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驥

香港作家

為什麼香港不可複製?

發布於

1988年,鄧小平發表題為《要吸收國際的經驗》的談話,提出:「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然而30多年過去了,內地部分城市除了個別單一指標(如GDP)方面超越香港外,一個全方位立體的香港,始終沒有被成功複製出來。但這可不僅是內地的遭遇,實際上,全球多地都有過「複製」香港的嘗試,例如菲律賓和印尼都以香港廉政公署為樣板,企圖打造廉潔的政府,但這些努力的結果無一例外,皆未成功。印尼總統維多多(Joko Widodo)最後不得不承認,「若要印尼政府官員不再腐敗,便要改變他們的思維」。

維多多的話一語中的,良好的制度必須由良好的人去執行,制度才會從紙上的文字變成切實的善政。如果我們只從制度層面照搬香港的經驗,試圖重走香港的「成功之路」,那麼在邏輯上很可能犯了倒果為因的認知偏誤。制度是香港成功的結果,不是原因。欲知香港何以成功,或許應從其源頭去研究那顆「成功的種子」。

香港,自1842年《南京條約》割讓給英國後,從來就是個不太平的地方,不斷受到太平天國、辛亥革命、日本侵華、國共內戰等來自北方的政治事件影響,同時還要解決內部諸如鼠疫一類的大型民生問題。而恰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仍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通常學者研究香港,多喜從港督、官員在香港的施政入手,而疏忽了橫向層面,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時期,英國本土發生了什麼?

事實上香港開埠之初,亦正好是大英帝國進入「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的早期。當時英國奉行「重商主義」,國力蒸蒸日上。但伴隨而來的,也有環境污染、道德滑坡等負面因素。泰晤士河變得臭氣熏天,酗酒、賭博、嫖娼肆虐,那個時代英國最偉大的小說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用《霧都孤兒》等作品深刻諷刺了那個時代。當時英國的海上霸權亦如日中天,而那一代被稱為「野蠻人」式的開拓者,帶著極度傲慢、自命不凡的心態,開展了全球性的殖民運動,打開香港大門的海軍上將義律(Charles Elliot)正是「野蠻人」的代表之一。

打開香港大門的義律

正如狄更斯在《雙城記》中展現的那樣,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傳統貴族被消滅,新的社會秩序又未建立,整個國家處於混亂失序的狀態。而目睹經濟騰飛之「國難」的英國有識之士,早已開始尋求良好社會秩序的重建。他們深信,唯從教育入手培育新思維的新精英,方能把國家再次拉回到「行公義」的正規。

這場影響深遠的改革,從公學開始。英國的公學自14世紀創設,原本是專為貴族的學校。後來隨著英國資本主義革命,公學越辦越多,不少新興的資產階級新貴族也成為公學子弟。1828年,阿諾德(Thomas Arnold)當選拉格比公學校長,見學生閒時賭博喝酒,畢業後野蠻高傲,有辱紳士之名,於是銳意改革。他是第一個把橄欖球引入校園文化的校長,不准學生搞個人英雄主義,而必須團隊合作,同時尊重對手,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在他看來,一名紳士不僅要擁有尚武的騎士精神,同時還要具備鋤強扶弱的紳士精神。自此,拉格比公學畢業的學生都不期然有公平競爭、尊重他人的世界觀。「阿諾德模式」的成功,令其他公學亦紛紛效法。

如果我們看到這一思潮對英國部分英國精英的影響,就容易理解後來多任港督在香港的施政邏輯。自第十四任港督盧押(Frederick Lugard,1907-1912年在任)開始,幾乎所有歷任港督——除尤德(Edward Youde,1982-1986年在任)外——全都是公學畢業。同時,管治香港的官員除受公學影響外,還得益於第五任港督羅便臣(Hercules Robinson,1859-1865年在任)設立的「官學生計劃」。

「官學生計劃」的雛形,是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提出的。當羅便臣到任後,發現45歲的理雅各精通中文,並且深諳中國的儒家經典、四書五經。羅便臣原本想請理雅各出仕,但理雅各對當官毫無興趣。但羅便臣覺得,理雅各的經驗值得複製到英國的年輕學生身上,只有了解中國,才能治理好香港。於是,他在香港推出「官學生計劃」,從英國古典學校畢業的學生可以申請來港,從前線的翻譯官做起,學好中文後在香港的政府任職。所以,港英時期的多數官員都精通中文。

不過「官學生計劃」實施後,還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便是,當英國學子熟讀儒家經典後,發現儒家「以德治國」的理念正好是他們苦苦尋覓,以圖解決維多利亞時代道德淪喪的「良藥」。這群人結合了英國騎士的「勇」和中國儒生的「謀」,從而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階層——「洋儒」。他們在香港,進行了一場思想大試驗。

洋儒赫德

典型的洋儒,有赫德(Robert Hart)和莊士敦(Reginald Johnston)等。

赫德是官學生,曾在廣州學習粵語兩年,中文程度達標後被派到香港任職。赫德精通中國經典,也深諳中國的為官之道,為人又正直。他掌管中國海關40餘年,該部門成為晚清唯一不貪腐的政府機關,且是清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正是他「行公義」的結果。而他在文化、政策、利益等方面,均堅持他自己提出的「騎馬理論」(即掌握好平衡),則是他身為洋儒的體現。通常人們認為赫德掌管的中國海關之所以成功,是「英式管理」的成就。不然。當時由英國人把持的部門不少,而只有赫德的海關清廉,其實是中英兩國文化在他身上合璧的產物。

穿滿清官服的莊士敦

莊士敦的儒學造詣就更高了。他不僅曾在香港任職,後來又被調往英國位於山東的勢力範圍威海衛,在威海衛處理法律事務。他深切感受到在中國判案的艱鉅,曾表示:「如果完全按照英國法律用證據來審理,嚴格遵從訴訟雙方在法庭上提供的資料來判斷,除了偶然例外,一般都不能得到公正的處理。」所以,他會學王陽明向罪犯灌輸聖賢之道,進行孔孟的「德治」。莊士敦後來更成為溥儀「帝師」,晚年回到英國後建了關於中國的私人藏館,每以「滿清遺老」自居。

綜上而言,香港在眾多英國殖民地當中之所以成就突出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管治香港的人員因為受到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與其他殖民地不同。制度容易複製,人不易複製。港英時期港督及其行政系統,正是在「公學傳統」與「中西合璧」的精神下施政的。在許多情況下,他們都能找到有效管治的平衡點。例如,早期香港的法院傳喚證人時,法官發現中國人對《聖經》宣誓無意義,後來就引入斬雞頭宣誓。又如,香港人李漢雄行刺港督梅含理(Henry May,1912-1918年在任),竟獲得特赦寬大處理。再如,廉政公署成立後由於激烈的「警廉衝突」,港督麥理浩(Crawford MacLehose,1971-1982年在任)最後也以特殊方式化解危機。

特赦了刺殺自己的羅便臣

港英政府的這種管制模式,1980年由布政司夏鼎基(Charles Haddon-Cave)總結為五個字:「積極不干預」。過往人們對積極不干預的理解多停留於經濟政策層面,對積極不干預存在諸多誤解,以為「香港奇蹟」是放任自由的產物。實際上,積極不干預不僅存在於經濟,且於政策、文化、外交等層面均有彰顯。黃兆輝博士的《積極不干預:港英政府的中國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一書,對此作為較為深入的研究,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看看。

《積極不干預:港英政府的中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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