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封城是正確的決策嗎？

2003年那年我才剛畢業，因為SARS的關係，我們取消了畢業典禮。那段時期，基本上每天都在擔心SARS的事情，想著自己可以幫上什麼忙，也擔心會有更多人感染。

那一年在台灣的疫情爆發是在台北市的和平醫院，一開始是因為資訊不足所以沒有採取足夠的防護措施，疫情擴大之後，疾病管制署決定封院。但是所謂封院有幾種作法，當時的其中一個建議是把已經感染的病患遷出到合適的隔離病房，所有人員另外隔離管理，然後封院消毒（也就是人員遷院之後再封院）。但是當時台北市政府決定要就地封院。

所謂就地封院，就是不准人員進出。也就是說，所有原來在醫院住院治療的所有病患都要待在醫院（即使沒有得到SARS），而所有員工也被召回醫院隔離，共計約有1200人被關在和平醫院中。

當時的和平醫院沒有足夠的負壓病房可以隔離已經感染的病人，沒有足夠的醫療設備可以處理這麼多的病人，醫院當中的防護器具也不夠。被關在其中的人絕望的心情可以理解，有一名疑似感染的病人甚至上吊自殺。一度有醫護人員試圖衝出封鎖線抗議。

4/24決定封院，5/8淨空和平醫院，短短兩周的時間，和平醫院總計有150人感染，當中有35人病逝，一人自殺。SARS的致死率在不同的年齡層略有不同，大約在7%-15%之間，而和平醫院當時的SARS致死率高達23%，足以反映其封院後醫療資源的不足。

對台灣第一線的醫療人員來說，當時就地封院是個不智的決定，非但不專業也不符合人性。

我們至今除了知道這個病毒會人傳人之外，對於這個病毒在感染的哪個階段會開始傳染，潛伏期有多長（目前是先以14天來做隔離的依據），致重病率有多高等等都無法得到確切的資訊。

我們知道的是，當其他國家的研究指出根據境外病例回推武漢的病例通報有嚴重低報的問題之後，中國官方責成衛生系統，然後通報數字就突然增加。這種人為痕跡過度明顯的狀況，讓人猜想應該不是中國官方所說的｢病毒發生變異」，應該是武漢地區的醫療基層有不確診不通報的問題，到底是確診的能力不足還是因為中國官僚系統結構性的問題，或是兩者都有，這在目前是不得而知的。

恐慌通常都是來自資訊未明。

在資訊未明的情況之下將武漢封城，基本上就跟當年將和平醫院封城類似，其實是不符合人性的，因為還沒有感染的人肯定想要逃出去。

當然，以一個城的大小來說，大家可以各自在各自的家中跟其他人隔離，跟在一個醫院當中不得不跟已經感染的病人同一棟樓甚至同一層樓相差甚多，因此有許多人應該也可以接受繼續在城裡生活。

但是，這些人可以接受繼續在城裡生活的前提是醫療資源充沛，尤其是疾病診斷系統運作良好，可以迅速隔離感染者，個人防護用具準備周全，而醫療系統足以支撐治療的需求，假如武漢內部的醫療系統不足以支撐治療的需求，也可以將感染者外送到其他地區的適當醫院治療。簡而言之，就是足以保障感染的人能夠被醫治，也能保障還沒感染的人不會被感染。

否則，人為了求生，還是會想盡辦法離開到比較安全的地方。

也許防疫如同作戰，但是如何能增加兵力以及減少逃兵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應該提供透明的資訊以及應該互相協助。光是想要靠嚴刑峻法控制，對感染者或是感染區｢壯士斷腕」，往往會發生許多悲劇。

目前其他地區應該確認的是，有沒有不是武漢輸出的病例，畢竟以我們目前對這個病毒所知的傳播力，不太可能只有武漢有病例然後輸出到中國其他省分。若是認為目前疫情只在武漢，而對於其他地區的疑似病例沒有加以確診，那麼不受控制的疫情很有可能在另一個城市、另一家醫院發生。

在matters上面讀到許多中國作者的想法，讓我感到從2003年到2020年，中國確實已經不同，在診斷技術上以及醫療上都多了信心。只是防疫這件事不只是診斷以及治療，有更多是關於整個社會系統的運作方式。我的憂心是，從過去一年非洲豬瘟不受控制地快速在中國擴散來評估中國的社會系統運作，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否能夠控制住依然是個疑問，而武漢封城的決策並無法讓我感到安心。

關於當年和平醫院的資訊，我是參考這篇報導：https://buzzorange.com/2015/05/28/mers-remind-us-sars-in-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