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0115-迷妄的平等

我读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15.迷妄的平等

第八章的标题很奇怪，英文是“WHO, WHOM?”什么意思？一个“谁”作为主语，另一个“谁”是宾语。一个某人主动施为，另一个某人被动承受。好像可以有无限多种组合和解释吧？97版译为“谁战胜谁”，而殷海光版则是“迷妄的平等”，相差很大。看完哈耶克为本章选择的题语后，明白殷版标题的来处了。

题语：“由于对平等的热衷，使自由的希望落了空，曾经赋予这个世界的大好机会因而被抛弃了。”选自阿克顿勋爵的《基督教的自由史》（The History of Freedom in Christianity）。

老殷见到这个题语就忍不住有话要说，而且是好长几大段话，其中最关键的就这一句：“失去了自由的平等，便是毫无价值的奴隶与奴隶之间的平等。这样的平等，静坐可得，何劳流血争取？” 经济平等，确实是社会主义者用以鼓动人心的口号之一，是人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追求，竟然被老殷一句话给否定了，真是很让人泄气。

正文中，首先，哈耶克论述“竞争”的公平性。说到竞争，人们通常都认为太盲目了，而哈耶克认为，“盲目”就对了，不“盲目”才有问题；无论鼓动竞争还是追求正义，只要不是因人而设，而是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都是值得称道的。竞争中，是机会与运气、技能与先见决定了不同的人的命运。

如果按照公平原则，每个人都按照绝对和普遍的权利标准来得到他所应得东西；而完全按照运气来决定的话，每个人所应得的东西均由偶然事件或幸与不幸来决定。实际上，可供我们选择的不会是上面两种情况，而只能是取以下两种制度之一：或是由主持分配的几个人来决定；或是部分地靠个人的才能和进取心，部分靠难以预测的运气成分。后者就是自由竞争制度。

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私有财产和遗产肯定是有影响作用的，个人的机会并不完全均等。虽然存在各人的先天差异，但因此导致的机会不均等可以人为设法逐渐减少。当然，消除机会不平等的方式，必须不是专为某些人而设，而须是超乎人身的。

竞争社会里，穷人的机会比富人的机会受到的限制要多，但穷人拥有的自由度比在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中的富人都要多得多。关于这一点，哈耶克举了个例子：一个万贯家财的邻居和一个公务员邻居，自由竞争环境下前者可以为你提供工作，通过个人努力，使人由无产变有产；在非竞争环境下，即使富人也必须巴结公务员，因为只有他才能办成事情。

虽然在竞争制度下，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在竞争制度之下，是可能致富的，而且只有在竞争制度下，才能够单靠自由而不是靠强势者的恩惠来获得成功；只有在竞争制度下，才没有任何权势能阻挠合法谋求财富的努力。这种说法不知会不会让曾经历过许多风雨的人们回想起，中国大陆那些年里各种打击“投机倒把”和“割资本主义尾巴”一类的运动。

哈耶克在此特别强调自由的重要和宝贵。无论是跳槽换工作或搬迁换地方住，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或者以特定的方法消磨闲暇，都不会遇到无法克服的阻挠，不会被粗暴地局限于上级为他指定的工作和环境里，更不存在危及人身安全与自由的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是把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移交给国家，国家就有了决定所有人一切收入的权力，也就使得部分人有特权来决定其他人的收入和地位。所有生产资料都落到某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其他人。与此相反，财产分散在许多所有者当中，他们之中的任何独立行动的人，都没有特权。

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

在由国家控制分配的情况下，个人在社会组织里的地位是由人为的力量来决定的，不是许多人竞争性活动的结果，而是当局有意识做出的决定。因此，不平等随时都存在，而这在那些受到不平等之害的人看来，是不公平的。如果不平等是在有意识控制下发生的，人们的反应，与非人为的相比，是大不相同的。非人为的力量所造成的不平等，比有计划地造成的不平等，无疑更容易忍受些，对个人尊严的影响也小得多。我很冒昧地插一句：从前的城乡之间就人为设置了极大的差别，户口比什么都重要，户口决定了一个人有无起码的尊严。

虽然人们会忍受可能遭到的痛苦，但当这种痛苦是来自政府当局的决定，人们就很难坦然接受。当一个人意识到他的命运是某些人有意决定的结果时，他对命运的不满，就会极大增长。

哈耶克认为，政府一旦为了公平的缘故而走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就要对每个人的命运或地位负责。在计划的社会里，人们会认为，日子之所以比他人过得好些或坏些，并不是因为那些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而是出于当权者希望的结果。改进个人地位所作的一切努力，只在于谋求使握有权力的人做出对自己个人有利的决定。这就是英国著名政治家、小说家迪斯雷利所说的情况：“只有通过政府才能获得财富和荣誉”。而这在极权主义国家里是司空见惯的。在殷海光译本中，老殷忍不住插嘴：“人生至此地步，辛酸极矣！”

哈耶克还在继续长篇大论。政府一旦负起筹划整个经济生活的任务，不同的个人和集团都要得到应有地位这一问题，事实上就一定不可避免成为政治的中心问题。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所以唯一值得谋取的，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强制之权。谁行使强制之权，谁的意见就在一切场合里都占优势。

看到这里，我又忍不住插一句话，怪不得近些年来中国大陆的有为青年都挤着去考公务员，原因竟然早在几十年前已被哈耶克揭示过了。我毕业太早，又没早看哈耶克这本书，也没赶上这个潮流，结果跑去企业搞技术，算不算人生道路选择错误？也许算不上。看到这些年与我年龄相近、或年老些、或年轻些的许多人在官场混，今天台上神气活现作报告，第二天又可能灰溜溜成了阶下囚，我还是庆幸选择了搞技术，简单平淡，无风无浪到退休。人生就是这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得失早在许多年前定好了。

哈耶克在随后的段落里，说到了他选作标题的两个最简单的单词。原来，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是列宁引用“谁，谁？”（Who，Whom？）这个有名短语。当年的列宁提到这个词语时，是在说：谁计划谁，谁指导并且支配谁，谁指定他人在生活中的地位，以及谁应得到由他分配给他的那一份？这一切都必然地成为应由最高权力当局独自解决的中心问题。后来一位美国政治的研究者推论道，一切政府的问题就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的问题。掌握这个分配权力，通过这个途径，统治集团可以达到控制所有人的目的，还可以完全控制社会中每个人的地位。

哈耶克说：一个负责指导经济活动的政府，将必定用它的权力来实现某种公平分配的理想，这是确定无疑的。他这种说法，与我前面第9节中提到孙传芳“霖雨苍生”题字时发的议论一样，我们应该首先用善意来理解世事。但政府要做到的公平，是要依赖一个恰当的价值尺度和正当的社会等级体系。这就谈到了最关键的公平的标准问题了。

通常来说，可以选择的平等，一种是绝对的平等，即所谓平均主义——其实，今天的我们都知道平均主义的平等，就是“吃大锅饭”，其效率之低下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或者是另外一种更加公平、更加平等的分配——这个实在难以定义，更难以解决现实中的不平等问题。而对于平等的感受，是我们在自由竞争体制下得来的，失去了竞争也就失去了这个标准。

哈耶克在说明由强权按自己定的规矩来进行分配时，引用了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一段话：

可以默认一种像平等规律那样的固定规律，并且，也可以默认偶然性或客观必然性；但由一小撮的人来衡量每一个人，给与这个人的多些，那个人的少些，都全凭他们自己的爱憎与判断，这种事是不能容忍的，除非它是来自被认为是超人一等，并以超自然的恐怖为后盾的人们

要使大众支持统治者凭他们的好恶制定的标准，只能通过教育来解决，但知识不能够创造新的伦理价值标准，要证明某种计划是正当的，不能靠合理的说服，而是要大众接受信条。社会主义者正是在发动由单一世界观支持的群众运动，首先创造出了各种灌输工具。这些灌输工具随后纳粹法西斯主义者也用过，一再证明确实很有成效。灌输的结果是，用政党的观念，将每个人从生到死的一切活动囊括在内，指导个人对每一事物的意见，并且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是否符合党的世界观的问题。

殷海光译本，在此处的译文是：社会主义者明白，要他们底“理想”行得通，必须大家普遍接受一个共同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接受一组确定的价值观念。

从这一大段的论述可知，所谓“平等”，并不存在，反而是产生新的特权阶层。用一位网友阅读笔记中的话来说：“实行计划经济之后，阶级的不平等并没有消失，还会产生新的阶级或者出现‘阶级斗争的逆转’。这一变化不是战胜了阶级间的不平等，反而可以认为是创造了更大的分歧。”

在这种新的不平等情况下，灌输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成为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在“枪杆子”之外，还需要有同样粗壮有力的“笔杆子”的原因。而“平等”，这个当初的目标，早已成了迷妄的胡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