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可冲司机-大李
塔可冲司机-大李

你会不会让你的敌人定义你是谁?

一场不科学的病毒“追逐战”,谁代表科学?

首先,別看錯了,是誰代表“科學”,而不是誰代表“學科”,想找課代表的同學請出門左轉。

這麼說是因為,這場“戰役”中沒有什麼“作業”可抄,用這種措辭的人,從一開始就想以一種“標準化”的方式來告訴大家:只有一條路可走。大陸的主流網民,無論年紀大的小的,基本都在高考恢復成長後,以“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方式”深刻的接觸(或作為父母接觸)高考,而考試、作業向來都只有一個答案的,哪怕言之成理,只要答案沒有寫“言之成理即可”,也還是錯。❌一個大紅的差。

從一開始,內地吹捧河南的“先知先覺”,各地忙於找作業做的最早、最好的人,從而引起了對本地政府的批判,大家的呼喊都只有一個:某某地方已經如何如何了,這個作業怎麼還不會抄?!

各地的情況不一,有人口輸入型的、有輸出型的,有交通樞紐的、有與湖北比鄰而居的,要防範監獄或者刑滿釋放、要防範划木盆過江,等等。如果要找一個適合全國的答案,相比這個答案不是最大公約數,而是最小公倍數,如果不小心,水平不足,那可能得是幾倍的公倍數,至於是不是最小就很難說了。

現在,輪到歐洲成為“新震央”,這個作業WHO已經給了高分,歐洲是不是肯抄?

好了,我們還是不要用那麼低齡的詞彙了。簡單聊聊,什麼方法是科學的?是不是有可能找到科學的方法?

一、關於病毒追蹤,一場毫不科學的追逐

如果只看歐洲的情況,包括目前很多媒體整理的時間線,顯然意大利成為歐洲很多國家的“源頭”,同時將意大利的追根溯源聯繫到所謂“1號病人”即倫巴第區的一位曾經參加了馬拉松並觀看了足球比賽的確診病人。德國在鎖定狂歡節的病人時,也基本採取了這一類的推理。但實際上,這一切正確嗎?

圖片來自DT財經

台灣公視在前期追溯病毒的節目中就有專家提出,如果只是認為確診的(白牌車)司機因搭載過嚴重咳嗽的從浙江歸台商人,就認為該商人是傳染源,而當時這位商人的檢測成陰性。有專家指出,如此推斷需要更謹慎。

回到意大利的例子上,雖然“1號病人”接觸了從中國回意大利的同事,但同時他的同事並未確診(陰性)。其實,恰與當時台灣司機的情況類似。該如何確定意大利這位病人的感染源已成懸案。

再來看德國,德國早期在對疫情的控制較為成功,早期發生的因與武漢病患接觸的人員均及時發現、隔離並治愈。但是一個不太了解的疑問,各國對早期接觸武漢/湖北/中國確診病人的人員都做到嚴格的排查了嗎?例如在巴黎吃感冒藥過關的遊客、甚至有兩個遊客在芬蘭確診,他們從機場出關一路接觸的海關人員、司機、餐廳服務員、酒店前台等等,會全部嚴格的排查嗎?按照目前歐洲對無症狀人士的態度,恐怕當時也不會嚴格到哪裡去。

另一方面,即使例如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國在1月對武漢/湖北/中國人士進行比較嚴格的篩查或隔離,但無法確保全球同步,事實上造成漏洞。武漢封城前,每週有三班直飛紐約的航班,完全消失在大蘋果的人群之中,紐約再往世界各地的人流呢?

到2月甚至3月再來看某個“突然”的病患有沒有與中國人接觸其實是完全不科學的。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為世界爭取了一個月的窗口?恐怕是世界為病毒爭取了一個月的窗口吧!

畢竟,過去的兩個月窗口(中國瞞報一個月,全球到處跑一個月),病毒得到了寶貴時間,畢竟以現在的患病率,多大的傳播才能讓這個加拿大總理老婆、伊朗副總統、湯姆漢克斯和英超阿森納隊主教練都被感染?我認為也許只是沒有檢測而已,在歐美國家的馬路上隨便拉十個人估計都能測出一個來。這個時候再去談“感染鏈”其實意義不大了。

在追逐病毒的過程中,這一類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國泰航空的空服人員確診,到底是在航班上感染還是其在西班牙馬德里期間感染?香港傳染病相關管理人員給出的答案是較大可能性是在馬德里,其實這種不科學的答案本身已經沒有意義了,除了污名化某個地區,在這個程度上,任何地方都可以“被武漢”、“被中國”。

二、中國安全了嗎?若情況疊加下的病源確定困境。

中國安全了嗎?看起來是吧,大家愛說,“至少從官方報告來看”數據如何如何。這就是中國最吊詭,且任何大陸以外的人也許無法理解的地方——我們自己掌握著一種默認的界限和認識,人人都知道即使疫情從武漢的爆發發生了隱瞞,哪怕再出10個李文亮,這數據今天仍然有可能是假的;另一方面,所有人與官方達成的另一種默契和放任是,我們知道0是官方需要的,同時官方報0意味著即使有瞞報問題也沒那麼嚴重。這就是不足為外人道的中國現狀。

由此,大家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安全的,這也是為什麼即使數字天天掛0,哪怕兩個禮拜都是0,官方也不解除一些禁令,而人們對外出仍會報以充分的防護,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0代表的真正含義。(另,如果你認為迄今為止所有的0都代表絕對沒有新增任何確診、疑似,那你不需要看這篇文章了。)

圖片來自微博

從這個角度說,倒是可以假想一種留學生或歸國人員的窘境,假如某個歸國人員與其他病患接觸,雙雙發病,如何追溯源頭?到底是歸國人員境外輸入,還是歸國人員受病患感染後得病,這本來就會演變成一場羅生門,而在今天的中國你說事情會怎麼樣?是某地承認自己仍然病患,但無法確認,還是認定歸國人員輸入病毒?我想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所以當國內民情洶湧的攻擊歐洲,怒斥各個國家、地區、機構,為什麼不肯“抄作業”,其實背後表達是一種迫切的將自己的做法推廣的心理,只有這樣才能進則證明自己做的對,退則責怪別人沒有按照“中國模式”執行。中國模式已經在過去一個多月裡讓國內的一切停擺,但中國仍然迫切希望證明自己的做法是正確的。另外,可以順理成章的把問題歸結到輸入型病例身上,當然他們事實上也攜帶著病毒,但回到這篇文章的主題:這場追逐戰已無科學性可言,但似乎中國仍然在以一種蒙昧的數字統計結合科學處置的宣傳。

此外,這時候的數字體現的安全,出來一種瞞報的默契,其實很大程度上也體現為一種心理安慰,尋求自己希望的答案。當看到法國出現首例監獄感染、各國數字一天天成指數增長、伊朗最高領導的高級顧問感染,這些都不會在中國被看到,我們只能看到監獄被罪責、一天內三地監獄被通報出現病例(通報時已上百)連官員感染也很快進入了冷處理。我甚至覺得國人沉湎于溫柔鄉中自我麻醉,信息公開和透明也許是一種痛苦。能否適應也許完全是未知數,已最簡單易懂的方式宣佈自己做得對,往往來的更簡單。

三、死亡率統計的一些想法

我不是流行病學家,所以這純粹是我個人的一些瞎想。

在初期,死亡率並不能做很大的參考,例如截至3月15日,德國仍錄得相對較低的死亡率,但是距離疫情全面爆發時間太短,說難聽點,人可能還沒來得及死。雖然與此同時,周邊國家例如瑞士、荷蘭、法國的情況可以做橫向比較,但針對死亡率本身的統計,在這個階段未必科學。

死亡率應當與重症率、治愈率動態的結合考慮,如果沒人治愈,只看死亡人數,本身的意義並不大,一方面醫療資源的佔用並沒有解除,另一方面還有轉向重症或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特別是沒有治愈意味著尚未(哪怕依靠免疫系統)戰勝病毒,如何在這個情況下科學的評價死亡率?

我們知道武漢的死亡率,我們也知道武漢/湖北以外地區的死亡率,呈現截然不同的比例,呈现截然不同的比例,我们能够理解這樣的死亡率反應了一種差異,但是數字本身真的正確嗎?是其他國家可參考的嗎?如果其他國家誤參考了錯誤的數字,這個責任誰來承擔?

歐洲感染情況,圖片來自柏林晨報

四、人類太健忘以至於我們已經忘了武漢的慘狀

在我們自豪的宣稱中國的方式應當被借鑒,我們已經忘記了我們的代價。確切的說,也許旁觀者不配說“我們的代價”,“他們”付出了代價甚至可能沒有辦法留下名字。

真正的死亡率無從統計,即使把硫化物與火化尸體有關的推論和傳言僅僅作為傳言,我們也的確可以看到各地殯儀館馳援、喪葬物資緊缺,也許統計裹尸袋才可以幫助我們真正的了解到底多少人在這個期間死去。

即使不是因為新冠肺炎,因為醫院所需被趕出來的需要放化療、透析或其他治療的人們,他們難道不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死於新冠肺炎嗎?他們當然不會也不應該被統計進去,但是這就是中國“科學”抗疫的世界典範和全世界都應該學習的模式?這就是我們迫切地高呼全世界應該抓緊學習的模式?這就是我們恨鐵不成鋼的,像發現了什麼漏洞一樣,放大意大利仍然在“流動”的封城措施的動力?

這樣呼籲的人,這樣的封城,你想要嗎?你問問武漢人想要嗎?全世界有可能想要嗎?


其實當互聯網,尤其是中文互聯網媒體大聲疾呼迫切希望各國封城封國,一方面自然是為了證明我們已經做過的事情是正確的、“科學的”;另一方面在於利己主義者們——多數中產或擁有“網絡接入基本人權”的互聯網多數,並不會受封城的實際影響,他們呼喊的時候或許不會陷入封城的窘境,更重要的是即使陷入封城,網購、外賣、抖音、網課、遠程工作,他們的生活將是受影響最小的群體。這群人掌握了互聯網多數,並且宣揚一種所謂“科學”的處理方法,然而這個處理方法對找不到網課信號的孩子是不科學的,對父母與孩子分離的家庭是不科學的,對無法在封城期間得到平時報酬又需要工作維持生計的人是不科學的。

我相信也許沒有什麼是科學的,有時候犧牲是無可奈何的,但正如我這篇文章想要谈的,別說什麼政策是最好的,這種話我覺得還沒“他們可能都得病了,中國還讓他們來的話,我害怕”來的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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