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灵：施特劳斯漂流记

作者简介：马华灵，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主要学术兴趣是西方政治思想史。2019年出版专著《反自由的自由：伯林与施特劳斯的思想纷争》（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本文的开头写作和文字润色得到了顾霄容的雅正，迈尔题辞的德文转录和中文翻译得到了豆瓣友邻“BleuElephant”和“隐形自由奥尔加”，以及美国友人Norm Fichtenberg的帮助，特此感谢！本文删节版首发于《南方周末》10月3日，此处发的全文版。）

千年前，子期不再，伯牙破琴；

千年后，克罗波西不再，迈尔何为？

2019年9月20日是二十世纪著名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因里希·迈尔教授（Heinrich Meier）恰巧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讲“哲人与哲学生活：列奥·施特劳斯的解释学创新”（Philosopher and the Philosophic Life: Leo Strauss’s Hermeneutic Innovations）。午休时分，一本三十多年前他签送给美国老友约瑟夫·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的赠书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看着赠书上自己为老友所写的签名和题辞，迈尔先是一阵惊讶，然后沉默不语，接过书反复翻动。此时此刻，万千感慨如何在他心中奔涌而过，只有他一人知晓。迈尔托人将这段题辞拍照留念。他说，这是他的第一本专著，也是他和克罗波西友谊的开端，证据就是他只亲密地写了名而没有写姓，这对他来说是极为罕见的特例。

这本书就是1988年德文版《隐匿的对话》（Carl Schmitt, Leo Strauss und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它是迈尔教授的成名作。在这本书中，迈尔敏锐地捕捉到二十世纪两位著名思想家施特劳斯与施米特之间隐秘的思想关联，并作出了极其精彩的分析。而克罗波西是施特劳斯的亲炙弟子，时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生前曾经跟施特劳斯合作主编了著名的《政治哲学史》（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向美国主流教科书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发起了挑战。想必，克罗波西对研究恩师思想的著作有着浓厚的兴趣。那一天，迈尔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正是克罗波西促成了该书英译本的面世。我回来后查询了该书的1995年版英译本，发现克罗波西还为英译本撰写了四页篇幅的前言。他在前言中盛赞迈尔是“熟识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思想的专家”（Heinrich Meier, Carl Schmitt and Leo Strauss: The Hidden Dialogu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xi.）。因为施特劳斯，一段跨国友谊就此拉开序幕。

那么，一位德国教授题赠给美国老友的著作为什么会漂洋过海流传到中国？这个故事要从2014年说起了。那时，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期间，我正在构思和写作我的博士论文《反自由的自由：伯林与施特劳斯的思想纷争》（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9年）。由于我的研究涉及到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施特劳斯，而施特劳斯的档案材料收藏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不仅收藏了许多施特劳斯尚未出版的手稿、书信、讲课稿等档案材料，而且还是美国施特劳斯学派重镇。内森·塔科夫教授（Nathan Tarcov）执掌的施特劳斯研究中心（Leo Straus Center）就设立于此。所以，我早就计划前往芝加哥大学一探究竟了。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克·里拉教授（Mark Lilla）。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我才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学者。而他曾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授，因此跟芝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他非常积极地帮我联系了塔科夫教授。在他的引荐之下，我跟塔科夫教授通信，并咨询了查阅施特劳斯档案（Leo Strauss Papers）的相关问题。

2014年夏季，我收拾行囊踏上了前往芝加哥大学的旅程。施特劳斯档案收藏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特藏部（Special Collections）。特藏部向所有人开放，并不仅限于芝大师生。而且，查阅档案也不需要持有芝大图书证，访客只要在图书馆门口向工作人员申请一张单日通行证（day pass）即可。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到特藏部阅读施特劳斯档案。

有一天，芝大图书馆在门口贴出告示，由于图书馆的库存压力，他们决定处理一批已有多个复本的图书。他们的处理方式是，第一天定价稍微偏高，但也远低于市场价；然后逐日递减，一直减到2美元，1美元，0.5美元；最后干脆全部免费赠送，先到先得。我知道我不可能携带大量图书回国，所以从一开始就不贪心，只是精挑细选特别能勾起我阅读欲望的图书。

在我的挑选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了一批克罗波西藏书。克罗波西在许多藏书中都留下了他的大名，所以我们非常容易就能分辨出他的藏书。2012年克罗波西逝世后，他的家人把他的个人私藏悉数捐赠给了他的母校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藏书跟图书馆的藏书有大量重合，于是芝大图书馆未加分辨就清理了这部分藏书。克罗波西辞世不过两年，结果他的藏书就这样被贱卖了，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在被清理的藏书中，就有施特劳斯学派创办的著名刊物《解释》（Interpretation: A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这份刊物在书架上占据了长长一大排，可惜我没有看到该刊的创刊号。我只能量力而为地挑选了第二期，以及刊登有施特劳斯文章的数本刊物。此外还有施特劳斯著名弟子雅法（Harry Jaffa）签名赠送给克罗波西的American Conservatism and American Founding，施特劳斯学派中坚潘格尔（Thomas Pangle）赠送给克罗波西的Montesquieu’s Philosophy of Liberalism，一美元一本。克罗波西还收藏了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的英译本，他在书中写满了他的读书笔记。

在这些藏书中，有一本法国学者博杜安（Jean Baudouin）所写的法文著作《卡尔·波普尔的政治哲学》（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de Karl Popper），这本书也是作者本人赠送给克罗波西的签名本。而更加令我难以置信的是，书中居然夹藏着一份克罗波西写给博杜安的书信。在这封书信中，克罗波西感谢了作者的美意。这是我第一次离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这么接近，真是唾手可得。原本，我可以把这份珍贵的书信带回中国……

突然，我在灰暗的角落里看见了一本灰暗的图书，书脊上写着“施米特”和“施特劳斯”字样。于是，我下意识地抽出了这本书，发现这本书就是迈尔的作品《隐匿的对话》德文版。当我打开第一页的时候，我呆住了。这本书竟然是迈尔本人题签给克罗波西的赠书。迈尔落款的时间是1988年4月13日，那时这本书刚刚出版。但是，这本书的品相非常好，看起来几乎是全新的，也没有发黄的迹象，书页依旧还是白色的。粗看之下，我们丝毫不会觉得这是一本出版于1988年的书。如果不去看它的出版年份，我们或许还会以为这是一本刚出版的著作。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收下了这本书。这本见证了一段跨国友谊的旧书就是我在芝加哥大学查找施特劳斯档案时偶然所得。因为施特劳斯，克罗波西藏书来到我的身边。

而后，我约见了塔科夫教授。他逼仄的办公室中央有一张书桌，书桌上堆满了“经典与解释”系列丛书。他告诉我，这些书都是刘小枫教授寄给他的，他刚收到不久。刘小枫对他讲，全世界最全的施特劳斯著作集不是英文版，也不是德文版，而是中文版。他还说，他手上有一些文献只有英文版，没有德文版，还有一些文献只有德文版，没有英文版，但是这些文献都被翻译成了中文。

寒暄一番之后，我把芝大图书馆在大批量出售克罗波西藏书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无奈地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然后，我告诉他，我在这批藏书中发现了迈尔题签给克罗波西的《隐匿的对话》德文版，而且我还在杜博安的《卡尔·波普尔的政治哲学》（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de Karl Popper）中发现了克罗波西写给杜博安的书信。我说，我打算留下迈尔的书，但想把杜博安的书以及书中的这封信交给他。他说，如果日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建立了克罗波西档案，这本书和这封信或许可以放入克罗波西档案中。他还说，克罗波西是幸运的，这些藏书至少遇到了你，到了你的手中。然后，他开玩笑说，如今，你是美国之外收藏克罗波西藏书最多的人了！我们相视一笑，不知道个中是何种滋味。

实际上，芝大图书馆那次清理库存，不仅清理了克罗波西的藏书，还清理了美籍华裔著名学者邹谠的藏书。一位初次相识的芝加哥华人留学生看到我正在挑选图书，就过来跟我说，他在另外一个书架上发现了邹谠藏书。于是，我赶紧跟着他去了另一个书架。由于下手太晚，我也只在那个书架上找到了两三本写着邹谠英文名字的藏书。除了这本书之外，我还看到了邹谠名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英文版下册，只是无法确定这是否是邹谠本人的藏书。

中国图书馆一般都会像供佛一样供着名人藏书，轻易不许读者翻阅，即便隔着橱窗玻璃瞻仰也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我时常感慨，这样的藏书真的是“藏”书，藏起来的图书，反而失去了藏书的价值，无法让后来的研究者和读者受惠，从中一窥著名学者的读书方法，实在遗憾之至。相比之下，芝大图书馆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完全不重视名人藏书，居然轻易就出售了大批名人藏书，让这批藏书流落四处，真是令人唏嘘不已。在最后的免费赠送时刻，芝加哥大学附近的旧书商推着小车，大批大批搬走了剩下的图书。我们都还来不及一一看过去，他们就已经把这些书架哄抢一空了，其中不知道还有多少名人藏书就这样散佚了，实在可惜。

我在哈佛大学访学的时候，还专程去哈佛大学图书馆的特藏部浏览过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藏书。这批藏书保存得相当完好，允许访客拍照。不过据说坊间书肆也曾发现过罗尔斯的藏书。但至少就这批保存在哈佛的藏书而言，真是太有研究价值了。其中就有我研究的伯林的著作《自由四论》（Four Essays on Liberty），书中留下了罗尔斯的亲手标记和读书笔记。此外，最让我吃惊的是，罗尔斯的藏书中居然有三四本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Groundwork of Metaphysic of Morals），其中有2本一模一样的英译本。而且这2本一模一样的英译本都散架了，图书馆工作人员小心地用细绳捆起来了。不止于此，每本都密密麻麻地标满了罗尔斯的勾画，而且用的还不是同一种颜色的笔。可以想见，罗尔斯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才可以把书读成这样。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读书竟然细心地这个地步，真是让人肃然起敬。

相比芝加哥大学的怠慢和中国图书馆的珍藏，我想哈佛大学图书馆对待名人藏书的态度是最值得学习的。我们不应该把名人藏书束之高阁供起来，而应该让这些藏书为后人所用，这才是名人藏书的真正价值所在。毕竟，书是用来读的，而不是用来藏的。

后来，我就把迈尔题签给克罗波西的《隐匿的对话》德文版带回了中国。没有想到，2019年迈尔访问中国。我又想起了五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访书的往事，于是从书堆中找出了这本具有特殊意义的藏书。我不知道我把这本书放在迈尔的面前，他会作何感想。

9月20日，他到我任教的华东师范大学演讲。我先请他帮我在《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上签名。他说：“这是我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我说：“不是，这是第二本书，第一本书是《隐匿的对话》。”他翻了一下说：“对，这是第二本。”然后，我拿出《隐匿的对话》德文版。我告诉他：“这本书背后有一个故事。在你打开书本之前，我先跟你讲讲这个故事。”于是，我把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所看见的一幕原原本本地跟他讲了一遍。然后，他接过我递给他的书，打开了第一页，陷入了沉思。我看得出来，他的签名和题辞让他想起了他跟已故老友的点点滴滴，我分明感受到他动容了。因为施特劳斯，见证他们友谊的故友藏书再次呈现在迈尔面前。他问我：“你知不知道我在题辞中跟克罗波西说了什么？”我说我不知道。老实说，我无法辨认他的字迹。于是，他就一字一句念给我听，言语中充满了感情，似乎也带了一点感伤：

致约瑟夫·克罗波西：

谨以崇敬和感激之情赠送这本书给您。这是第一本标题中出现“列奥·施特劳斯”字样的德文书，我希望这本书已经恰当地处理这个主题了。

真挚的

海因里希

1988年4月13日

Joseph Cropsey

in Verehrung und Dankbarkeit zugeeignet - das erste deutsche Buch, das Leo Strauss im Titel führt, in der Hoffnung, daß es der Sache gerecht wird.

in herzlicher Verbundenheit

Heinrich

13 IV, 88

那是他写于三十一年前的文字，那时候他还是个三十五岁年纪的青年学者。而今，故友已逝，而他也已经是六十六岁高龄的老者了。此情此景，真是让人难过。尽管我非常珍惜这本书，也确实有点不舍得拱手于人，但是，我真的被这个场景打动了，我非常不好意思据有这本代表着他们两人友情的书籍，于是萌发了物归原主的念头。我对迈尔说：“要不我把这本书还给你吧？”迈尔立刻说：“不！不！你留着它。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接着，他说：“你把这本书的题辞和签名给我的学生拍个照，我想留个纪念。”

假如克罗波西现在就活生生地站在他的面前，那么，迈尔会对现在的克罗波西说些什么呢？对此，我特别好奇。所以，我原本希望他在这本书上再次留下笔墨，把他现在要对克罗波西说的话细细写下来，但是又唯恐破坏这本书的原貌，且再次勾起他内心的感伤情绪，因而，尽管我的心中屡次闪过这个念头，但却始终不忍开口。哲人已逝，故友何处寻？所有陈年往事都已经寂静无声地消散在风中了，就让一切都定格在那本三十一年前的旧书之上吧，它会在历史的角落里继续默默见证那段细水长流的绵绵友谊。三十年后，说不定这本具有特殊意义的旧书再次到了另一个有缘人的手中，从而开启了另一段具有同样特殊意义的历史情缘，谁又能预料呢？

三十多年前，一个德国青年的施特劳斯研究处女作，漂洋过海到了美利坚施特劳斯弟子的手中。一个研究施特劳斯的中国青年偶然间得到了这本施特劳斯研究著作，又漂洋过海把这本书带回了中国。三十多年后，德国青年已然两鬓斑白，那位施特劳斯弟子也已经驾鹤西去。当他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讲授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偶然间抚摸到他当年题赠给故友的处女作，那本见证了两人友情的旧书，他是怎样一种心情？

这就是一本施特劳斯研究著作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温情故事！在这个故事背后，我看到了一段三十年间的友谊，看到了两位学者的惺惺相惜。于是，我匆匆写下了这篇文字，记录一个远逝的灵魂和一颗跳动的心脏三十多年后在中国的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