的指控，实际所指的罪名是“谎言”，因为患者的境遇，总归是患者自己可以证实，网友无论如何也证实不了的。

“上面的人更有经验需要考虑的更多，他们要以大局为重，必要的牺牲不可避免，我们要相信政府。”

正因为我们没有在位者的视角，没有他们有的信息渠道，考虑不到他们考虑的事情的许多方面，所以我们不可能有，所以我们不需要有。换句话说，不管我们多希望我们有，我们都不可能有。所以谈论他们处于什么考虑作出什么决策是不现实的。站在屁民的立场上，对于决策者判断（包括错误的判断）的谅解和共情基本上建立于空想。如果我们能知道更多的决策者基于什么决策的信息，情况会不会更好？会，所以这是要求信息透明的另一个理由。

既然“大局”的信息难以获得，有什么是我们拥有更多的可理解的信息、更容易共情的？微博上求助的每一个人。

“放眼全世界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知足吧！放在其他国家你死得更快！”

不要把政府拟人化，政府是一群人依照某些规则的互动，而这些互动构成了权力。把事情做好、把问题解决是我们对这些人的基本要求，是这个权力机构的基本职能。放眼全世界也是没必要的，你随机地出生在了这里，不会再随机地出生在别处，你能争取的是你和你的同胞这辈子、此时此刻更好的待遇。也因此其实不用在乎其他国家好或不好，不要陷入到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某种敌对情绪里去。不要在乎全局，因为关照不到，理论上没有人关照得到，但你为了你自己、和你看得到的受苦的人去争取，每个人都去争取，这个抗衡下互动的结果就叫做全局。把精力投入进具体的问题。

“经过这一次，xxx会学会……”

要乐观还太早。网上每一次（极其有限的）公民意识的进步，都是对这些讨论之外的人的一次抛弃。老人、不上网的人、信息获取渠道还局限于传统媒体的人、物理上没有办法获取最新信息的人……等等等等。为什么叫父母长辈带口罩这么难？为什么防疫工作农村乡下这么难推进（以至于要采取那些反人性的“硬核”手段）？不如问问为什么他们要被隔离在这些信息之外，为什么他们不可以、我们不可以获得来自更多渠道的信息。

还有一点：不要怀疑人性，不要质疑人性，不要有意拔高或贬低人性，如果你感受到个体的恶，或在一群恶里惊醒，应当做的事是去努力创造一个良心发挥得上用场，人们不必“不得不作恶”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