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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致命的自负》-1. 预言疫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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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哈耶克《致命的自负》

1. 预言疫情后

2019年岁末时节,一个幽灵般的阴影静悄悄地在荆楚大地扩散。当时谁都不知道,那是一场人类大灾难正在酝酿。正当华夏大地人们兴致勃勃准备过大年的时候,灾难开始爆发。首先是武汉,然后是湖北,很快蔓延到整个中国大地,死亡的恐惧使得所有人都战战兢兢地缩在斗室里,惊恐地透过窗户向外张望。尽管我们那时在距离武汉一千五百公里的地方,也同样处于惊恐之中。

由于政府行动的迟缓,大批可能已经感染疾病的人群向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扩散。据说,英国南汉普顿大学研究团队根据大数据发现,从1月10日到1月23日武汉封城前,离开武汉有500万人,大部分在中国各地,另有近6万人到达了中国大陆之外的382个城市,其中至少有834名确诊患者。这样一来,全球都在病毒攻击的阴影之下了。

武汉封城开初的那十来天,我们所在地区政府的公告不断报告当地的确诊病例,但对确诊病人所在地点和行经的路径却总是不做披露,使得人人自危,惶恐不安。好在准备的过年食品够多,冰箱也够大,我们在整个春节期间都基本没有下楼,除一天不落地了解政府公布的各种消息外,更急切地阅读着通过微信在各个社群中无声散播的各种传言。由于疫情初期政府危机处理迟缓以及明显存在有意隐瞒和拖延的情况,人们都对现今中国的威权体制和政府对言论的严格控制在内心里充满怨言。偶尔了解到的海外媒体信息,也都是冷嘲热讽,批评中国因体制僵硬而贻误时机。

那时的武汉人和到过武汉的人,在全国都如过街老鼠,常常食宿无着,被人四处驱赶,尝尽了人间的冷漠和歧视。各地农村,或许像从前抗战那样,村村镇镇各自为政,挖路堵路,断绝交通,任何外乡人都是敌人的暗探。自己村的人也一样是互相提防,打麻将的要逮住惩罚,不服从的按倒一顿揍。总之全国上下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搅和得鸡飞狗跳。

随着财新等有担当的媒体的深度报道和武汉作家方方的日记的传播,人们对被最严格封锁的武汉城内发生的事情在恐惧之外加上了愤怒,对被封闭在那个近乎人间地狱般地方的人们充满同情。随着疫情逐渐被控制住,人们的紧张心情才渐渐缓解,但对体制僵硬的怨言依然存在,追责的呼声始终不断。

从2月初开始,随着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疫情日益严重,随后韩国、意大利疫情爆发,最后到疫情在欧美大地迅速蔓延。这时,中国大陆的疫情已经退潮,在舆论引导下中国人情绪逐渐发生逆转,为自己幸运渡过危难而从庆幸慢慢过渡到自豪,开始嘲笑起海外各大国,甚至开始幸灾乐祸地看着西方那些崇尚自由的人们遭逢劫难,大声叫嚷着要洋人们快快“抄作业”,要各国学习中国的治理模式。

从3月下旬开始,各种论坛里的帖子为中国的体制叫好的声音开始增多,声音越来越响亮。随便用“疫情”搜索一下,就可见到同时出现的有大量的“制度优势”,而“疫情后”伴随有频频出现的“社会主义”。仅看看这些贴文的标题“这次疫情过后,我觉得会多出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重大疫情凸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等,就知道那些帖主和文章作者是多么自豪。

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有大篇文章《预测全球疫情结束之后,美国将加速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经验!》,声言在这次疫情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预测全球疫情结束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或加速学习社会主义国家治国理政的先进经验,同时认定在这次疫情之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由盛转衰,世界将慢慢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的世界秩序。而由于疫情造成的惨重灾难,西方人民必将对这次灾难深刻反省,也必将对他们以前推崇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深刻反省,更多人会推崇并接受东方人的集体主义和自我约束精神。我记得以前不少文章总说中国人一盘散沙,现在都变成具有集体主义精神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只是所有这些文章都闭口不谈疫情初期的隐瞒和预警机制的失效等等体制原因造成的失误了。

在3月底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海外舆论中除了提出追溯疫情源头和追责的要求外,也不乏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例如《金融时报(FT)》上有《大难不死的约翰逊与其治下的英国“疫情社会主义”》,认为约翰逊已经不声不响地带领英国进入了“以社会主义挽救资本主义”的模式,这令英国政治未来迷雾重重。《科学美国人(Science America)》也有文章《COVID-19将使我们更加社会主义吗?》,《独立澳大利亚(Independent Australia)》上的文章标题是《政治与大流行:COVID-19可能引发社会主义爆发》,似乎大家都在讨论疫情之后全世界各个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再次蓬勃兴起的问题。

显然,欧美国家处理这次疫情过程中暴露出了民主制度危机应对的困局,没能像中国那样可以果断不惜一切代价地停止一切工商业活动,进行彻底封闭式管理,严格限制民众的活动。因此,许多文章都认为,冠状病毒的流行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失败或证明了自由社会的脆弱性。

英国广播公司(BBC)4月1日有一篇西蒙·梅尔(Simon Mair)撰写的文章《冠状病毒将如何改变世界?》(How will coronavirus change the world?),该文认为,疫情与气候变化的核心逻辑同样简单,疫情已经造成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而未来有许多可能性,它们都取决于政府和社会如何应对冠状病毒及其经济后果。希望我们利用这次危机来重建,生产更好更人道的东西,但是我们可能会陷入更糟糕的境地。文章也指出,此次疫情暴露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就经济前景将如何发展方面,文章认为,随着对病毒的反应不断演进,从经济角度看,有四种可能的未来:堕落的野蛮主义(barbarism)、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激进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以及转型为以互助为基础的大社会(a big society built on mutual aid)。最后这种互助模式,也有文章称之为“草根社会主义”(grass-roots socialism)。

国家资本主义典型的例子是英国、西班牙和丹麦,国家集中应对,社会继续追求交换价值作为经济方面的指导思想,国家以扩大福利为重,还通过扩大信贷和直接向企业付款来实施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刺激措施。

野蛮主义的做法是分散的响应,仅追求经济,却拒绝向那些因疾病或失业而被赶出市场的人提供支持,因为没有适当的机制可以保护他们免受市场的严酷现实影响,结果是企业失败,工人挨饿。

国家社会主义是集中应对,优先保护生命,同时扩展目前在英国、西班牙和丹麦所看到的措施,直接付款给每个人,与他们创造的价值无关,所有人的报酬是相同的。但如果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并且供应链中断,那种标准凯恩斯主义政策(印钞,大量发放贷款等)也无法挽救需求,则国家可能接管生产。需要警惕的是,独裁的风险将随之产生。

互助方式是国家下放应对措施,优先保护生命,个人和小团体开始在其社区内组织支持和关怀。未来的风险是,例如,小团体无法迅速调动有效提高医疗保健能力所需的资源。未来或者会出现新的民主结构,产生能够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动员大量资源的社区团体。

文章对目前状况继续评论道:疫情暴露了现有系统中的严重缺陷,要对此做出有效回应,就可能需要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新兴的社会形式更重视关爱、生活和民主的道德观,建立一个更加人道的体系,使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流行病和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其他迫在眉睫的危机时,变得更有韧性。

从英国广播公司这篇文章看,除了野蛮主义外,其他几种体制都有可取之处,其中国家社会主义的处理方法尤其值得考虑,只是要避免出现独裁却是件相当困难的事。中国目前的模式到底最接近哪种呢?文章没说,我就不好随便对号入座了。

也许正是因为近来疫情期间呼唤社会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以复兴米塞斯自由主义学说为己任的米塞斯研究所(Mises Institute)也发表文章《在COVID-19恐慌中呼吁进行中央计划就像对旧时代的“战争社会主义”的呼吁一样》。文章认为,疫情期间一些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干预企业运作,直接指令企业的生产活动,暂时关闭边界,国际分工受到严重阻碍,个人活动受到限制。总之,与战争期间相似,政府对疫情流行时的干预可以被视为战争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

按照哈耶克的导师米塞斯的说法:“战争社会主义绝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但如果坚持走(德国)过去走过的道路,它就完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化了。” 这么说的原因是,这次的“冠毒社会主义”(corona socialism)被认为是暂时的,企业产权也没有发生变更。但如果不能迅速结束与冠状病毒的战争,纠正相关措施,社会主义化将会继续走下去。 无论如何,此次疫情已经彻底扭转了过去40年的主导趋势,为了应对疫情,多数政府加大了权力的集中,对经济活动也实施了一定程度中央计划模式,而权力集中的威权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的果断也凸显出优势来。疫情过后,那些乘机集中权力的政府还会将收去的权力下放吗?会放弃中央计划恢复完全的市场经济吗?是否正如人们所预言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和威权政治在全球大爆发? 哈耶克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写过一本《通往奴役之路》,揭示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是通往极权统治的道路,及时阻止了西方国家在战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趋势。哈耶克一生都反对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理论,他写的最后一本书也仍是批判社会主义的著作,书名是《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就像面临危机时要先喝二两老酒压压惊那样,在此关键时刻,赞成资本主义的人们,热爱自由的人们,是否应该把这本书找出来再大声念几遍呢?看来,我也要找来看看,看看致命自负的社会主义又是怎么谬误法?此外,除了这条“通往奴役之路”外,当今世界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路可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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