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人

你会不会让你的敌人定义你是谁?

“对,你是阳性”,电话那头说——我的确诊日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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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这个系列,其实今年3月在我刚刚从德国回来的时候已经在Matters发过,但是后来因为跟歪脑签约,修改后在那边发了专栏,所以被我隐藏了。

现在专栏结束,特在此重新发布一下保存。


当下午两点多电话响起时,距离我和太太的航班抵埗上海,已经过去了24小时。在这整整一天一夜里,我们按部就班地执行隔离检疫的规定,家人也和我们一起焦虑地等待检验结果。

 接起电话,电话那头问:“在飞机上是否戴了口罩?是否去过厕所?从机场下来后大巴坐在哪里?在回国前去过什么地方?”一一作答之后,我问,“现在能知道结果了吗?问这些是因为我们是阳性吗?”

“对,你是阳性,你和你太太都是。”电话那头说。

我在努力回想,我到底是如何来到这里,最终又如何“回归社会”?

无止尽的检测,遥遥无期的出院

得知新冠病毒检测阳性之后,医院、隔离酒店、区疾控……各个听过或没听过的机构,还有亲人、朋友甚至只是路过的医护人员都在问我同一个问题:知道自己在哪里感染的吗?

但其实,我自始至终都认为,要找出感染源的“科学”答案是不可能的任务。倘若两人接触,一人发烧后被发现患病了,另一人因此接受检验也被确诊,那么,能确定说是发烧的传染给没发烧的,会不会恰好相反呢?

 事实上,如果考虑欧洲或者高峰时期的武汉,由于已感染的基数不确定、传播不一定呈现链式结构,并且一个人可能同时面对多个传染源时,寻找感染源不仅徒劳,而且“伪科学”。(预告:我将在之后的评论中详细讨论上半年发生的这场“全球围堵”)

挂断电话后,我们收拾行囊准备从隔离酒店转移。我们首先去了两间不同的医院,做了两次CT,抽了好几管血,被告知CT报告和化验结果都会和我们一起随救护车送到终点站,也即指定收治新冠肺炎确诊者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但到了公卫中心,对方又说别家的报告仅做参考,还需重做检查。更令我们始料未及的是,付出了那么多“鲜血”的代价,却过了多天,都无法搞清楚这些检查的结果。

在公卫中心治疗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会被要求做咽拭子和肛拭子检测,但谜团比检测更多:每天检测的结果是什么?出院的标准是什么?我尝试过致电医生,得到的答复却是,不要问,问就是国家机密。面对这样的日常,“我到底何时才能出院”成了病友间的天问,这背后折射出怎样的医患关系?(预告:我之后将详细讨论作为国家机密的检测结果)

每天的检查化作每天的不得而知,只能尽量适应在医院的日子。入院第一晚,标准的清汤挂面加惨兮兮的一个蛋,早饭的时候,我们一边喝粥,一边看治疗群里医生发来的后来在国内引起争议的张文宏教授让“不要喝粥”的视频。随着时间的推移,伙食变得越来越好,按天收费有了27元、40元、60元三种选择,出院时却发现有医保的病人无论选择哪一档都由国家承担了,想来国家是不是多负担了额外的个人需求?入院时交了五千押金,第二天就被告知需要追加,而出院时医保病人的所有押金全额退还了,但是非医保病人会不会负担不起?(预告:虽然不是详细账本,但我们还是要从治疗及相关的费用谈谈整个资源的利用和个人负担问题。)

外国防疫、外国华人、外国人

住在医院的时候,从朋友圈看全世界都在“崩溃”,各地的华人似乎都在努力往国内“逃”。虽然不发生在我们身边,虽然我们不受外国政府的管制,但中国的网络却好像在为各国群体免疫的政策所恐慌,在为全世界“浪费”中国争取的时间而惋惜,在为国外的华人而遗憾。当外国的政府实话实说病毒无法消灭的时候,似乎原本对信息公开的认可和追求都不复存在了。我们不禁问自己,为了将病毒杀死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完成,你愿不愿意付出自己的自由作为代价,又愿意付出多少自由作为代价?这或许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预告:我们会单独聊聊对外国政府这些的看法。)

虽然在大陆的社交媒体里全世界都在崩溃,华人社会都在逃亡,但是大多数的大陆人却不希望看到他们回国。有人念起“祖国建设你不在,千里投毒你最快”的顺口溜,也有人说回了国就好了,即使得病也不怕了。所以,疫情期间那些恰好离开大陆的人,选择回国还是不回国仿佛是比哈姆雷特更难抉择的拷问。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国的困难程度非但没能缓解,反而爆出越来越多、各行各业、各个国家受困的华人,从回不回国的疑问变成了回不了国的困境。缔造下票房神话的战狼形象刚刚在国人心里牢牢的树立起来,却狠狠撞上了民航五个一,对于身处国外的人来说,到底该怎么选,这是个问题。(预告:回国的决定到底怎么做,回国的路到底有多难,这也是我们想一起交流的话题。)

我的病房就住着“逃回”中国的三个病人,我是这间原本核定两人病房的中间加床,左边床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中国人,右边住着一位从法国回来的外国人——听着像绕口令一样的现实是,中国人回来了,外国人也进来了。从医生的反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针对这些在中国确诊的外国人,治疗的变化,他们不仅在前述检测结果的追问中更有话语权,而且有时候也考验着医护人员的语言能力。医院添置了翻译机,增加了西餐的选择,也希望这些努力能相应地得到回报,略显老套的感谢信也许是最简单的回报之一了。(预告:外国人到底有没有超国民待遇?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三周后出院,但这并不是终点

住了三个礼拜,我总算出院了。现在,距离我出院又过去了4个多月,重读自己在住院时记下的“确诊日记”,别有一番况味。

有不少出院的“病友”,又走了很长的一段回家路,有些人被继续强制隔离21天、甚至28天,有些人因为其中一个抗体指标阳性被当作潜在病毒携带者处理。对于我来说,出院回家时有些朋友半开玩笑的说希望多见面,因为获得抗体的我们是“百毒不侵的新人类”;也可能,几个月后跟我再次见面的老朋友还会还问有没有传染性。这让我想起,似乎小区里少数知道我们确诊的对门邻居至今没有回来居住。

那么,作为读者的你,会害怕一个曾感染过新冠的治愈患者吗?他们——或者应该说我们,是否会承受社会的歧视与污名?出院并不是一切的终点,这也将是我本系列评论最后将要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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