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诱惑

作者 齐奥朗

有些人，他们从肯定到肯定：其人生——乃一系列之“是”……完全赞同真实者，或其眼中之如此者，他们赞成一切，不觉丝毫尴尬，于表达其同意。并非反常，他们无法说明，也无法整理，于将来之种种事物中间。越他们任由自己为哲学所污染，越，于生死之大戏，他们是最佳之观众。

其他者，那些惯于否定之人，其肯定之需不只是一神志不清的意愿，而是用力自身，是一牺牲：最少之“是”，能耗费他们多少！何等之否定！他们知道，一“是”，决不会独自前来，一“是”牵连另一“是”，甚至一系列的“是”：他们如何能轻冒此险？尽管如此，“非”的安全性使他们愤怒。因此不承认任何事物的欲望和好奇诞生于他们的内心。

否认：精神之解放，无及此者。否定是丰饶的，但惟在此时，当我们竭力征服之，适应之；一旦获之，我们皆为其囚徒；它乃一锁链，似一切之枷锁。向往奴役制，更有价值者，乃朝向存在的奴役，前去那里虽不会令人有些心痛，但多少有用于避免虚无的感染，于脱离眩晕的安逸。

长久以来，神学家们指出：希望，乃忍耐的果实。我们应当添加一点：亦是节制的成果。傲慢者，无时间于希望……不愿也不能期望，他，施暴事件，如同施暴其本质；是苦涩的，也是腐败的，当其反叛力竭，他只能认输：于他，无调停之法。虽然他是清醒的，此不可否认；但清醒，此不可忘记，乃如此者之特征，他们，因无能于爱，而自绝于他者，亦自绝于其本身。

“是”之最伟大者，乃死亡之“是”。可表达之，以许多方式。

有些人，乃白昼的幽魂，为其缺乏所害，于一边生存，沿着路行走，步履几近无声，且不看任何人。其眼中无不安之神，其姿态无焦虑之心。于他们，外部的世界已停止实存，他们皆屈服于完全的孤独。专注于他们的不专注，关注于他们的超然，他们皆属于一未公告的宇宙，位于未闻之回忆和一定之紧迫的中间。其微笑中有千次失败的恐惧，亦有战胜恐惧的优美。他们穿过万物，他们穿越物质。他们抵达其自己的原初否？或于体内发现光的源头。任何的成功，任何的失败，皆动摇不了他们。不依赖于阳光，他们自给自足，皆被死亡照亮。

我们无法识别此瞬间，一侵蚀活动发生其中，损害我们的实体。我们只知道，我们的毁灭观一步步到位，一空虚就会一点点产生。隐约的，几乎是草创的想法：此似乎是此空虚反思自己。接着，一洪亮的变形，于我们的最深处出现一音调，因其坚决，而能麻痹我们，也能给予我们以一冲动。

我们皆恐惧的囚徒，皆怀乡的俘虏，或俯首于死，或直面之。此将是恐怖者，若此音调永存其出现之空虚；怀乡，若变空虚为充实。根据我们的结构，于死亡中我们将看到一亏损，或存在的超额。

影响我们的时间感，此迟来之收获，恐惧先会袭击我们的空间感，和我们的紧迫感，和我们的固体幻觉：空间，粉碎了，飞走了，成空了，透明了。恐惧代之，扩张自己，取代诱发自己的真实，取代死亡。所有我们的感受，我们发觉，皆沦为一交易，发生于我们的自我和此恐惧之间，此恐惧，立于自治的真实，孤立我们于一无客体的颤栗之中，隔绝我们于一无由的颤抖里，甚至使我们冒险忘记我们正在走向……死亡。取代我们的根本之担心，恐惧之威胁，仅此而已，既不愿吸收之，也不愿耗竭之，我们永存之于我们的内心，似一诱惑，置之于我们孤独的中心。进一步，我们皆是恶徒，非死亡的邪者，而是死之恐惧的败类。这就是所有我们未能克服的恐惧：突显产生之的种种动机，恐惧，组成为独立的真实，自立为暴君的真实。“我们生活在恐惧里，也就是说我们的末日到了。”佛陀此言可能想说：不要让自己停留于恐怖向世界现身的阶段，使恐怖为死亡，使之为一封闭之世界，为一种空间的替代物。如果恐惧支配我们，它必会扭曲我们的万物观。无法掌握恐惧，也无法利用之，如此者，久而久之，将不再是自我者，将失去其身份；恐惧是丰饶的，只要我们抗拒之；屈服者永不能重获自己，对自我，背叛再背叛，直至于其想象的恐怖中扼杀死亡。

某些问题，其魅力来自其严格的缺席，如同其所引发的种种分歧意见：重重之艰难使业余者醉心于不可解者。

为了向自己提供论死亡的“文献”，查阅一篇生物学论文不会有更多收益，相比求问教理：只要死亡涉及我，于我，此皆无关紧要者，或死于原罪的后遗症，或死于细胞的脱水病。绝不受限于我们的智力程度，死亡，如一切私人问题，留待于一无意识的知识。我有接触过一些文盲，相比形而上学家，他们更中肯地谈论死亡。为经验所识破，其毁灭之代理，他们献一切其思考于死亡，使之，不再是一非个体之问题，而是其真实，其死亡。

但，于其之中，文盲或非文盲，不断之想到死亡，多数者，乃为其剧痛之前景所惊愕，从未有片刻之认识，即便他们活一百年，存一千年，其恐怖之理由无丝毫之改变，剧痛不过是我们灭亡过程的一个变音，共存于我们有限时间的一个过程。生，远非，如比沙所思，乃抵抗死亡的功能之集合，而是引我们至死的功能之集合。我们的实质衰减于每一步；此虽为衰退，但，一切之我们的努力当力求使之为一兴奋剂，为一效率之原理。有些人，不知如何获益于其非存在的可能性，他们仍是其自己的陌生人：他们皆是木偶傀儡，配备一自我的玩物，无知觉于一中间的时间中，非有限之时间，亦非无限之时间。生存，即是利用我们的部分非真实，即是激动于与我们心中之虚无的接触。傀儡者，仍旧感觉不到其存在，抛弃之，任之衰败。

生长的退化，侵入我们的根源，死亡粉碎我们的身份，只是为了更好地允许我们接近它和重建它：死不具有意义，除非我们予之生之一切属性。

尽管，于开始，于它的第一感觉，死，自示为解体和消亡，此后，它向我们同时揭示了时间的不值和每一瞬间的无限珍贵，它有补品的功效：如果它所呈现的只是我们的空虚之相，以此，使此空虚为绝对，引诱我们依附之。因此，平反我们的“致命”面，死亡，自立为我们每一瞬间的维度，为凯旋之剧痛。

何用之有，于任何的坟墓固定我们的思考，于我们的腐烂投下我们的赌注？精神之损害，死亡致使我们腺体报废，解体发臭，成为垃圾。某人，自称活着，只能于此范围中，要么他已经回避其尸体的观念，要么他已经超越之。反思死亡的实情不会有任何益处。如果我赋予肉体向我口述其“哲学”的自由，予之强加于我其结论的权利，先于理解它们，最好我了断自己。因，肉体所传于我之一切，皆可废我，无有解救：肉体，不厌恶幻觉吗？它，作为我们灰烬的译者，不来驳斥我们的妄想，我们的妄言，我们的希望，于时时刻刻？因此，超越其种种争论，合力斗其种种明证。

为重获青春而接触死亡，此要求我们投入全部的能量，必须为死亡设想，以济慈为例，一几近爱情的眷恋，或者说，同诺瓦利斯一起，使死亡成为了“浪漫人生”的原则。如果后者推动其乡恋至于色欲，如果说确有人耽欲死亡，乃另有属者，属克莱斯特，从死亡中取得一完全内心的“幸福”。“ Ein Strudel von nie geahnter Seligkeit hat mich ergriffen… ”（一不可思议的幸福的漩涡包围了我。）他写道，于其自杀前。非失败，也非弃权，其死亡，乃一至福的暴怒，一典范的，协调的疯狂，一罕见的绝望之成就。诺瓦利斯乃第一者，“以艺术家之方式”感受死亡，席雷格尔之言，于我看来，于克莱斯特，更为确切，赴死之准备，无人似之。无比，完美，一机智的杰作，一品位的名篇，其自杀，使一切其他之自杀皆为徒劳。

不只是深渊之完成，更是青春之毁灭，死亡使我们眩晕，是为了更好地提升我们至我们自身之上，以同样的方式，爱情类似死亡，不止一个方面：两者，压缩我们的存在范围至使之爆炸的程度，破坏我们，也巩固我们，以充实，迂回地毁灭我们。其元素，不可减之，也不可分之，构成一意义不明的基础。如果，至某一点，爱情毁灭我们，乃是以巨大的膨胀感和骄傲感！如果，完全地，死亡毁灭我们，乃是以巨大的颤栗！种种感觉，重重颤栗，以之，我们超越我们心中的人类，超越自我的偶然。

由于此二者定义我们，惟于此程度之中，即我们投射我们欲望和我们的冲动于它们的程度，即以我们的全力促进其模棱本质的程度，此二者必不可解，若我们视之为外部之真实，供之于智力之游戏。我们沉溺爱情，正如我们沉溺死亡，我们不沉思它们：它们享受它们，我们皆是帮凶，我们不权衡它们。此外，一切之体验，未被变成享乐，皆失败的体验。如果我们将自己局限于诸如此类的感觉中，它们将显得难以忍受，因为，于我们的本质，它们皆太清晰，太不同。于人类，死，将不是最大之丧感，若他们皆懂得如何化之为性格或变之为享乐。但，死亡，于其之中，保持距离。死亡，保持自己，有别于他们的属性。

死亡之表现，于我们，既如同极限之状态，又如同直接之结论，此亦一证，其真实，乃双倍的，其性质，乃模棱的，其悖论，乃天生的，固有于我们死之感受之方式。我们冲向死亡，然而我们早已至彼。一旦我们将死亡归入我们的人生，就无法自制置之于我们的未来。以不可避免的结论缺席，我们释之为一毁灭现在的未来，毁灭我们的出席。如果说恐惧助我们定义我们的空间感，那么死亡为我们展开了我们临时维度的真实感，因为，无死，存于时间中，于我们，无丝毫意义，说到底，存于永恒中，亦是同样。此乃为何死亡之传统形象，虽尽一切以避之，然持久地纠缠我们，此形象，病患者负主要责任。于此问题，其某些才能，我们一致承认；一有利的偏见，指定予之“深奥”，尽管，其中多数，表现出一种令人困惑的充实。于自我之周围，此无药可救者，有谁不知？

甚于任何人，病者，当以死亡验明自身；然而他，力避之，且投之于外。因于他，避之，乃更适宜者，相较于于自身中观察之，他使一切巧计以摆脱之。其自卫之反应，使之设一方法，甚至创一学说。普通者，有优良之健康，则皆乐于效病，跟从患者。只是普通者吗？神秘家，他们自己，用种种借口，修逃脱之术，行遁走之法：死亡，于他们，只是一将被超越的阻碍，只是一阻拦，分离他们和上帝，只是其有限时间中的最后一步。开始此种人生，有时他们能够，当致谢出神，这一跳板，越过时间：瞬间之跳跃只产生一至福之“发作”。他们必须永久消失，如果他们欲达到其欲望的客体：因此他们热爱死亡，因为死亡允许他们达成目标，他们也恨死亡，因为她姗姗来迟。灵魂，据圣女大德莱的观点，惟向往其创造者，但“灵魂看到，同时，它无法拥有其创造者，如果不死；因为灵魂不可能自献于死亡，它死于死之欲望，直至如此之地步，实在于死亡之危险。”始终，欲使死亡成为一偶然，或一手段，欲复之为一过程，而非视之为一现在，始终，欲剥夺之。若种种宗教已使之为一借口或一妖魔——一宣传工具——非信徒，当还之公道，复立其种种权利。

每一生命，皆是其死亡之敏感。随之而来者，乃我们无法表明患者或神秘家的种种体验，也无法伪造之，虽然，我们能质疑其所得之体验的种种说明。我们所在之立场，不行任何之标准，一切皆确定，因为我们的真理与我们的感觉一致，我们的问题与我们的态度吻合。此外，欲求何等之“真理”，当，于每一瞬间，我们被投入一不同的死亡之体验？我们的命运，其本身，只是死亡体验的展开和阶段，此体验原始而多变，只是一秘密时间于明显时间中的翻译，于此秘时中，我们的死法有多种的设计。为了说明命运，传记者当破故态，停止关注显明的时间，停止殷勤于一个毁坏其专有之本质的存在。此同样，于一时代：知其种种制度事件不如猜测其内心感受，前者乃其征兆。大小斗争，意识形态，英雄主义，神圣野蛮，一孤独内心世界的幽灵如此之多，将命令我们。每一人，皆死于其的死法，每一人，于其死期，设一些规则，置于自身：即便最天才者，不能改之，或避之。帕斯卡，波德莱尔，皆划定死亡：一者复之为我们的救赎目标，另一者归之为我们的生理恐惧。即便死亡压垮人类，于他们，于其内心，死亡仍在，丝毫不减。相反，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人们，或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人们，皆视之为一宇宙现象，一狂欢的变化，一生机的虚无，说到底，一涉及重新锻炼自己的力量，有紧要与之保持直接的联系。于法国人，重要者，非死亡本身——物质的失误，纯粹的无礼，——而是我们的行为，如何面对我们的同类，是永别的计策，是我们虚荣之结石的容量，简单来说，是我们的态度；非乃自我之争论，而是他我之争论：此，乃一场演出，重要者，观察其种种细节和种种变化。法国之一切艺术皆欲掌握公开之死。圣西门，不会描写路易十四的临终，或亲王摄政的剧痛，而是其垂危的场景。皇室惯例，隆重感和奢华感，为全民族所继承，他钟爱宏大气派的布置，也担忧最后之气息吸入一些光彩。天主教为他做了些什么：宣称我们的死亡乃我们救赎的根本，主张我们的原罪将被一“优美的死亡”所弥补？可疑的思想，虽全部适应一民族的历史本性，且，昔日甚于今日，关恐怖之想法，关神圣之理念，关“诚实人”之做派。那么，重要者，乃，上帝被置于一边，于旁观者前，于优雅的路人前，于尘世的忏悔者前，保住颜面；而非死亡，而是仪式，于见证者前，捍卫其名誉，期待为孤独的他们临终涂油……甚至那些体面去世的浪荡子，只要他们尊重观念胜过不可救者，他们就会遵从一时代的死法，死亡，于他们，意味着抛弃孤独，是最后一次演出，法国人，所有人类之中，最了不起的临终专家。

然而，可疑者，乃以强调死亡之体验的“历史之方面”，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死亡的原初之特征，历史，一非本质的存在之模式，背叛我们自己之最有效的方式，一形而上学的拒绝，大量之事件，我们以之比对唯一重要之事件。以作用于人类为目标之一切者——其中包括种种宗教——皆沾染一粗鄙的死亡之情绪。是为了寻觅一真实的，更为纯粹的死亡感，众隐士藏匿于历史之否定，视之为一荒漠，他们当被比于天使，因为，他们主张，无视原罪，也无视坠入时间。他们的荒漠，事实上，会令人想到一被译为共存的有限时间：一不动之流动，一为空间所惑的生成。隐士，退居于彼，不是为了增加孤独，而是为了丰富缺席，而是为了升高自我之中的死亡之音调。

此音调，我们需要，为了听到它，置一片荒谬于内心之中……如果我们听到它，一段段和弦将穿行我们的血液，我们的血管将膨胀，我们的秘密，亦是我们的能源，将出现于我们的表面，厌恶和渴望，恐怖和狂喜将在一昏沉和光辉的庆典中混合不清。死亡的曙光破晓于我们的内心。宇宙的恐慌，地球的爆裂，上千个声音！我们皆是死亡，万物皆是死亡。死亡席卷我们，占领我们，或将我们掷入地府，或将投向天国。过去将来，完整无缺，岁月，报废不了死亡。其神化之帮凶，我们感到其太古的清凉，此时间，不似任何之他者，属于死亡，不停创造我们，不断破坏我们。只要死亡掌握我们，使我们在临终剧痛中为人铭记，我们绝不可能允许自己有死亡的奢侈；尽管我们具有命运的科学，尽管我们是一部厄运的百科全书，但我们一无所知，因为死亡知道我们内部的一切。

我记得，如何，在青春的末期，堕入悲伤阴郁，一孤独之思的臣仆，我侍奉一切使我无效的力量。我的其他思想不再吸引我：我很清楚，它们带我去哪里，它们向什么汇聚。从那一刻起，我只有一个问题，即固执于种种问题有何意义？停止以一自我的生存，我留给死亡使我屈服的维度；也就是说，我不再属于我自己。我种种之恐惧，甚至我的姓名，皆为死亡所生，且，取代我的目光，使我于万物中微见其王权的徽记。我发现，每一路人，皆是尸体，每一香氛，皆是腐臭，每一欢颜，最后皆是哀容。每一处，皆有未来的吊死者，皆有其临近的黑幽灵。其他人的未来不具有丝毫的神秘，于以我之眼观之者。是我着魔了吗？我乐于信之。从那时起，反抗什么？虚无，乃我之圣餐：我内之一切，我外之一切，皆化实体为虚魅。不负责任，背反良心，我完了，因沉溺于元素的匿名，因沉浸于共有的陶醉，我完全决定不再重返我的存在，也不再新生一混乱的文明。

不能见之于死亡中，空虚之积极表达，激发创作之代理，于睡意普遍存在中回响之呼喊，我以心灵会虚无，我接受我的认识。当前仍是，我如何忽视，生此宇宙之暗示？然而，我反抗我的清醒。我需要真实，不论代价。我有情绪，只是因为懦弱；虽我欲为懦夫，欲强加一“灵魂”于我自己，任我自己为一即将的饥渴所折磨，欲损毁我的种种明证，不惜一切为我自己觅一世界。若不能得之，则以存在之片段，以存在于眼中或他处之任何者之幻觉自足。我将是谎言大陆的征服者。不被骗，就是死：不存在其他的选择。类似于经死亡之迂回而发现其人生者，我猛然冲向第一流的骗局，扑向能使我记起我所失之真实的一切者。

近乎非存在的日常性，存在中的大奇迹！此乃闻所未闻者，有何不可能发生，一例外之状态。它不受任何影响，除了我们的抵达之欲望，以武力进入之，以侵略占有之。

存在，一折叠方式，我绝望于模仿之。我将效法其他者，模仿成功的狡猾者，模拟清醒之背叛者，我将剽窃他们的秘诀，甚至抄袭他们的希望，完全乐意于同他们一起紧握引向人生的卑鄙。“非”使我厌烦，“是”给我诱惑。耗尽了我否定之储备，可能耗尽了否定之本身，为何不走上大街，以最高之音量叫喊，我发现了一真理的入门，唯一有价值的真理？但，它是什么，我仍不知道；我只知道先于它的快乐，我只知道快乐、和疯狂，和恐惧。

乃此愚昧无知——非荒唐之恐惧——夺我之警告此世界的勇气，丧我之观察其恐惧的胆量。以我之幸福的景象，以我之确定的“是”，以我之绝境之“是”……

因为我们的空虚出自我们的疯癫力量，对抗我们的恐惧和怀疑，我们只有一些确定和疯病的治法。以无理性，将我们变成源头，变成起源，变成始点，以一切之方法，增加我们的宇宙起源的瞬间。我们皆是真实的，惟在此刻，当我们放射出时间，当颗颗的恒星起于我们的内心，我们挥霍它们的光明，照亮个个瞬间……于是，我们见到了万物的川流不息，它们惊讶于来到存在之中，急于炫耀他们的惊奇，于光明的隐喻里。为了获得惊奇者的习惯，一切事物皆膨胀扩张。种种奇迹的世代：万物皆会于我们，因万物皆出于我们。 但我们自己，皆是真实的吗？惟有我们的意志是真实的？我们的精神能否想象如此之多的光亮和突然永恒的时间吗？谁在我们心里分娩了此震颤的空间和此嚎叫的赤道？

自信我们将有可能摆脱临终剧痛之偏见，废除我们最古老之明证，是误会了我们的胡言乱语之才能。事实上，得到一些发作的恩惠后，我们重新恐慌和厌恶，重新被忧伤引诱，被尸体勾引，重新陷入存在的赤字，皆死亡之消极感的结果。我们的坠落，无论多么严重，可能有用于我们，如果我们使之为一训练，诱惑自己重新征服疯癫妄想的种种特权。第一世纪的隐修士们将再度成为我们的典范。他们将教导我们，为了提升我们的精神水平，我们必须保持一永久的我我之斗争。理所当然，一教会神父称他们为“荒漠的体育家”。他们皆战士，我们很难想象其紧张之状态，其反我之顽强，其场场之战斗。有些隐修士一日念诵祷告七百次为止；祷告一次，为了计之，某些人会投一枚鹅卵石……其精神错乱的算术使我钦佩其内心中有一无匹之骄傲。此非弱点，这些着魔者反对其最宝贵之财富：其欲念。按欲念生活，他们激化其欲望，是为了反抗诱惑。其“欲望”之种种描述包含一非常的音调之暴力，刺激我们的感官，使我们们感到一场寒战，此非任何其他的浪子能成功效之。“肉体”，以歌颂之，他们迂回地与之融洽。如果肉体之迷恋至如此之程度，诱惑之斗争有何等之价值！他们，皆是巨人，比希腊神话的泰坦族，更狂暴，更邪恶，后者，头脑简单，就算为了积蓄力量，也不可能想到自我之恐怖的益处。

我们的痛苦，是天然的，是无端的，是非常不全的，当增多之，加强之，当创造其他者，假装者。听之任之，我们的肉体将限我们于一狭窄的范围中。只要我们使之服从折磨，肉体就会增强我们的感觉，扩大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精神，皆肉体所受之痛的结果，或者说，是肉体自讨苦吃的结果。隐士皆会补救其疾病的缺点……反对世界之后，他们不得不参与我我之战。于其邻人，此乃何等之平静！我们的冷酷从何而来，不正是因为我们的本能太热心于他人吗？如果我们更多地关注我们自己，且使之成为我们的焦点，成为我们谋杀嗜好的客体，那么我们多数的不可忍皆会消失。我们永远无法估量原始的隐修者为人类化解了多少的恐怖。如果这些修士皆尚在人世，多少之暴行他们将不得不为之！为了其时代的至善，他们皆有施残暴于自身的想法。如果我们德行变得温良，我们必须学会将我们的利爪转向我们自己，学会利用荒漠的技艺……

为何，有人问，吹捧麻风这一病害，赞颂苦修文学以之满足我们的令人恶心的种种例外？我们纠缠一切。我厌恶那些修士，憎恨他们的信念，同时，我不得不赞美他们的乱语胡言，钦佩其自愿的天性，仰慕其令人不堪的粗暴。如此巨大的力量必有一秘密：亦是宗教之秘密。尽管他们皆没有被关注的价值，但一切的生存者，一切的存在之基础概念，皆具有一宗教的本质。直言不讳：乃宗教，阻挡我们毁灭自己的一切者，保护我们、防御窒息之信的一切虚。当我窃取到永恒的一部分，当我想象一包围我的永久性，我止步于我脆弱之存在的明证，停止于虚无，我欺骗其他人，也欺骗我自己。否则，我将会，我将立刻消失。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我们的虚构。但我们识破虚构，我们的谎言之资本将流失，我们的宗教之基金将破产。生存，一信仰之行为，一反真理之抗议，一无休止的祈祷……

只要他们皆赞同生存，不信者和虔诚者不分上下，因为两者皆有唯一之决定，即标记一存在。观念，学说，皆简单的假象，乃种种之任性，种种之偶然。如果你未做自杀之决定，你和他人之间就不存在任何的差异，你是众生之一，所有的，诸如此类的，大信徒之一。你愿屈尊生息吗？你正在接近神圣，你当被封圣……

如果，此外，你不满你自己，你希望改变你的天性，你加倍地参与一信仰之活动：你想在一个身体里活两次。此乃苦修者之向往，使死亡为一不死之死，当他们皆热衷于彻夜不眠，于尖叫，于其深夜的竞技。效仿其分寸之缺席，甚至过之，我们可能会有如此之日，我们将虐待我们的理性，和他们一样。“皆来引导我吧，凡比我更疯狂者。”，我们的渴望如此说。能救我们者，惟明见之暗昧，神视之蒙蔽：将是一完美的透明，劫走住在我们内心的疯人，我们亏欠此人我们最强的疯狂和最猛的冲突。

因为每一生存方式皆背叛和扭曲人生，生命的真实担负一最大的不可共存，追求快乐和痛苦，支持两者的细微差别，拒绝一切有差别的感觉，反感一切未混合的状态。内心的枯燥源于定义施加于我们的帝国，源自我们寄语不明确者的拒绝，源于我们的先天混沌的拒绝，此混沌重生我们的疯狂，预防我们的乏味。此有益之因素，此无序之空虚，为一切学者所反对，为一切哲人所抵制。如果我们不救治之，我们将耗尽最后的储备：我们体内的死亡将失去支持和激励，将变得衰老……

完成死亡为一生命之肯定，变其深渊为一有益的虚构，反对显明使我们筋疲力尽，之后我们皆被萎靡所等候：此乃我们胆汁的复仇，我们天性的报复，常识之恶魔的雪耻，休息片刻，常识苏醒，痛斥我们的荒谬，指责我们盲目意愿的可笑。无情的幻觉，死亡的同谋，真理的毒瘾，皆成为一完全的过去，多年来，我们凝视我们的战利品，是为了从它们中取出我们的知识之原则！但我们应当学会反对之思，反对我们种种怀疑，种种确信，反对我们的全知性格，我们应当，尤其是，为自己虚构另一死亡，一不容于我们尸体的死亡，赞同不可论证者，同意鬼魂存在之观念……

虚无，无疑，是更为实用的。太艰难了，解体于存在之中!

反我之思

我们的发明，几乎全部，当归功于我们的暴力，当感激我们的失衡之加剧。甚至是上帝，只要祂使我们困惑，令我们好奇，我们认识祂，不在于我们内心的最深处，而在于我们狂热的最外延，正是在那里，我们以狂怒对之，一惊天冲撞，一毁灭祂，也毁灭我们的会战。诅咒缠身，专注行动，暴力者强迫其天性，超越其自己，只是为了恢复疯狂，重新侵略，追逐其事业，一旦被唤醒，它们将前来惩罚他。无一作品不反目于其作者：诗人穷于诗歌，哲人溃于体系，活动家败于事件。任何人，回应其天职，完成其使命，行动于历史之内，必自取灭亡；惟有如此者，弃其天赋才干，去其人之品性，方能慵懒于存在中。如果我渴望一形而上学的职业，以任何之代价，我无法保存我个体的特点；我剩余之丝毫者，我皆会清除之；如果，相反，我冒险于一历史的角色中，我之不可旁贷之责乃恶化我的种种机能直至同归于尽。人之消亡皆因人之担负的自我：肩负一个名字，乃承受一确切的死亡之模式。

暴力者，信其表象，不知气馁，重操旧业，刚愎自用，因为他无法使自己摆脱痛苦。他狂热于摧毁他人？此乃迂回之道，他借之，以返其自己的败亡。其信心下，其海口下，隐藏一幸灾乐祸的狂人。因此正是在种种暴力者的中间，我们遇见自我的种种敌人。而且我们皆是暴力者，皆狂热者，已失平静的关键，只能去往撕心的秘境。

与其任由时代一点点消磨我们，不如走在其前面，以其瞬间补充我们的瞬间。此新的时代嫁接于旧的时代上，此精心策划的时代不久将露出它的阴毒：它被具体化，它将成为历史，成为反对我们自己的怪物，成为劫数，我们无法避之，即便求消极药，问智慧方。

试一“无效疗法”；思道家的教父们，思其弃绝之说，自由之学，以缺席为至高权力。从，以其示范，意识之经过，当意识停止抵触世界，以万物为模型，类似于水，道家钟爱之元素，我们徒然努力于此，我们永不会成功。他们斥责我们的好奇心，反对我们的痛苦之欲；以此，他们有别于神秘主义者，尤其是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后者善于向我们推荐刚毛衬衣和苦修鞭笞，介绍彻夜不眠和绝食呻吟，鼓吹此种种皆有奇效。

“强烈的人生乃道之反者”，老子之教，一曾经之最普通之人类。但基督的病毒折磨着我们：我们皆是自笞者的继承者，以精炼肉体的痛苦，获得"自我"的意识。宗教没落否？我们不仅继续了它的荒谬透顶，而且流传了昔日之苦行斗室的哀鸣，受难之意志我们堪比花季的修女修士。即便教会不再享有地狱的专利，叹息的锁链，神意的崇拜，皆不会减少，毁灭的欢乐，狂喜的悲伤，皆我们的深爱。

精神，肉体也是如此，为“强的人生”支付代价。精“反我之思”的大师，尼采、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皆教导我们将希望寄托于危机，拓宽我们疾病的范围，以分离于我们的存在而获得生存。在伟大的中国人眼里，此乃一衰败之象，一不全之法，于我们，此构成唯一之模式，以我们掌握自己，以联系我们自身。

“无情者，乃不可伤者”（庄子）。深刻的箴言，亦是无用的箴言。冷漠之极，如何至之，当我们的淡漠，其本身，乃紧张，乃冲突，乃攻击？尽管我们的先人中没有圣贤，但我们有满腹牢骚之人，游戏人间之徒，狂热盲目之辈，我们将步其后尘，令人失望，放纵无度。

按中国人的说法，惟有世外之人能参透道的本质；狂热者，只能感知道的效用：潜入深奥，需要沉默，需要停止激动，甚至停止我们的机能。但，此非显示，以行动，以争斗，我们表达对于绝对者的向往，此非显示，克尔凯郭所谓的“信仰的骑士”，此非显示，帕斯卡者，乃一小册子作家？我们抨击，我们争论：我们只能了解“道”的作用。此外，寂静主义的失败，相当于欧洲的道教，道出了我们的可能性及我们的前途。

消极的见习者，于我们的习俗，我未见有更多的反对。（现代始于两位癔病患者：堂吉诃德与路德。）如果我们设计时代，如果我们生产时代，是因为我们厌恶本质之霸权，厌恶时代之假定的沉思之屈服。道家学说，在我看来，从始至终，皆智慧之言：可是，我反抗之，我的本能拒绝之，因为它们拒绝接受任何诸如此类者，叛逆的遗传太过深沉。我们的疾病，不是吗？数百世纪关注时代，数百世纪崇拜将来。中国或印度，有何良策能解救我们？

有些智慧形式及解救之道我们无法发自内心理解它们，也无法将它们变成日常用品，甚至无法框定出一个理论。解救，如果我们坚决要求解救，必然出自我们自己：求之于他处，求之于现成体系，或求之于某东方学说都无济于事。然而诸多贪婪的灵魂常常会做这样的事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贪求一种绝对的解救。但这样的智慧纯属伪造，这样的解救只是欺诈。我所要指控的不只是神智学及其信众，而是所有那些昧着良心利用真理的人。如此者，比比皆是，他们的“印度”是速成的，臆想自己探明了印度的堂奥，但他们毫无准备，没有个性，没有素养，没有焦虑，必将毫无收获。冒牌“拯救者”层出不穷站在他们所谓的救赎之巅峰俯视我们！他们神志清晰；他们所意图的不正是将他们自己置于他们的行动之上吗？孰不可忍的欺骗。此外，他们有着鸿鹄之志，任何传统宗教在他们眼里都是门户之见，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形而上的精神。求救印度，无疑更好。但他们忘了在印度理念和行动是一致的，救赎与放弃是同一的。当人具有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时，这样的琐事几乎不值一提。

诈骗者和冒充者，多见以后，注目以乞丐，令人安慰。乞丐，他，至少，不欺人，也不自欺：其主义，如言之，必行之；工作，不爱之，则明之；正如他希望一无所有，就会修养其贫乏，培育其自由的条件，其思想化入其存在，其存在亦化入其思想。他样样缺乏，他就是他自己，他活着：永恒之生活，乃日复一日之生活。此外，于他，其他人皆被囚于幻觉之中。即便依存于他人，他会以研究之复仇，他是“高贵感”之内幕的专家。其懒散，品质罕见，真正地使之成为一“自由者”，迷走于一个傻瓜和骗子的世界。至于弃欲克己，他所知者远远多于你种种秘录之所记者。如欲验之，你需要走上大街……但，你不会！你宁可信书，不可下问。你的沉思不会有任何实际的结果，不必惊讶于此，最卑微的流浪汉也比你有出息……忠于信仰，贪恋宫廷，如此佛陀，孰能思议？非自由者，即占有者。我反对谎言的普遍，反对说谎者，反对其所谓的“救赎”，他们著书立说，主张拯救，但皆非发自肺腑。揭穿他们，打倒他们，抓住他们，奚落他们，这是一场人人不得冷漠的战役。因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那些意识太清醒的人于平静中远离生与死。

每一次你以“绝对”反对我们时，你假装出一副深不可及的样子，仿佛你身陷于一个遥远的国度，你有一光明，一黑暗，以它们，你统治一王国，除你之外者，皆不得入内。

于其中，一有作品，你就会施舍我们，其他的凡人，一些你伟大发明的残余，一些你勘察的遗迹。但你所有的辛劳只换来词穷言白，你阅读无果，博学肤浅，你饱蠹空虚，借病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