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章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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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当仁不让

戈尔巴乔夫难题之二:财政危机:改革第一推动力

改革还是保守,很大程度上是个财政问题,改革的内在驱动力是财政危机,其推进决心与面临的困境压力成正比

【财政危机:改革第一推动力】

勃列日涅夫去世时,外部世界对苏联最强烈的感性认识,是1981年9月4日西方-81军演,这也是广大「苏联爱好者」最为难忘的时刻。

图:苏联西方-81军演官方宣传照

当时苏联常规武器和核武器规模都远超美国,军费甚至比美国高出50%,处于全球扩张的顶点。

石油价格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力上升的最重要助推器。

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只用了19天,每桶石油由3美元涨到13美元,其后一路上涨近20倍。而苏联在1969-1980年间,石油产量增长了9倍。

从石油危机爆发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联的石油红利高达2700-3200亿美元。美国的苏联史权威科特金认为,没有石油,苏联可能提前20年解体。

但是,国运被勃列日涅夫一个人用完了。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石油成交价已由80年代初的40美元暴跌到10美元,油价走低同时,为苏联贡献滚滚财源的油井开始老化,采油成本迅速上升。

勃列日涅夫留下的苏联,外表无比强大,但腐败和低效问题空前严峻,对继任者来说,最紧迫的威胁,其实是急剧恶化的财政问题。

为争夺世界霸权,苏联军费从1965年的326亿卢布增长到1981年的1550亿卢布,占财政预算1/3,为应付居民的消费需求,1985年补贴超过730亿卢布,占财政预算18%。而七十年代为应付粮食不足,不断增大粮食进口,它日益成为一个外汇无底洞。

财政缺口不断扩大的同时,西方债务也迅速攀升,1975年债务为154亿美元、1980年为252亿美元,到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上升到383亿美元。

当时,人们以「技术派」还是「经济派」来区分保守派与改革派。所谓「技术派」,就是认为生产力提高靠技术设备的投资,代表人物是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经济派」则认为,经济手段激励也是很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赫鲁晓夫、柯西金。

戈尔巴乔夫有轻微的「经济派」倾向,地方工作经验,让他更容易看到统得过死的弊端。

但是,无论是谁上台,都面临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问题,无论其是偏向「技术派」还是「经济派」,改善财政的可选项都一样

削减开支的选项:1、削减军费;2削减对友好国家援助;3、削减居民福利、4、削减行政成本;5、反腐;

增加收入的选项只有两条:1、改变管理制度,释放社会生产力;2、加消费税

对斯大林体制的态度是改革还是保守,很大程度上是个财政问题,改革的内在驱动力是财政危机,其推进决心与面临的困境压力成正比

所以,勃列日涅夫从支持柯西金继续改革,到重弹计划经济和加强集中管理的好处,把「改革」变成「完善」,并非他突然又喜欢上了斯大林体制,而是从天而降的「石油红利」,手头突然宽松了

既然手头突然宽松了,为什么还要费尽心力以伤害大批同志的利益为代价去改革呢?

更大的诱惑是,财政突然变得特别宽裕,谁不想把权力上收,集中资源办几件能让人看得见的大事,让自己以有为之君载入史册呢

同样,当巨大的财政压力旧体系无法维系时,无论是情报头子出身的贝利亚、安德罗波夫,是为赶进度不惜人命瞎指挥的赫鲁晓夫,还是因理论正统曾被「红色主教」苏斯洛夫赏识的团派干部戈尔巴乔夫,最后开出的药方几乎一样:

对外与西方缓和、给盟友松绑,允许小弟各走特色道路,对内则是变革斯大林体制,调动生产热情。

如果改革阻力太大,需要争取民心和声望来提升政治资源,则有两个办法:一、反腐反特权;二、平反冤假错案。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政治上继续安德罗波夫的反腐和反特权,以年轻化之名清洗勃列日涅夫的「第聂伯帮」高层成员。生产纪律整顿上,则以强力手段严惩偷窃、矿工、酗酒、溜号等破坏生产的行为。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举措,却是典型「技术派」的「加速战略」,即通过重点加大对机械、化工、金属领域的投资追赶西方,「加速战略」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不平衡。

戈尔巴乔夫真正被外界打上「改革派」标签,是主动恢复裁军谈判。他第一次在西方露脸,是1983年5月作为政治局新人访问加拿大,他的睿智、犀利,与苏联领导人的老迈、僵硬形成鲜明对比。

戈尔巴乔夫既能舌战激辩加拿大参众议员,又能与西方记者谈笑风生;刚上谈判席时,是个冰冷的对手,仅过两年就变成和平天使,西方从没见过这样让人迷惑的苏联领袖。

从1986年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关于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看法的「新思维」,到两年后他在联大同题演讲,西方一直把注意力放在研读戈尔巴乔夫的诚意上。

戈尔巴乔夫成功掩饰了其真实动机,占据牌面巨大优势的西方国家,要在苏联解体后,才知道当时苏联正处于内部塌陷式崩溃的边缘。

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戈尔巴乔夫甚至成功地说服了自己,相信当初积极主动的和平主张,是因为人类共同利益的伟大理念而非手里缺钱。

外交新思维让戈尔巴乔夫在西方赢得巨大声望,稳固了国内地位。政治代价是得罪了军方和相关从业者高达500万-800万人的军工集团。

戈尔巴乔夫最失败的改革,是1985年5月实施的禁酒令,当时他才上台两个月。

酒在斯大林时代就为国家专营,对苏联财政的贡献相当于烟草对中国财政的贡献。如果规划得当,它本可以加价增税方式纾解财政困境,但戈尔巴乔夫是安德罗波夫衣钵传人,一定要完成前人未竟事业。

利加乔夫负责制定的方案,比1958年的赫鲁晓夫,1983年的安德罗波夫禁酒令要严苛得多,雷日科夫认为如此一刀切的行政手段不可行,但方案获得戈尔巴乔夫首肯。

1988年,轰轰烈烈的禁酒改革悄然谢幕,它虽然有许多立竿见影的成效,甚至真的短期提升了生育率,但数百亿卢布的财政损失,让它以雪上加霜型改革载入史册。

除去军费和对外援助,财政负担最重的是居民消费补贴。

1971-1985年间,苏联货币流通量增长2.1倍,而消费品生产却未增加。严控物价导致消费品严重短缺,享受补贴的苏联公民也没沾到好处,他们以每天排队的方式支付了真实价格。

尽管面临沉重的消费品补贴压力,苏联却不敢像1988年中国那样实施「价格闯关」,修正扭曲的价格体系,减少财政补贴。

1980年代初,苏联隐形通胀已经严重到一旦放开价格管制,就极可能会清空城市居民钱包的程度,没人敢冒这样的险。

1962年5月,赫鲁晓夫只是提高肉蛋奶价格,就民怨沸腾,新切尔卡斯克爆发大罢工,先得罪全党同志,再得罪老百姓,几头不讨好的赫鲁晓夫不久即被退休。

赫鲁晓夫闯关翻车,苏联领导人从中吸取的教训是:为了避免城市居民放下筷子骂娘,只能一边不断提高食品征购价,一边冻结零售价,财政补贴买社会稳定。

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财政问题已经变成一个坡道上滚了二十年的大雪球。

中国抢在苏联之前尝试价格闯关,有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刚启动不久的改革,曾取得过大幅改善居民收入的成果,改革推进者由此获得更充分的社会信任和推进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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