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子房

Sad but True

與麻木不仁的朋友割蓆

遠在美國進修的朋友W傳來信息,聲稱她曾經教過被槍傷的學生︰

「這個學生早晚出事。他經常小息找老師,很出名。事事講公平,世界哪有公平?太多事情看不順眼,又收收埋埋。我覺得這個學生衝動,年輕人熱向無可厚非。他不是襲警嗎?問心,都是他先主動,他不打人,別人就不會這樣。」

我問她,會不會向那位學生講兩句話。批評也好,關心也好,我可以代為轉達。

她說,經已好多人關心他,她和他已經沒有聯絡,毋須再講。

我試圖誘導,從人道立場關心一個認識的人,不行嗎?

她續說,是學生出手在先,打死無怨,見我不回信息,續又說,她認為雙方都有錯云云。各打五十大板,「保持中立」。

血饅頭

公司行政同事在第一次爆眼事件之後,異常亢奮︰

「活該!是你們要革命的!啱啦!革命就是要犧牲,那你們在吵甚麼!你要死現在就打死你。」

行政同事平常溫和,處事公道,是那種為了工作不惜瘋狂OT的種類。

她與幾位藍絲大媽一談及示威遊行,異常亢奮,屢屢說要打死示威者。戲言︰「我最近學唱兩句榮光歸香港呀。呢,我驚被捉住,唱兩句可以扮自己人。聽說ISIS也是,唱幾句可蘭經就可以走。」

我一直搞不懂這種心情,不懂引用研究、心理學去解釋她們的立場。在我的知識水平,她們並不是立場導致偏激,缺乏同理心嗎?好像又不是。平日生病,她們會主動關心,介紹各路神醫。工作上也甚是幫忙。何以能夠輕言殺人,並為此亢奮?

魯迅《藥》的現代版。興高采烈地議論,血卻是冷的。


極權的溫床

冷血和無動於衷恐怕是學校教育養成。香港過去的學校教育提倡,除了錢之外,不應關心任何事情。

我個人讀過的學校無一不是極權的溫床,講求服從,不講道理。尤其是80年代以前的教師,他們是制度的勝利者,從來不會質疑制度是否正當、公平,他們要求學生服從遊戲規則,一旦學生提出質疑,他們會說︰「我不會跟你們討論這些歪理。」

有兩位在元朗教書的夫妻,最近被學校舊生擺到網上公審。一位被指課堂上,表示水炮車應加入漂白水;一位在非音樂課,強迫學生唱義勇軍進行曲。

我與他們接觸過一段短時間,兩人不算壞人,也算不上好人,是兩位盡責的同事。教學經驗豐富,合作經驗順暢愉快。然而,一旦涉及普世價值,他們就不普世了。我們讀書年代的老師,大多數如此,課堂上灌輸課本知識,講授公平公義。回到辦公室,大搞辦公室政治。

我相信年年考第一的特首想法一樣。她沒有錯,你們這些失敗者沒資格批評她。

關於學校的極權,我是很偏激和不理性的。


偽理性很易,真同情很難

每一位對世事冷酷無情、漠視暴力的,都是極權的助力。他們心中沒有公平、對等武力,他們只會追究非執法單位的暴力行為,卻默許,甚至贊成執法單位殺人。

言語上他們會各打五十大板,「他沒錯,但你也不是完全正確」。行為上,他們一定優先質問「是不是你做了什麼令人誤會」。例如小孩子在學校被欺負,老師、家長會首先質疑,是不是你犯了什麼錯。

灣仔舊老細接受英國教育,他說面對欺凌,英國老師會叫學生︰「還擊。」英國老師不會出面調停,不會各打五十大板,不會要求兩位學生互相道歉,握握手做朋友。歐美文化認為,被欺負而不作聲,尋求外力幫助,是懦弱的表現。還擊才是勇敢。

我沒有驗證,卻聯想到張伯倫和邱吉爾。

那些不認同勇武,甚至和理非也說不上的人,內心缺乏信仰,也缺乏信念。他們不可能明白「楚雖三戶,亡泰必楚」的意志,他們早就屈服於命運的殘酷,甘心只做一個無志向也無識見,又或者以為自己已戰勝命運,不似得那些一無所有的廢青上街遊行。實際上,他們只是假裝理性和掌握真理的蟻民。


同情當權者是什麼玩法

他們認為抗爭者擁有諸多人格缺憾,而當權者「只不過打份工,他們也不想。」

朋友W非常同情林鄭,覺得「記者很兇,林鄭很可憐,快被記者逼哭了」。這種和當權者的共通感我無法理解,她在港時和大部份低收入者一樣住公屋。但她不會同情與自己屬於同階層的人們,反而理解、體諒當權者的難處。明明當權者有份壓迫她。

某次公司壓迫我們,要求我們提交私人資源發展業務。我說,這是搾取,老闆的要求不合理。行政人員體諒說︰「可能老闆也被其他人搾取。」我反問,如果老闆被其他人搾取,奉獻了你的薪水,像國泰那樣開除了你,你會怎樣?

「那也沒辦法。」她的表情不是豁達開朗,是一副不會以為這些事情,將發生在自己身上。她們心存僥倖。我不太相信,子彈打在她們身上,她們會認同這是因果報應,不必追究。

工作環境被藍絲圍繞,不,有些人其實連藍絲都說不上,立場和意識形態對他們來講,層次太高。說實話,我憤怒,很想割蓆,但太平安靜之時,這些人全是單純溫和的小巿民。身陷其中,好多情緒沒法排解,反擊或割蓆又怕失去朋友。

想起一些大陸朋友形容的公安、城管。香港人視他們是極權機器的邪惡工具,他們卻受過公安城管照顧,不是我們口中邪惡。我懦弱,還想維繫朋友之情,無奈寫幾句宣洩情緒。

朋友W在美國看香港雅虎新聞,得出議員把政治問題和責任推到學生身上的結論︰「不過我都好同情這個學生,真的學生年輕, 就受這種苦。」她認為香港的事務是大國之間的博役,香港人不應參與其中︰「一向香港都是賺錢為先,大陸巿場這麼大,大家都可以去賺錢。」

我問朋友W,假如她在香港,將會採取怎樣的行動。躲起來不作聲,遣責示威者,或者投靠政府,或是回大陸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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