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噪音自由

Yazan Khalili

言论自由是普遍真实的吗？在下文中，我把言论自由当成一种政治架构，尝试解释引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谁有言论的权力？那些我的思考，听到的故事和我的经验在这里展示出让言论自由运行的权力结构，和当说到权力和相关事情时政治艺术家们所面对的困境。言论自由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架构，能定义什么是言论表达而什么不是。

1

“唯一美好的巴勒斯坦是死去的巴勒斯坦”

一天，有人告诉我在1988年被以色列政府暗杀的 Abu Jihad 比 Arafat 对国家更忠诚。我那时候只是个小孩，所以不清楚这两个人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呢？”我问。“因为 Abu Jihad 已经被以色列政府暗杀了，而 Arafat 还没有，”那个人答。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懂了他说的话。我想，如果 Arafat 没有背叛的话，以色列人早就把他也杀了。这里暗示到，每个活着的巴勒斯坦人都是个政治上的背叛者。只有死掉的才是好人。

这个想法肯定很奇怪：去推崇死亡才是唯一爱国的证明。你只有被杀才能成为真正纯粹的巴勒斯坦人。根据这个逻辑，只有以色列能授予巴勒斯坦人政治纯洁性。

但这个观点要怎么被推翻呢？那些巴勒斯坦人都死了！

2

父亲一直重复教导我：如果有人（通常是的士司机）在你面前公开骂总统/领导/皇帝/皇权，你不要回复他。“这是个陷阱，”他会说，“他们想让你承认你是对立方的。”

父亲告诉我这是他付了很大代价学来的。1960年早期，他在叙利亚读大学的时候国家正卷入政治旋涡。一天他上的的士有个话痨司机，当司机开始骂叙利亚政权的时候，父亲有一种深深的同感，然后放松下来，开始开心地回应司机。几分钟之后，司机在一个属于叙利亚的秘密设施的停车场停了车。之后几个月我父亲就呆在监狱里了。

他经常跟我说只有被政权保护的人才能骂他们。那些沉默的都是真正反对他们的。“不要相信那些说话的，”他说，”无论是站在政权一边的还是反对政权的。“

3

Ziad Rahbani 在自己著名的广播节目 "Tabi'a La Shi Tabi'a La Shi" (属于某样东西属于某样东西) 第三部分 “民主” 中说了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剧本家写了一个剧关于一个剧本家写了一个关于他所在的社会的审查制度的剧。那个剧里的剧本家拿他写的剧给审查机构审核，但他的剧本被否决了。他问“为什么？”审查员说，“这个剧没什么问题，但你说的关于审查制度的都是假的，我们不能让你传播谎言。”这一幕不断重复直到人声淡去被爵士音乐所替代。

Slavoj Žižek 在他的课 “我们梦需要审查” 中提到极权政权下的社会规矩和规则。他解释说审查制度通常会隐藏自己；它会擦除自己的痕迹因为它必须是不可见的，它只会展示出言论自由的面貌。那里有不单单作为限制的限制，因为它们自身都是被限制的。他人必须要接受它们的存在，同时接受他们因为限制而不存在。

Žižek 继续提到一个斯大林的故事。想象一下，他说，1937年斯大林刚刚结束莫斯科的一个大演讲。观众鼓掌，然后有个男人从人群中站起，辩驳斯大林。每个人都惊呆了。他们会想，他在干嘛！不久他就要被消失了！然后另一个男人会从人群中站起告诉前一个男人，“同志，你疯了吗？你不知道我们不能批评斯大林吗？这本来就是不能被接受的。” 很奇怪地，现在只有第二个男人会真的被消失。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故事：

穆罕默德在寺里坐着的时候，一个男子靠近他。

“哦，穆罕默德，我想成为一个穆斯林，”男子郑重说道。穆罕默德报以微笑。在他将要解释怎样成为一个好穆斯林的时候，男子打断道，“但首先，我有一个问题。”

“请问我的朋友！”穆罕默德回答。

“如果神是全能的，他能创造出一块巨大到他自己不能负重的石头吗？”

震惊，穆罕默德回答：“这个问题是被禁止(haram)的，我的朋友。甚至连想一下都会让你直堕地狱。而且，我不是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如果你想知道，你应该找大天使加百列。只有他能回答你的问题。”

男子来到加百列休息的地方。他问加百列：“亲爱的天使，我想信仰一个无上的神，但首先我有一个问题。”

“请问，我亲爱的生灵，”加百列回答。

“神能创造出一块巨大到他自己不能负重的石头吗？”

震惊，加百列回答：“这种想法是被禁止(haram)的。他会送你进地狱。而且，我不是那个你应该问的人。如果你坚持，我建议你直接问神。他应该是那个唯一会知道的。”

所以加百列把男子带到神前。“神，我为你带来一个迷失的灵魂，”加百列对神说。

男子直接向无上的神说：“神，穆罕默德说你能做任何事。”

“是的，穆罕默德是对的，”神回答。

“如果这样，你能创造出一块巨大到你都不能负重的石头吗？”

神震惊了：“是的，我当然能！”

一眨眼功夫上帝创造了一块巨大到震撼整个世界的石头。

但...他能举起它！

上帝制造了更大的巨石，但他也还能举起这个！然后下一个，再下一个。他能举起全部巨石。

男子略微钦佩，返回了地球。当穆罕默德看到他的时候，他跳出自己座位：“怎么样？他做到了吗？！神能创造出一块巨大到他自己不能负重的石头吗？！”

“还不能，”男子回答。“他还在忙着尝试！”

当一个权力结构必须面对自身，当它面对自己的话语的时候，它就进入了一个它不能解决的困境。唯一解决的方式是不让它一开始进入这个困境。

4

2014年的时候，Coco Fusco 写到古巴艺术家 Tania Bruguera 被自己国家拘禁。Fusco 猜测 Bruguera的拘禁和古巴美国不断更新的外交关系相关。Fusco 提到古巴国家艺术局的执行官 Rubén Del Valle 的说法，国家有特权去监视一切海外文化活动和保证古巴艺术远离政治。Del Valle 在这里有趣地暗示国家政权对政治和政治活动的独裁能让艺术脱离政治 –– 任何尝试关联上政治的艺术作品都会失去作为艺术品的地位，从而会被看做想把政治行为正当化的举动。

5

2013年春天，我在车里开过横跨约旦河连接起西岸和约旦的 Allenby 桥。当时我正向 Amman 的机场出发，赶上去迪拜的飞机。对于能被允许生活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这座桥是唯一的入口和出口。比起说是桥，这更是一个充满夸张检查站的地方。他们被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的警察控制。(不用说，以色列有所有检查站的权限) 这是这个地区最难穿越的检查站区域 –– 四个不一样的安全站和非常枯燥、侵略性的通关程序。乘公交的话最少要三小时才能过桥，而且要换5次车... 无论如何，我不想尝试解释那些不能解释的。

当最终过了桥，我到了做身体搜查的大堂。我打开iPhone的摄像头，想录下整个过程。但不到一分钟，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恐惧？)。但当我把手机放回口袋的时候，一个以色列的士兵抓住了我。他把我带离队伍，抢走我的手机，大叫，“他在录像！他在录像！”

我马上回归镇静而且坚持说我只是在确认时间。但他们还是把我带到审讯室。一个长官进来，让我解锁我的手机然后展示他们我的照片。知道我没有拍到任何身体搜查的过程，我拾起勇气，让他们以为我在隐藏什么，从而延长审讯时间。我告诉他们是看错了，而且他们没有看我私密照片的权力。长官说他只对我最后的几张照片感兴趣。当我解锁照片之后，他立马把手机抢了。我感到计谋得逞，看着他的眼睛重复我之前说的––他们看错了。长官看着我问我，“为什么你什么照片也没拍？”我很惊讶。“你说什么？”他用很严肃的口吻重复：“为什么你什么照片也没拍？”“因为我什么也不想拍，”我回答。“好，”他说，“这里没有哪个牌子说 ‘不让拍照’。”我傻眼了。“所以你的意思是我能在这里拍照吗？”他笑着看我，“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告诉你一个事实。现在把你东西拿走离开这里。”我照着做了。

6

早年我参加了一个反对巴勒斯坦伪政权的青年运动。一个组织同情我们，建议我们在墙上涂鸦上支持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伪政权的信息。像是 “天佑以色列的安全合作行动！” 和 “支持对激进者的政治禁闭！”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有警察让我们停下。我们争论我们只是在支持警察 –– 用 Arafat 总统说过的话。他们说我们需要向机构申请在墙上涂鸦。机构拒绝了我们的申请，说我们只能在城市里固定的几个墙上涂鸦。以色列在城市外面通向耶路撒冷的路上建的墙是我们唯一能涂鸦的地方。以色列允许巴勒斯坦在墙上画任何东西，只要是在巴勒斯坦这边 –– 大概用来展示占领有多民主和多关怀。然而在以色列那边，在墙上涂画是禁止的。

7

2003年，埃及政府颁给 Son’Allah Ibrahim 国家名誉最高的文学奖，其中包括$20,000的现金。Ibrahim 的反政权小说很有名，而且他80年代时当过共产党员。那时候大部分埃及共产党包括他自己，被迫害囚禁在 Wahat(绿洲) 监狱。在颁奖的那天，Ibrahim 走上颁奖台拒绝了那个奖项，公开控诉政府的腐败导致了埃及的超高的贫困率和文盲率。

在 Ibrahim 拒绝奖项之后，公众舆论中展开了关于他是否应当接受那些奖金的讨论，有人说他应该把奖金捐给他所说的穷人。有的说他应该在颁奖礼两天前，奖项公布的时候就拒绝奖项，这就能避免现在的闹剧。Ibrahim 站出来说，在颁奖台上拒绝奖项不仅仅是表达他对奖金的拒绝，这能让他在公开场合谈论政治。Ibrahim 的行动说明只有公开拒绝奖项能让政治诉求被听见，不然能被听见的，只有写在被静音和审查后的文字上的几乎听不见的言论。

之后，政府把 Ibrahim 获得的那个奖项相关的提名步骤改变了。现在作家如果想要获奖，他们需要先申请，为了避免有人想学 Ibrahim。

8

2011年， 巴勒斯坦一个左翼党本应在 Ramallah 举行一个大型会议。会议主题是巴勒斯坦的政治状况和当前政权的失败 ––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PA)，Fatah 和 Hamas。会议计划在城中央的最有名的新教大堂举办。

会议举行的那个早上，大堂已经人满为患 –– 多到吓到刚到达大堂要参加会议的人。大堂里面有几百人。他们大清早就已经到了，占领了所有的座位和走廊的位置。在苏联之后，巴勒斯坦左翼根本想象不到能召集这么多的人。那时候只有唯一的演讲台是空的。

这之后会发生什么？每个站在场外的人不禁开始想...

渐渐每个人就知道真相了：占领整个大堂的是安全局。根据法律他们不能禁止会议，因为他是在私人场所举行的，所以他们派人把整个场地占满了。但他们想废止言论被听到的可能，而不打算废止言论本身。

9

2009年在 Sana 国际机场，我和我的朋友问机场里的警官，我们要怎么申请在机场里面录像。那个警官把我们带到他们的上司跟前，他看起来是个好人。我们告诉他说我们是巴勒斯坦的两个影片制作人，我们打算记录叫 Naseej 的非政府组织在这里的行动。我们回到约旦的飞机不到三小时不会出发，所以我们打算利用这段时间拍一下机场。我们还没有给他解释完，警官就嘭一下锤到桌子上大叫：“当然不可以 –– 现在你们当然不应该申请许可！你们应该不问直接就去做。”

他们没收了我们的相机，直到登机才还给我们。

10

2014年三月， Sharjah 体育馆的一个演讲上，Rasha Salti 和 Kristine Khouri 谈到他们对 1978 年巴勒斯坦国际艺术展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 for Palestine) 的研究。展会在 Beirut 举办，当时是一统信息局和巴勒斯坦自由组织的动员办公室发起的。

他们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几乎所有东西都在展出几周后全部消失。原因是当时黎巴嫩的内战和以色列在1982年入侵前的空袭的余波。

在演讲里，Salti 和 Khouri 说到最开始他们找到的信息都是从当时参展的艺术家上获得的。最终他们找到了展览的列表册，上面标示出展出的194名艺术家的197件作品，其中有从法国、意大利、波兰、日本、西班牙、摩洛哥和伊朗还有其他国家的艺术家。

这个艺术展是巴西艺术家 Mário Pedrosa 发起的 “没有围墙的展馆” 行动的一部分。“没有围墙的展馆” 源于1973年右翼派倾覆智利总统 Salvador Allende 政权的政变。Pedrosa 请求艺术家把自己的作品捐给巡回展 “抵抗驱逐的艺术馆” 。这是为了通过艺术和文化活动给全世界(主要是拉丁美洲)展现智利人民的团结。委员会在六个国家之间成立。巡回持续到智利右翼独裁政权的结束，最后成为圣地亚哥 Salvador Allende 博物馆馆藏的一部分。

Pedrosa 当时请求捐献作品的时候，没有给出展览主题。只要艺术家参与进来，他们的作品就能被展示。最终，多达2000件作品被捐献到展览中，而结束后成为 Salvador Allende 博物馆的一部分。

我想说一下最近一个发起方式类似的。

2014年，在加沙被进攻的一个月后，两名柏林的艺术家同样发起捐献作品去拍卖把筹集的款项捐给加沙人民的活动。当时流传出来两个版本。一开始的版本提到有几个巴勒斯坦被杀但没说是谁杀的。第二个版本是以色列已经对加沙启动了 “导致大规模毁坏和大量市民伤亡” 的进攻。

从第二个版本摘录如下：

艺术界展示了一次不经过安排的支持。超过180名不同国家的艺术家把自己的作品捐给了 “更靠近加沙一点”，一个给急需医疗物资的加沙人民筹款的拍卖会。

2014年7月8号，以色列启动了一次叫保卫边境的军事行动，进入了加沙边境。这次行动已经造成大规模的毁坏和大量市民的伤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月28号)：2130名巴勒斯坦人已经死亡，其中包括小孩577人，妇女253人以及老人102人。受伤的巴勒斯坦民众预估有11066人，包括小孩3374人，妇女1970人以及老人410人。从空袭发生之后到今天，加沙的17间医院和50间公共诊所(一共97间)已经被炸毁、损坏或者关闭，16辆救护车被损毁，38名医护人员受伤以及23名医护人员死亡。一共290,000人无家可归。

为了支持加沙的人民和反对对巴勒斯坦领地的持续占领，拍卖会帮助到包括以色列的医生促进人权组织(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 和 巴勒斯坦的医疗救济协会 (Palestinian Medical Relief Society) 的两个非政府组织去提倡和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健康权益。

这个版本的缺少了好几样要素，甚至缺失历史事实。无论出发点有多好，在历史事实缺失的时候，没有一个行动会有政治意义。这个版本把这次以色列的进攻说成一个没有清晰过程和开头的单独事件。它让我们把这次事件看成一个自发的，独立于更大的历史过程以外的事件。

对数据的罗列也把这次冲突的政治因素给抹消掉了。它把最能解释这次事件的要素剔除在外，把战争和压迫转变成单纯数字上的得与失 –– 像是有多少被杀，多少受伤了。

像我上面说的，这次的发起无视了的最主要的事件是：1948的 Nakba (灾难) –– 那时候被欧美超级大国支持的狂热军事分子把巴勒斯坦人民从他们的土地上驱赶出去。最终，多达700,000的巴勒斯坦人民变得无家可归一无所有。这直接导致了今天6,000,000的巴勒斯坦难民，其中超过一百万生活在加沙 (组成加沙70%的人口)。而且文中说的 “290,000人无家可归” 说得像他们现在是第一次无家可归一样。好像这种无家可归不是在过去加沙、整个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以外以内(不是“巴勒斯坦领地”)被压迫的几个十年中不断被重复一样。

“抵抗驱逐的艺术馆” 中的艺术行为和艺术展被看做政治行动和政治团结的载体。那些艺术品自身在表达政治，而当他们展示在一起能发出更大的声音。这个展览承认每一次政治斗争都一定是一次文化的斗争 –– 反抗运动能被艺术和文化行动支持和升华，这把艺术和文化看做政治斗争的战场。

对比起来，“更靠近加沙一点” 拍卖用的是另一种语言 –– 艺术市场关于数字和金钱，关于“人道危机”的语言。它只会把用市场价值来看待政治。艺术品只有被出售才会对政治有帮助。它会把对正义的需求解读成被压迫方的单方面的痛苦的展示。它剥夺了被压迫方发表言论的尊严 –– 不是通过封杀，而是把被压迫方能述说的整个政治背景给无视掉了。

通过资本数字和金钱的语言，加沙的现状只能单纯被看做不公。通过加沙的这个拍卖买到的物资最终会被以色列严格的通关条例给限制，大部分会被扣留在加沙之外。

从资本的观点来看，Son’Allah Ibrahim 应该要接受奖金然后把它们交给穷人。但这样做，他就把政治问题当成扔钱就能解决的经济问题看待了(像人道援助做的一样)。但我们应该做的是要把经济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看待。

在言论表达能被确定是否自由之前，他首先要被认定为是言论表达。言论要成为言论，它一定要被政治性的个人表达。

亚里士多德说过 “人是政治动物”，因为他们拥有表达言论的权力，让我们能把公正和不公相关的讨论日常化。动物却只能表达欢愉和痛苦。但我们要怎么分辨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他是在讨论公正问题还是在表达个人痛苦呢？

在《政治的美学》中，Jacques Rancière 认为在辨认行为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谁有决定什么是声音什么是噪音的权力？Rancière 认为政治主要就是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态：“政治首先是经验存在层级之间的矛盾，是那些共同客体的现实和主体的容量。”

柏拉图论到，在他所在的时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手工匠没有参与政治的时间，因为他们忙于自己的工作。这种 “时间的缺乏” 不是国家(empirical)的问题，而是手工匠这个工作自然附属的状态。对于 Rancière，政治开始于那些“没有时间”的人被听见，开始于他们能证明他们不仅仅是在表达欢愉和痛苦，而是在表达言论的时候。

Hannah Arendt 写到过无权(rightless)的概念。她说相比于那些在法律面前被认定为不公，对于无权的人法律根本不存在。这不是说他们被压迫，而是根本没人想去压迫他们。他们在公正的领域以外，所以，他们也在言论自由之外。他们的罪是连被压迫都不值得。

非政治个人所以能随便表达言论自由，因为他们的表达根本从一开始就不会被承认为言论表达––在统治阶级眼中，他们只是噪音。于是，讨论非政治个人的言论表达是否自由是无意义的。他们对痛苦或者欢愉的表达不会被压制，因为言论自由理论不会把沉默非政治个体当成压迫。这个理论建立在什么是言论表达，什么不是之上 –– 什么是人说的、文明的，什么不是。

言论自由是一个允许或者审查过滤言论表达的架构 –– 这个架构同样构筑于分辨什么是言论表达什么不是之上。审查是言论自由架构的一个功能，用来保证它定义言论表达的权力。这样来看，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要去推翻审查机构而是要去打开言论自由的局限，让它认同现在还不被看做是言论表达的言论表达。

有一次，一个被以色列审查机构审查的艺术家兴奋地偷偷跟我说：“他们终于把我的作品当回事了！”这个事情能帮我们看清审查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失语的困境在于，如果要让他们的言论表达被当成言论表达，他们必须接受他们的言论会被封杀的可能。被审查代表你的话被正式当成言论表达，被理解成政治性语言。失语者跪倒在权力结构下，接受自己被压迫的命运，为了让自己的言论表达被定义为言论表达然后被封杀。

今日的权力机构深知对艺术作品的封杀不会停止它的传播，反而会让它被更多人所知。现在他们会把作品中的不同意义剥除，只留下被审核过的解读。审查过的声音甚至比作品自己的声音更大，把作品当成自己发声的媒体。

审查不单是封杀。它还善于误导和改变意义。它不只会阻止，还会通过腐蚀、扭曲、虚弱充满反对声音的作品的政治性来引导言论。俄罗斯艺术收藏组织 Chto Delat 撤离2014年在圣彼得堡举行的 Manifesta 10 就是遇到这种问题。他们后来发表的文章中说道：“Manifesta 在所有法律不应该存在的情况下，选择用官僚主义的禁令来表达对法律和规则的尊重，因为这样，参展 Manifesta 10 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Chto Delat 的撤展聚焦到言论自由作为一个架构，是怎样创造出腐蚀言论让它跟权力共谋的情况，甚至连本身是为了暴露言论发表的限制的作品都能被腐蚀。

Boris Groys 曾经写到艺术行动者不仅仅只想在艺术界和一般政治和社会系统之内批判它们，他们的目标是从系统之外，通过艺术手段改变系统。

在他的时代，沃尔特本杰明敦促 “先进的”(advanced)艺术家去像革命工人一样，通过创造艺术介入、改变传统媒体的“技术”，转换资产阶级文化的“设备”。通过给作品加上不同层次的美感、政治表达、和生产方式，当今活跃的艺术家也能从艺术中找到颠覆统治阶层的权力结构的方法。但这些活跃的艺术家也面临一个双重困境：避开审查和言论自由。这是在面对言论自由的权力架构时，今天的政治艺术家一定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