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反修例運動的經歷（〇）：前言

前言

  我是長期在大陸生活的香港人。從六月下旬始，我參與了反修例運動不少事件，見證了一些歷史時刻。我希望把我的經歷在第一身視角上，一天一天如實，盡可能客觀地記敘出來，不加以抽象或綜合，也盡量不牽涉價值判斷（這也是我標題用「反修例」而非「反送中」甚至「逆權運動」的原因」），至多於描述事實中帶出相關其他解釋性或屬於背景的事實。講到個人感受，我希望祇描述我當時的感受，描述特定時空中發生的感受亦為之客觀。我想在事實最基礎的層面中寫，而我首先要解釋一下用這種寫法的原因（但這個解釋本身是和我想達到的目標衝突的，故放在前言）。我所理解的舊中國是素來如此的。傳統中國人除了「性與天道」極少用抽象思維，談到現實問題祇引經據典，為近代以西方人所不能接受的「事實解釋事實」。然而，新中國人走到另一個極端，講事實往往跳上抽象的高層次上說，強「論述」而弱「記事」，結果文章都成了概念的堆砌，起始一些概念，經過「概念遊戲」而得到另一些概念。至於這些高高在上的概念與具體真實生命的聯繫，不僅讀者難以貫通，恐怕大多數作者，也是說不清楚的。但很多人祇囫圇吞下學會說這一套抽象概念的語言，根本不求甚解，然後又潛移默化更多人，漸形成一個講這種語言的群體，大家能夠順利交流，而彼此都不意識這個問題。有甚者，故意把語言弄得晦澀難懂，彷彿越難懂越顯得高深，顯得門檻，不知這是以自己思維之不通示世。這樣的語言是斷裂於真實生命的「空中樓閣」，是抽離於具體生活的「增生」的領域，卻廣為存在於中國大陸社會。我認為這是近代中國急速「西化」然後「俄化」的後遺症。國人多在「他者」的位置上從外面學西學，而不進入到西方學術傳統裡面學習，急於求成，也就學藝不精。知性領域與實踐領域的斷裂，是一道「思維的長城」。知識既然不能「著地」指導我們的行動，人們便沒有參與和改變社會的意識，障礙了大陸公民社會的發展，更是極權主義的溫床。這樣的思維自然不能夠理解香港人的運動。其中一例是「復旦學派」發揚的「民族復興」宏大敘事，假定了歷史有個大方向，於是所有討論都在高層面上，圍繞著這個懸空的大歷史框架，而視框架下真實的人為不重要。遺憾地，這群祇學到西方學術皮毛的人，當朝主宰了中國。

  傳統中國人講「仁」止於「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西方人若要實現「渾然與物同體」，首先要上升到抽象的層面把握「共相」（無論是柏拉圖主義的「理念」抑或科學的「定律」），然後再演繹回到具體東西身上。傳統的中國思維則不分層次，純粹立於平面，以具體的人「感通」具體的人和事，因此聯繫回自己的經驗身上，產生共情，視人之經驗若己之經驗，而可以共趣舍，共休戚。這正是我的目標，亦作為反修例運動的一個小結以及歷史紀錄。

  反修例運動有其歷史背景。由於基本法，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香港人的約章，承諾回歸十年「以後」普選行政長官，回歸以來泛民主派一直的路線是「等」，「等」香港人獲得承諾了的民主，過程中只扮演「最忠誠反對黨」（Her Majesty‘s Most Loyal Opposition)。直到2014年，人大公布2017年即回歸20週年及以後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被泛民主派質疑是「假普選」，泛民主派才開始激進。港大法律教授戴耀廷等人宣揚「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 ，參加者違法但需要遵守一系列規則，例如非暴力，不匿名，事後向政府自首等等，以此為理論基礎，發起佔領中環運動。學界一般定義運動開始之先為「佔領中環」，及後領導權轉移至黃之鋒等學生領袖，後來甚至有群眾「鬥大台」去中心化，就歸於更廣義的「雨傘運動」。79日的「雨傘運動」最終一無所得而黯然結束，一方面悲觀的心態蔓延開來，此後社運一片頹靡，泛民主派發起的遊行示威參加者寥寥，傳統民主派對改變社會絕望。另一方面，「雨傘運動」佔領區中崛起的群眾年輕人組成了「本土派」新力量，當中有「港獨派」，但也有「自決派」，「永續基本法」派，「歸英派」等，並不如內地媒體通通打成「港獨」。他們認為爭取民主需要比傳統泛民主派做得更激進，於是有2016年大年初二的旺角騷亂。前者，社運沉寂的五年間，社會其實在累積巨大能量，等待契機爆發；後者，啟發以後的行動者，也提升社會大眾對暴力的接受程度。我們需要從這兩方面理解反修例運動這隻巨大黑天鵝為何突然出現。

  運動是由6月9日開始的。對很多香港人來說，司法獨立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最大保障，於是乎，修訂逃犯條例，使得內地法制有可能管轄香港人在香港做的事，就意味著一國兩制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