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之于仇恨，就像精卫之于海

Crescendo是一个音乐术语，意思是 “渐强”，表达乐曲中情绪的递进。这部以巴以民族仇恨为明线、纳粹与犹太血海深仇为隐线的电影，拍摄于2019年，上映于2020年1月——对，就是我们所说“疫情元年”的起始之际。影片主创人员一定没有想到，它会与整个世界的行进构成巧合与映照，在这个意义上，“Crescendo”已经超越了音乐术语，成为一个隐喻。该片的中译名是《狂人交响曲》（台译《交响狂人》），也许是这个平庸且离题的译名造成了妨碍，看过它人并不多。

曾主演《托尼·厄德曼》的彼得·西蒙尼舍克，在Crescendo中的身份是“著名指挥家爱德华·史波克（Eduard Sporck）”，他接受了一个左翼慈善组织“有效利他主义基金会”的游说，组建并训练一个管弦乐团，由1：1比例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年轻乐手组成，最终目的是举办一场音乐会，以配合巴以两国的一次和平峰会。

这个情节预设已经天然具足可观的硝烟，而导演犹嫌不够，再安排史波克的身份是纳粹军官之子，乐团的集训地点放在意大利风景如画的南蒂罗尔州山区——那是史波克的父母在德国战败后企图逃亡而终被击毙的地方，这一条暗线将大屠杀绵延的阴影纳入剧情，让影片的戏剧冲突具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纵深，也赋予史波克接受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合理的动机——他简直一生都承受着仇恨的洗礼。

试图弥合这些来自敌对国的乐手彼此间的敌意，是影片中最震撼的戏码之一。史波克让他们面对面站成两排。喊出来吧，他说，当着他们的面喊出来。短暂的沉寂之后，有人小心翼翼地说：恐怖分子。对面一人回以：刽子手。凶手。投弹手。你们的人杀了我的表弟！你们想摧我们的国家！讨厌！混蛋！……愤怒的发泄迅速缠结成难解难分的指责与对骂，有人抬手比划出举枪的姿势向对面扫射。在此，仇恨最残酷的一面暴露无遗——他们明知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既没有杀过人也不曾投掷过炸弹，明知对方跟自己一样只是个梦想成为音乐家的年轻人，明知对方无辜，但依然把怒火与诅咒渲泄在他们身上，他们彼此恨得要死，仅仅因为对方的身份，身份就是他们的原罪。

据说实拍这场戏的时候，许多演员开始哭泣，有两个激动到晕厥，有人歇斯底里地拒绝说出自己的台词，以至于导演扎哈维要反复安慰他们“这只是演戏”。扎哈维后来接受媒体访问时谈到这场戏的拍摄过程，说他永远忘不了这个场面，那是如此艰难的时刻。

对演员来说显然那不仅仅是演戏，很快我们都将比“元年”之前更为切身地领会到这一点，因为现实与电影已经构成了深刻的互文，世界范围里的人们都感受和经历了被撕裂的痛楚与被仇视的炙烤，那种汹涌的敌意在提示，原来巴以式冲突离我们并不遥远，或许大家就处在这种仇恨的入门级和低配版，黑色的恨白色的，白色的恨黄色的，谁也不知道这个链条还会不会继续延伸，尽管过往的历史已经明火执仗地告诉我们，唯民族论、唯国家论、唯性别论、唯阶级论、唯信仰论，最终都必然走向无差别仇视，而无差别仇视与无差别杀伐，一步之遥而已。对于影片中的角色来说，如果为自己的亲人无辜被害而痛恨，那么也就不能去伤害另一个无辜的人，否则你就是你所痛恨的，你就是你所反对的，二者秉持的是同等的逻辑，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推理。

但是理性往往需要习得，而人类诡秘的心理机制并不导向此处。仇恨来自于创伤，而“投射”与“移情”让受创伤的个体不自觉的去寻找外部的客体作为仇恨投注的对象，被他们找到的客体各式各样应有尽有，因为讨厌某个女人/男人而讨厌所有女人/男人，因为被一个喜欢穿红衣服的人伤害而痛恨所有穿红衣服的人，甚至痛恨红衣服，甚至痛恨红颜色，在大洋此岸被砸过的日系车，和在大洋彼岸被杀的亚裔，皆是如此，皆是替代。鉴于仇恨者寻找的替代可能是任何事物或群体，在这一心理驱动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被仇恨投射的客体。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人类的未来不抱什么希望。更何况，仇恨这一情绪是如此容易挑逗和煽动，又如此绵长和不熄，关于如何制造它、利用它，政客们简直可以出版成套教材了。

回到电影吧。影片将音乐当作和解的药引，当以色列小提琴手罗恩演奏维瓦尔第《四季》之《冬》那段急速的Solo，旁边的巴勒斯坦首席小提琴手蕾拉露出赞赏的表情；一场伤筋动骨的渲泄之后，乐队开始演奏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我确信导演选择这一曲目别有深意），在管弦乐器和定音鼓营造的低沉紧张的气氛中，黑管以透明的音色奏出忧伤而辽阔的主旋律，他们共同建构的音乐像一个美妙的实体充盈了整个空间，与之前斗成乌眼鸡似的场景构成了强烈对比，一曲终了，所有在生活中被各种苦难与黯淡折磨得粗糙和麻木的心弦，都被拨动了。

影片中的故事情节是虚构的，但在现实中，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组成的乐团确有实例，也是影片的灵感来源——那就是著名的管弦乐团“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它由享誉世界的犹太裔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和巴勒斯坦籍学者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创办于1999年，电影中的指挥家取名爱德华，正是为了向赛义德致敬。

“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管弦乐团成员来自于中东各敌对国，包括埃及、伊朗、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在赛义德于2003年因病去世之后，巴伦博伊姆继续支撑着这个乐团。2013年，有一位网友在亲聆过现场演出之后写下一篇侧记：

“最不寻常的并不在舞台上，而是在节目单里面。这份节目单没有乐团人员名单。通常音乐会的节目单里都会介绍乐团成员，这样可以让听众认识他们。不过这些资讯在节目单里完全看不到。我个人猜想是为了保护乐团成员，所以避免让他们的名字曝光。在中东地区，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禁止他们的民众与以色列人接触，更不要说同台演出。如果让他们的姓名曝光，很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不小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危及个人安全。”

这位网友还提到，乐团2006年首次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的时候，整座卡内基音乐厅如临大敌，所有观众必须通过金属检测器。

算起来乐团成立至今已经22年了，不知道现在他们演出的时候，剧场还会不会用金属探测器来检查每个听众，节目单上是不是依然缺少乐手们的名字。而我，一个远在中国的、孤陋寡闻的平民，如果不是因为这部电影，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乐团。巴伦博伊姆或许被更多中国人所知，因为他做过郎朗的老师，他还是大提琴女神杰奎琳·杜普蕾的丈夫，根据杜普雷的传记《狂恋大提琴》改编的电影《她比烟花寂寞》，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而巴伦博伊姆和杜普蕾的首次见面，是在傅聪的家里。追索到此处，我无法不联想起傅聪去世那些天，我们网络上的风波；亦无法不讶叹，那几乎就是现实与电影交相的映射。

作为一部群像电影，《Crescendo》风格朴素从容、细节丰沛可感。乐手们在远离尘嚣的异国终于达成了艰难的、初生的共存，尝到了一点点安宁与喜悦，然而这个桃花源是十分脆弱的，其内部就并非团结一致。当史波克说，为了这场你们即将共赴的音乐会，愿意暂时放下分歧的站到这里，不愿意的站到那里；大多数人选择了愿意，而有两个乐手犹豫半晌，依然选择了不愿意，两人双手交叉在胸前，倔犟地看着对面的另一群。

这个脆弱的桃花源周围环伺着各种狂热的偏执，包括指挥史波克遭到了来自反纳粹的犹太极端组织的攻击。这种此恨绵绵无绝期、父债子偿式的世代传承，就像一个不祥的预言，预示着那些年轻人的未来。

在情节上，我唯一不赞同的，是在表现阿拉伯乐手希拉和以色列乐手奥玛尔的恋情时，设置了奥玛尔意外死于车祸；我不认为这对罗密欧与茱丽叶式的情侣会恋爱脑到弃整个乐团于不顾、在重大演出的前夕私奔出逃，他们完全可以等演出结束再做这事；当时的情况并没有紧急到那个程度，而他们冲破家国观念的巨大屏障加入这个乐团，不就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吗？不就是迫切渴望参与一场盛大的演出吗？事实上在乐团所处的险境中，可以有一万个理由轻易击溃这个桃花源，导致音乐会流产，而不需要死亡这样一个过于戏剧化的桥段。

无论如何，最后的一场戏无疑是《Crescendo》中最强的音符。演出泡汤了，和平峰会取消了，在回程的机场里，两个国家的乐手分隔在两个候机室中，悲伤、沮丧、一言不发；当电视新闻滚动播放奥玛尔的死亡，以色列小提琴手罗恩再也按奈不住心底复杂而澎湃的感情，从琴盒里取出琴弓，在分隔他们的玻璃门上敲出拉威尔《波莱罗》那著名的前奏：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他的鼓手心领神会，掏出鼓棒，在不锈钢座椅的扶手上接着敲击，两边的乐手一个个加入进来，演奏拉威尔生平所作的这最后一首乐曲，整首《波莱罗》就是一个巨大的渐强，在最后犹如爆炸般的音区戛然而止。

这一曲奏完，他们就要回到敌意环伺、险状四伏的家园，回到汉娜·阿伦特所说“暴力实践改变了世界，而最有可能的变化就是变成一个更加暴力的世界”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