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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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摄影师,一个现代化起源研究者。关注政治学,政治哲学,历史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经济学。

民主制下政治家的困境——从国民党选举惨败谈起

(编辑过)
原文写于2014年12月,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之后。原文预测了蔡英文执政会遇到马英九类似的难题,但是蔡英文确实运气好,她遇到了半导体产业的景气周期,台湾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

这次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国民党惨败,社交媒体上有许多分析,看起来都很有道理。不过有一点提到的人较少,那就是在今天民主化地区普遍存在的政府轮换规律。

  身处进步主义时代的民众对政府的要求常常超越现实,并且民众的许多美好期望之间往往存在冲突,因此现代政府永远都满足不了选民的需求。为了在选举中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参选政治家往往为了迎合选民而许下许多无法实现的承诺。新政府上台后,民众的期望就开始一点点落空,民众的失望情绪慢慢增高,政府支持率就相应的下滑。且政府在台上,不仅要拒绝推行民众所期望的不切实际的政策,并且还要做深层次的改革,制定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规划,这些政策长远来看有利于国家,但短期却会导致一些人利益受损。由此,政府支持率再度下降。当然这是指理性的政治家政府,如果是民粹的政治家,就会采取迎合选民的政策,但这样一来经济恶果就会很快显现出来,政府免不了又会被选民抛弃。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蔡英文会是第二个马英九的原因。除非蔡英文运气奇佳,在执政期间什么都没干就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

  这种选民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造成了现代民主社会中政治家的困境。东欧巨变时期,民间反对派在政府的开放选举中赢得大选,按说这恰是实施自由经济改革的最佳时期,可各国在国企改革上却迟迟推动不了,选民反对太厉害。下一轮选举中,反对派政府下台,依靠反改革口号上台的前共产党人却实施了更为激进的改革措施。经济改革成功,政府却因得罪选民下台。

  在这里,政治治理与选举动员存在着本质的矛盾。政治治理本质上是高度精英化的,仅为少数人所掌握和理解,是非常小众和严肃的学问。在美国,行政学已经发展到类似自然科学一般的地步,需要运用大量的数学分析,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那么多智库为政府施政提供研究参考。这些知识对普通选民(这里的普通选民不仅指一般市民,也包括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来说,差不多是完全绝缘的。而选举动员,需要的是通俗易懂的标语口号,民众对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希望能有一个简单明了且能快速奏效的解决方案。这是当年共产党和纳粹能够胜利的原因。可许多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繁难得,不是非黑即白的,有时候甚至是无解的(比如经济周期,比如近代中国知识青年期望的反帝后赶英超美),它无法做简单化的理解。复杂社会经济问题的标语化、口号化,必然导致智识上的庸俗化、粗鄙化。比如奥巴马上台的时候,大家期望他能够改革,于是他就大喊“Yes,we can”,可奥巴马究竟要如何改革呢,却无人知晓,也不愿意去知晓。对于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有时民众还常常斥诸感情、直觉而不是理性,民粹主义是其典型代表。李明博执政时期,开放美国牛肉进口,这对绝大多数国民都有好处,可少数农民的抗议游行最终演变为参与人数超百万的超大规模示威游行(超过了历次民主示威的规模),李明博因此支持率大跌。

  参选的政治家,他可能是非常精英化的,有非常精英的团队,对大众关切的社会经济问题有深切的研究,但在选举过程中,他却不能仅凭宣扬自己的理念来赢得支持。相反,他必须要迎合大众的思想。大众对这些关心的社会经济问题持有什么样的流行观念,他就得跟随大众来制定自己的选战口号,许下许多自己完全不能同意的施政承诺。如果不这样做,他就无法动员最广大的选民成为自己的支持者,也就无法赢得选,最终失去实施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可如果他选着谄媚选民,以虚假承诺赢得选举上了台。身为政府首脑,他不能意气用事,行事要为国家负责,出于自己的智识和道德担当,他拒绝履行自己竞选时的承诺。从政治决策上来说,他的行为是完全正确的,但他却因此背上欺骗选民的恶名。由此,他的支持率就会从当选初期的高位一步步的下降,最终沦为奥巴马、马英九。

   媚众上台(最终被抛弃),还是坚持真理不从众?这是民主社会中政治家所面临的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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