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0118-卖了帮数钱

我读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18. 卖了帮数钱，价高最自豪

第十一章的标题是“The end of truth”,真理的终结。而本章的题语，选自英国国际关系学者E.H.卡尔1939年出版的《二十年危机》中的一句话，正与标题相对应：“思想的国有化到处都是与工业的国有化并驾齐驱，这是值得玩味的。”题语中的“思想国有化”显然是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且向领袖看齐的意思。哈耶克在本章正是论述极权主义在统一思想方面的做法，以便将所有人的思想观念统一到由独裁者完全支配的地步。

殷海光译本中的这一章，老殷一直很忙，不仅有大篇幅的导读，半中还频频插话，话很多，喜欢看老殷大批判的，应该找殷海光译本看。我就不照抄了，仅选择关键几条转贴过来。

哈耶克首先说道，社会计划所指向的目标，是一个单一的目标体系，该目标是统治者所期望达到而非出自广大民众的要求，因众口难调，民众不可能仅有单一的目标，而要使每个人都为该目标服务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使每个人都相信那目标体系。要使一个极权主义制度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强迫每个人为同样的目标而工作，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把该目标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老殷在这一段插了很多句，关键一句是：这是最高的“愚民政策”！

政府为人们建立一个信仰，并通过教育使人们接受这个信仰，成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信条，并终生信奉，从而使得每个人都自愿地依照统治者要求的方式行动。可以看出来，这正是极权主义制度高明之处，不是仅简单地强迫人们为某个远大目标工作，而是要进行长期的思想教育，要人们自觉自愿地为此辛勤工作。

通常，自由主义国家的大多数人会认为生活在极权国家会时刻感受到压迫，其实不然，因为极权主义政府在统一人民思想方面都取得了高度的成功。这当然是各种形式的宣传的成果。

在极权主义国家里，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去施加影响，由此造成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这样做的结果是：宣传的效果不但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质的方面都和非极权国家中那种由独立的与相互竞争的机构的宣传效果完全不同。如果所有时事新闻的来源都被有效掌控，政府可以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人们的思想；如果民众长期地和其它信息来源隔绝的话，即使最明智的和最有独立个性的人也完全不能逃脱这种影响。

政府这种方式的宣传给予它一种全面控制人们思想的独特权力，其宣传可以将整个价值体系灌输给人民，把具体的和全面的道德准则教给人民，甚至不论这种道德准则是好是坏。在前一章已经论述过，极权社会的腐败特性，其道德准则与自由社会不同，还有等级制度下官方强加的经济上的不平等。但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极权主义宣传所引起的一种更为深远的道德影响是，其对道德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侵蚀了一切道德的基础，即侵蚀了对真理的认识和尊重。

由其要完成的任务的性质出发，我们可以知道，极权主义的宣传不会把宣传局限于价值标准、道德信仰之类问题上，还必须把宣传的范围扩展到以不同方式作用于与人类理智相关的方面。其所以如此，第一是为了要诱使人民接受官方的价值标准，就有必要把那些价值标准加以合理化，或者证明它们是和人民已持有的价值标准联系在一起的，并把这种联系解释为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因果联系；第二是因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区别实际上难以划得很清楚、很明确；第三是，这样就必须使人民不但同意那些最终目标，并且也必须同意所有与手段相关的看法。

哈耶克的揭示确实挺震撼，要知道，《通往奴役之路》是1944年出版，在那个年代就能如此深入地了解到极权国家的宣传套路，一方面说明他的眼光确实独到，另一方面又说明极权主义都是相似的，其手法不过是在模仿过去的独裁者而已。如今的我们也都见识过，威权政治之所以强大最重要的就是俗话说的掌握了“两杆子”，即枪杆子和笔杆子。在应用笔杆子方面，除了各种官方媒体连篇累牍的宣传，还能充分发动和利用自媒体，造成集中轰炸和遍地开花的效果，还有运动式的集中清理思想。我们最熟悉的说法是“思想改造”，现今的术语叫做“洗脑”。其实，所有统治者都希望民众能俯首帖耳听从其号令，洗脑是最好的手段。但在西方那种社会不行，效果仅仅差强人意，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让“洗脑”大打折扣，任何官方观点出来社会中总有唱反调的，而信息的透明也难以随意操弄民意。但有了“防火墙”，效果显著提高，而在始终处于高压下的极权主义社会，甚至可以随意 “指鹿为马”，这才是最可悲的。哈耶克的说法比较文雅，称为“侵蚀了对真理的认识和尊重”。

哈耶克还在继续说。自由社会里，通常不会出现全体民众对全部道德准则、价值体系一致同意的现象，总是有各种分歧，而极权社会则不同。但极权统治者也未必能预先创立那样一个全面的准则，他是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各种不同需要之间的冲突，而问题的解决又必须由他做出决定。相应的道德准则往往是随着各个决定而被创立出来，有些问题并没有明确的道德准则，解决方法也往往因时而变。统治者一方面不得不经常对这些问题做出决定，一方面要向人民证明做出的决定是正当的，至少必须用某种方法使人民相信那些决定是正确的。实际上，那些决定往往充满各种偏见或谬误，但还是要求公众不仅服从，还须积极支持。有些决定，是缺乏依据的，完全听凭个人爱憎做出的，这就有必要把这种爱和憎加以合理化。这时，统治者就不得不创造理论，即对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做出断言，然后这些断言就成为统治集团理论学说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看完这一段，我耳边突然响起锣鼓声，那是几十年前街头庆祝最新发布“最高指示”的锣鼓声。经历过中国大陆上世纪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记得当年经常有最高指示发下来，有最新的中央文件传达，并要求全体人民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落实到行动中。其实，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政府机关中仍继续着类似的情形。

哈耶克的这一段论述，很有启发意义，我也想明白了一件事，就是极权主义领袖们，一定都是思想家、理论家甚至是哲学家，他们不得不创新理论，以便向人们说明其不断发出的各种断言不仅合理，而且非常高明，是开创性地发展了已有的先进理论，向更高一级的先进迈进。

说了那么多，哈耶克还意犹未尽，还要继续论述下去。

用创造“神话”来说明其行动合理的这个过程并不一定是自觉的，支配着极权主义领袖的，或许只是一种愿望，想创造一个更符合他的是非和爱憎观点的新等级秩序。哈耶克用厌恶犹太人、喜爱和羡慕年轻时读过小说里的“贵族”等等作为例子，说明独裁者易信奉那些似乎能为他和他的伙伴持有的偏见提供合理性的理论。就这样，这些所谓理论就成为了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的官方教条的一部分，造就出各种“神话”来。这些理论不但表达了终极的价值标准，而且也表现了一整套关于因果关系的信念，而这些信念一经成为指导整个社会活动的理想，就决不容许对其提出质疑。临近结尾的地方，苏格拉底在对话中提出了“高贵的谎言”

哈耶克说道：柏拉图的“高尚的谎言”与索雷尔的“神话”，和纳粹的种族学说或墨索里尼的工团国家的理论一样，都是为同一目的服务的。他们都必须以对事实的特定见解为基础，然后再经过详尽的阐述使其成为科学理论，以便证实其先入之见的正当性。

哈耶克上述话中提及的柏拉图的“高尚的谎言（noble lie）”出自《理想国》第三卷，许多研究者认为那正是柏拉图哲学中极权主义思想的佐证。索雷尔的“神话”是指法国哲学家乔治·索雷尔，《论暴力》的作者，被视为现代极权主义思想的鼻祖之一，提出神话和暴力在历史过程中创造性作用的独特理论。

随后，哈耶克谈及新独裁者利用旧有偶像的手法，例如，仍使用旧字眼，但改变这些字眼的意义，力图使人民将对旧偶像的忠诚转移到新偶像上去。在改变词义方面，最典型的是“自由”这个词。用“集体自由”来取代社会成员的个体自由，最终可以把自由与极权混淆到一起去了。老殷在此插话：“例如，彼辈所谓之‘爱国’‘民族’……与原来意义相去甚远。”又再插话：“对于‘民主’亦然。极权主义者深知一般人对于民主之普遍的向慕，不敢从正面反对，于是创作‘新民主’或‘人民民主’等奇说来打消原有的民主。”

哈耶克还在继续：“要使大多数人失去独立思考是不难的。但那些仍然保留着批判倾向的少数人也必须保持沉默。”这是要使得“政府的每一个行为，必须是神圣的和免受批评的。如果要人民毫不迟疑地支持共同行动的话，就得使他们相信，不但所追求的目标，而且连所选择的手段也都是正确的。”在这里，哈耶克引用英国社会活动家韦伯夫妇在《苏联共产主义：一种新文明？》中报道俄国企业的情况时所说的话：“在工作进行时，任何公开地表示怀疑，或者甚至担心这个计划会不会成功，就是不忠而且甚至是变节的行为，因为它们可能会影响其他工作人员的意志和努力。”看到这里，我们脑子里立即想到另外一句近年才新出现的很典型、很响亮的口号：“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哈耶克继续道：“因此，事实和理论必须和关于价值标准的意见一样成为一种官方学说的对象。而且，传播知识的整个机构——学校和报纸，广播和电影——都被专门用来传播那些不管是真是假的观点用以强化人民对当局所做决定正确性的信心；而且，那些易带来疑窦或犹豫的信息将一概不予传播。人民对这个制度的忠诚会不会受到影响，成为决定某条信息应否被发表或禁止的唯一标准。”

由此就造成，什么学说应当传授和发表都由当局来决定，包括那些初看起来似乎没有政治意义的话题。哈耶克再次引用韦伯夫妇的话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然科学杂志》有这样的口号：“我们在数学中拥护党，我们在外科学中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

哈耶克认为，在这里，真理这个词本身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不再说明某种有待发现的东西，只剩下个人的良心才能判定该不该信；它成了某种要由当权者规定的东西，某种为了某些利益必须加以信任的东西，并且是在迫切需要时又必须加以更改的东西。由此产生出的思想氛围，独立探索的精神和对理性的信念都消逝了，也丧失了真理意义的意识。

为了维护这种对“真理”解释权的独占，我可以想到的做法，有中国历史上很久远的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有更多近代现实的例子，不一一列举了。

随后，哈耶克论述“思想自由”本身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虽然大众中只有少部分人能有深刻的独立思考，大多数人都只会接受现成的观点，容易被人哄骗而接受信仰。思想自由的价值在于任何人对任何事由或意见都可以争论。只要异议不被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现成的观点提出疑问，并提出新的观点来接受辩论和考验，使思想获得生命。

本章标题是“真理的终结”，哈耶克揭示出了极权主义统治的套路，从愚民教育，到高强度的宣传，隔绝其它信息来源，侵蚀对真理的认识和尊重，歪曲词语含义，随时修补理论，禁绝任何异议，最后独占了“真理”的解释权，以便达到可以任意驱使民众为统治者服务的目的。

老殷在其本章导读中说道：“思想权威化之具体建构，便是思想国营国有。实行‘计划教育’便是思想国营。思想国营国有，与产业国营国有，正好一里一表，一心一物，控制得千万人动弹不得。这样看来，思想上的权威主义，碰到极权统治，无论倡之者自愿或是不自愿，无可避免地成为极权统治之一环。”

我想，生活在如此社会，任何人不想被心灵奴役，争取自身的思想自由必不可少。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撰的格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可谓至理名言。没有“自由之思想”，就不会有“独立之人格”。一个人若没有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用民间最通俗的话来说，就一定会“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可以再加一句：得知卖的价格高时，定会感到“非常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