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章晋
黄章晋

子曰:当仁不让

戈尔巴乔夫难题之三:容易摸的石头都被摸过了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开启了「修正主义」探索,再到勃列日涅夫时代柯西金总理的改革,苏联把中国八十年代中期才摸到的石头全都摸过一遍。

问题是,苏联找不到一个像中国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制那样,阻力极小、收效显著的突破口,以确立改革正当性和社会信心。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开启了「修正主义」探索,再到勃列日涅夫时代柯西金总理的改革,苏联把中国八十年代中期才摸到的石头全都摸过一遍。

以农村为例:

斯大林时代与1978年之前的中国一样,采取余粮征收制,扣除农民口粮后,剩余无偿交国家。赫鲁晓夫以收购制代替抢劫制,即余粮以官价征购,并不断提高收购价,允许农民拥有自留地和牲畜。

柯西金任总理的1965-1979年间,除粮食不断加价外,还分成征购价和合同价两档,合同价即超过征购任务部分再加价50%,局部性地允许农副产品自由交易后,农民有了市场价交易收入。

截至七十年代中期柯西金被边缘化,苏联农业部门持续了近二十年的高增长,到勃列日涅夫晚期的黄金时代,苏联的粮食和动物性食品的人均消费水平,已达到中国2010年的水平。

虽然苏联农民依然受严重的工农业剪刀差剥夺,譬如到1990年末为应对粮食危机,官方一次性将粮食收购价提高三倍,但依然不到市场价的五分之一。

但是,由于苏联农民自留地远大于中国农民承包分得的土地,再加其他条件影响,八十年代初苏联集体农庄的物质生活水准,除轻工业消费品严重匮乏,在食品、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至少不低于今日的中国农民。

苏联农业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两种组织。前者是传统农村被集体化改造的农庄,国家不保障农庄庄员的收入和生活,后者是国家投资的全民所有制农场,农工为拿工资的职工。

五十年代苏联集体农庄出现年付薪资制,后逐渐改进为月付薪酬。1964年,集体农庄建立独立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标准待遇缓慢提升。勃列日涅夫后期,集体农庄已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国有化。

改开前中国农民处于高度被剥夺的赤贫状态,除了管理上松绑,并无过多的复杂安排设计,就让占到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受益。

赫鲁晓夫改革带给后人的困境是,戈尔巴乔夫们既找不到可让农民有巨大获益的改革空间,也找不到让农民为三十年前的改革感恩的理由

城市里的工业改革同样如此。

八十年代中国逐步推进的改革:无论是宏观的打破条块分割、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还是微观上的物质刺激,计件工资、厂长责任制,前方都有苏联人留下的脚印。

1986年张维迎总结出「国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时,中国正热情宣传马胜利、步鑫生等人的厂长承包经验,无论农村城市,一包就灵的神话,还要若干年后才会破除。

或许在当时开始探讨「私有化」的苏联,才能找到张维仰真正的知音。

柯西金推行的新经济体制,就曾强调运用价值规律,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但是,苏联人几年后发现,有党政分开、厂长一元化领导,有物资刺激精神奖励,却并不能把派遣到企业的官员变成真正的企业家。

苏联经济学家甚至早就发现增产悖论:厂长必须聪明地控制任务完成指标,太少当然不行,太多更不行,超额完成任务或利润,明年上级会提升任务指标,工作变得更难

更糟糕的是「潜规则」:如果经营特别出色,你的位置就变成容易出成绩的地方,干得越好,越容易被那些与上级关系更好的人取代

物质激励到底能起多大作用,苏联人有更丰富的经验。

苏联各级计划部门的专家,为每个生产门类、生产环节和劳动量,都制定了一套科学、详细、精确的奖励规范。有现金、实物,有度假疗养,小到茶具,大到地毯、电视机、小轿车。

但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实践中,聪明的苏联劳动者通过交流学习,在每个环节上都摸索出一套欺上瞒下套取奖励的游戏规则。于是,数学家们制定的KPI系统,只是让大锅饭里的肉变多了。

工人农民浑水摸鱼,让苏联成为世界最大的次品生产国,而领导干部欺上瞒下,让苏联成为统计数字水分最大的国家。

1970年代的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案是苏联已知的最大腐败案,地方干部组团虚报棉花产量,套取中央财政拨款30亿卢布,这笔钱大部分被分掉了。而上面来核库存,总会凑巧发生火灾。

直到苏联解体前,中国学界整体上对苏联改革持积极评价:部署周密、思路正确、措施配套、注重立法。由企业改革扩展到宏观领域的配套改革,顺序得当。

苏联人很早就知道,打破条块分割、管理权下放、自主经营,确实能激发生产热情,但再往前走,深水处的石头就不好摸了。

打破中央对行业垂直管理的「条条」分割,赋予地方「块块」更多自主权,立刻会出现基建扩张,预算超支问题,而一旦分权,地方上的钱就收不上来。

而厂长经理一旦有自主权,会不断提高工资福利,为避免行业收入过分失衡,政府会被迫普遍加薪,而通胀增大,又会刺激新一轮加薪竞赛

另外,工业品的价格扭曲同样严重,越靠近原材料端的能源、材料、初级加工品,价格就越低,而越是接近消费端的工业制成品,价格就越高,它造成不同行业部门的利润率差异极大。

其后果是,利润率高的行业品质低劣、浪费严重,工人干私活普遍,而利润率低的行业缺少生产热情。一旦调高基础端行业的价格,很容易引发连环涨价。

改革多走几步,就会遇到预算失衡和通货膨胀,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回到严格的计划经济。苏联人在水浅的地方来回趟过几次,路熟。

1986年2月的苏共二十七大和其后的六月全会,标志着戈尔巴乔夫已基本完成高层的权力布局,当年工农业增长均超过预期,但戈尔巴乔夫反而遇到巨大阻力。

向企业下放管理权,意味地方党政官员的话没人听,消极抗命和公开反对很快传递到中央,而政治局里的利加乔夫等人并未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领袖被党内领导层孤立怎么办?党的历史经验库里其实有大量现成方案:

1920年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时,党内高层拒绝服用资本主义的药方拯救新政权,列宁直接绕过政治局,透过媒体喊话,调动社会力量倒逼政府,最后达到了目的

1986年12月,苏联取消对反对派的刑事诉讼。1987年一月全会,戈尔巴乔夫启动政治改革,借助民主化、公开性攻击官僚主义,以削弱经济改革阻力。

苏联外交家费德林在回忆中提到,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会谈时,曾当着尼克松俄文翻译的面问费德林:下面这段我还念不念?

苏联可以轻易被老人统治二十余年,靠着庞大而无微不至的官僚系统和军警宪特的严密控制,一旦这个束缚被打破,帝国大厦倾塌就是随时会发生的事。

这是危险的深水区。水浅的地方,石头都被前人摸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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