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7日

凌晨四点才睡下。

昨天夜里，我和朋友正在谈论复工后的工作计划。他问到：“会不会拖到四五月份才能缓和下来。”我刚想回复，iBreaking弹出消息说，李文亮医生在医院病逝了。赶忙切去微博一看，心凉了半截。

这是言语无法描述的几个小时。起初是遗憾和愧疚，反思这个框架内的个体如何被捂住嘴巴，如何被当街示众后改判无罪，又如同一束烟花被喉舌推上天际，转瞬即逝。生命绽放又凋零实在让我们惋惜，每个人不约而同点起蜡烛和他告别。但这荒唐剧硬是在一台ECMO的帮助下挣扎三个小时后彻底爆发。如同荒诞除夕夜的一篇续集，众目睽睽之下上演如何让一个人真正死去的世纪演出。

是的，一个人的生死到最后一刻不是由天，不是由命，是由他。他在你生时为你戴上红色的口塞，用两个手印宣读他的至高权力。你累了，你将要获得解脱，你闭上眼睛，他卡住你的脖子，让你呼吸，为你续命。此刻许多人幡然醒悟，每个人都是他的提线木偶。我们曾经高举红色的令牌一齐振臂高呼，曾经为一个神明的陨落一齐哭泣，后来的我们在庞然大物前张开双臂化为不可言说的秘密。到如今，我们敲击键盘将一句句警句一个个不予显示的字眼推上热搜，也终于体悟到，我们是他的共犯，在一场场完美演出后为他鼓掌成为最庞大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这份惭愧卷入双螺旋会永远留在我们的身体里。

李文亮医生走了一天，他变身一颗鱼雷，把汪洋底下的小鱼炸得天翻地覆。这件事，终究能唤醒什么？在哀悼李医生时，我们在哀悼什么？这一整天，我都没想明白。或者说我心知肚明。我啊，羡慕孩子们，不用读厚厚的历史书。只用一本，从前往后，从后往前，改了年份，又是崭新的一课。

“我很害怕。”

“我也是。”

“我害怕一个人走上街头。我不怕死，但我怕只有我一个人。”

“我也是。”

我们都是。

此刻我坐在书房，听着Spotify的爵士乐推荐。与我相像的，在大城市长大的人，完成学业步入稳定的工作，有开明的父母默默支持，有相爱的人可以缠绵，能在伦敦桥下接吻，在三藩挥舞彩虹旗，仿佛手可摘星辰。只要有一颗安于当下的心，一切欲望和需求顺水推舟都能实现。究竟还有什么可以埋冤，为什么需要如此的愤恨呢？

都只因为，我回不去了。我们这些人，都回不去的。那个不予显示的东西是一种诅咒，是海贼的大秘宝，是灰姑娘掉在台阶上的水晶鞋，一经亮相，人们就对它趋之若鹜。偌大的房间里，你知道有一头大象，尽管眼睛被蒙上，耳朵分不清方向，但是刻在脑海中的那样东西，真的太难抹消。

李医生九年前的第一条微博，是关于温州动车事故媒体人质疑官方而遭停职的消息。他自始至终都在坚持一件事情：坚守真相。他的微博因渴求真相而生，也为捍卫真相而息。“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这就是他脑中的钢印。

“勇敢就是，在你还没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注定会输，但依然义无反顾地去做，并且不管发生什么都坚持到底。一个人很少能赢，但也总会有赢的时候。”哈珀在《杀死一只知更鸟》里这样评价一位60年后的逝去的医生。

“还能不能好了？”

“不会好的。”，我这样回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