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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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疫情构建起的特殊时期，大家能看到什么：国际组织面临失信，政治边界的回归，摆上台面的信息战，旧主义的兴起。面对这个 “灾难时期”，我们能如何反思，反思什么，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问题？Hui Yuk 从“单一科技”和“团结”状态入手，尝试回答到底要从何而去。

Yuk Hui

如果说哲学曾经表现为帮助、救赎或预防的话，那是因为身处的文化是健康的。病态文化，它会让看起来更病态。 —— 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1. "精神危机 "的百年纪念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在《精神的危机》中写道："我们这些日后的文明...仍旧意识到自己只是肉体。" 只有在这样的大灾难中，一场变革（après coup），我们才能认识到自己只是脆弱的生命。一百年后，一只来自中国的蝙蝠——如果冠状病毒真的来自蝙蝠的话——让整个地球又陷入了一场危机。如果瓦莱里仍然在世，他现在就不被允许踏出他在法国的房子。

在1914前就笼罩着欧洲的虚无主义、空虚性过渡到1919年成为精神危机。正如瓦莱里描述的战前的知识分子："我看到...虚无！虚无...只有无限多的虚无。" 在瓦莱里1920年的《海边的墓地》（Le Cimetière Marin）一诗中，我们读到了尼采式的积极呼唤："风起了！...我们必须努力活下去！"。这句话后来被宫崎骏采用，作为他的动画片的片名。故事讲述了后来为日本帝国设计战斗机的工程师堀越二郎的故事，而堀越二郎设计的战斗机就被用在二战当中。这种虚无主义以尼采式的考问反复出现：一个恶魔在你孤独最深的时候入侵，问你是否愿意生活在永恒的重复中——同样的蜘蛛，同样的树间月光，一样的恶魔会问一样的问题。任何不能与这种虚无主义共存同时直面这种虚无的哲学都无法提供足够好的答案，因为这样的哲学只会让病态的文化更病态，如果放到当今，只会退化成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哲学梗和表情包。

自十八世纪以来，技术加速和全球化不停孕育着瓦莱里所说的虚无主义。正如瓦莱里在文章结尾写的：

但欧洲精神——至少是其最宝贵的内容——能完全传播开去吗？诸如民主、对世界的开发和大众技术的传播等现象，都预示着欧洲的灭亡...这些现象是否一定是命运绝对的决定呢？

这种扩传播的威胁——欧洲可能已经试图承认——已经不是欧洲能够独自面对的，而且很可能永远不会再被欧洲的 "悲剧主义" 精神所完全克服。"悲剧主义" 与希腊悲剧有关，而希腊悲剧也是努力解决内部矛盾的精神逻辑。我在《启蒙运动的结束后，什么会开始？》和其他文章中，试图勾勒出自启蒙运动以来，在一神论衰落之后，后者是如何被一神论（或技术神论）所取代的；而一神论在今天达到了顶峰，被叫作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作为欧洲哈姆雷特的文化（瓦莱里在《精神的危机》中提出）的继承者，我们现代人数着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头骨，回顾欧洲知识分子的遗产，在瓦莱里写作的一百年后，在瓦莱里的笔下，一直相信并仍然希望相信我们会成为不朽，相信我们的免疫系统能被增强到抵御一切病毒，或者干脆在最严重的时候逃到火星。好像在冠状病毒的全球疫情下，研究前往火星似乎与阻止病毒的传播和拯救生命无关。我们这些仍然居住在这个叫地球的星球上的凡人，可能没有机会像超人类主义者在企业口号中吹嘘的那样，等待着成为不死之身。对虚无主义的治疗在尼采之后还没有开始写，但毒素已经弥漫到全球的体内，同时造成了人体免疫系统的危机。

对雅克-德里达（其遗孀玛格丽特-德里达最近死于冠状病毒）来说，2001年9月11日对世贸中心的袭击标志着一种自我免疫危机，瓦解了经过数十年已经稳定下来的技术-政治权力结构：一架波音767飞机被当作武器，用来对付发明它的国家，就像变异的细胞或病毒从内部变异。只有在政治背景下使用 "自身免疫" 这个概念时才会把它看做是一种生物性的比喻：全球化是建立一个世界体系的过程，其稳定依赖于技术科学和经济霸权。因此，"9/11" 事件被认为是一次破裂，它结束了基督教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政治格局，唤起了一种免疫反应，表现为一种永久的特殊状态——战争之上的战争。现在，冠状病毒打破了这种比喻：生物与政治融为一体。遏制病毒的尝试不仅涉及到消毒剂和药物，还有军事动员和对国家、边境和国际交通的封锁。

1月底，《明镜报》（Der Spiegel）发表了一篇题为《冠状病毒，中国制造：当全球化成为致命的危险时》，图文并茂地展示了一幅中国人穿着夸张的防护装备，用几乎是闭着的眼睛看着iPhone，仿佛在向神灵祈祷。冠状病毒的爆发并不是恐怖袭击——到目前为止，除了病毒首次在中国出现外，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病毒的来源——而是一种类似器官反应的事件，病毒通过现代的交通网络，以每小时900公里的速度飞行。这似乎也是一个让我们回归讨论民族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区域政治学的事件。我所说的回归，首先是指，因为全球资本主义和随着文化交流和国际贸易而不断增强的流动性所而模糊了的“边界”的意义，因为冠状病毒被恢复了。病毒的全球性爆发宣告了全球化，到目前为止，只培养出一种单一的技术文化，而这种单一的技术文化只能导致自身免疫反应和大倒退。其次，病毒的爆发和民族国家的回归，揭示了民族国家概念本身的历史和现实极限。现代民族国家试图通过即时性的信息战争来掩盖这些限制，构建出超越国界的信息场域。然而，这些信息场域非但没有产生全球免疫，相反，这些信息场域反而利用全球的主流冲突来发动物理战争。用来对抗这个阶段的全球化的全球免疫还不存在，而它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如果这种单一技术文化依旧存在。

§2. 欧洲人施密特看到了数百万的幽灵

2016年欧洲难民危机期间，哲学家 Peter Sloterdijk 在接受《西塞罗》杂志采访时批评德国总理默克尔道："我们还没有学会重视边界...欧洲人迟早会制定出有效的共同边界政策。从长远来看，领土的必要性占主导地位。毕竟，道德责任不包含自我毁灭。” 即使 Sloterdijk 错误地主张德国和欧盟应该向难民关闭边界，但回过头说，他认为现在边界问题的考虑不够周全是对的。 Roberto Esposito 明确指出，边界的功能存在着一种二元（两极）的逻辑：一边坚持把更严格的控制作为抵抗外敌的免疫性防御——这是对免疫学中自我-他人对立的经典直观理解——另一边则建议取消边界，允许个人和货物的自由流动和合作。 Esposito 认为，这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个在今天看来都不可取，在伦理上和实践上都不可取。

冠状病毒在中国的爆发——从11月中旬开始，直到1月下旬宣布官方警告，随后1月23日武汉市被封锁——立即在国际上导致对被认为病毒携带者的中国人，甚至是亚洲人的边境管制。意大利是最早对中国实施旅行禁令的国家之一；早在1月下旬，罗马圣塞西莉亚音乐学院就已经暂停了 "东方" 学生的课程，即使有学生一辈子都没去过中国。这些行为——我们可以说是出于恐惧，但更根本的是出于无知。

在湖北省以外的主要疫区之一，香港，能听到强烈敦促政府关闭与中国大陆边界的声音。政府以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避免对中国实施旅行和贸易限制为由拒绝了。作为中国的两个特别行政区之一，香港特别行政区本不应该反对中国，也不应该增加其近期经济增长乏力的负担。然而，一些香港餐馆却在门上贴出告示，宣布不欢迎讲普通话的客人。因为普通话与携带病毒的中国大陆人有关，就被认为是危险的标志。平时对所有人的开放的餐厅，现在却变成只对某些人开放。

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从根本上说都是免疫性的。种族主义是一种社会抗原，因为它明确区分了自我和他者，并对他者引入的任何不稳定因素作出反应。然而，并非所有的免疫行为都可以被认为是种族主义。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两者之间的模糊性，就像把所有的一切都放进夜晚——任何牛看起来都是灰色的。在全球传染病面前，不可避免地，洲际航班和火车的污染温床会产生免疫反应。在武汉封城前，有500万居民逃亡，他们不由自主地将病毒带出了城市。事实上，是否被贴上武汉人的标签并不重要，因为考虑到病毒可以在身体上潜伏数日而无症状，同时污染周围的环境，每个人都可以被视为嫌疑人。在街头和餐馆里，当排外和微型法西斯主义成为普遍存在的时候，人们难以逃避免疫性反应的出现：当你不由自主地咳嗽时，每个人都会盯着你看。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免疫圈，也就是 Peter Sloterdijk 建议的免疫圈，作为一种保护和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存在。

看来，免疫反应——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种族主义行为——为个人的、社会的和国家边界的回归给了借口。经过数十年的自我-他者范式和有机体范式的争论，生物免疫和政治免疫让现代国家回归到边界控制——作为最简单、最直观的防御手段，即使在看不见敌人的时候，也是如此。事实上，我们只是在与敌人的化身对抗。我们在这里都受到卡尔-施密特所说的政治性的束缚，这种束缚是由朋友和敌人之间的区别所定义的——这种定义不容易被否认，而且会在疫情传播中加强。看不见的敌人必须要被指代和识别：首先是中国人，亚洲人，然后是欧洲人，北美人；或者，在中国，就是武汉的居民。仇外心理滋养着民族主义——对于自我，仇外心理会被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免疫行为，对于他者，通过传播仇外心理来强化自己的民族主义来达到免疫。

国际联盟在1919年一战后成立，后由联合国接替，通过将所有国家聚集成一个共同的组织来避免战争发生。也许卡尔-施密特对这一尝试的批评是准确的，已经成立一百周年的国际联盟错误地把人性作为世界政治的共同点，但人性不是一个政治概念。相反，人性是一个去政治化的概念，因为去确认这个根本不存在的抽象的人性 "会滥用和平、正义、进步和文明这些概念——会为了声称和平、正义、进步和文明这些都是自己的，同时否认敌人的"。我们知道，国际联盟是一个由不同国家的代表组成的集团，它未能防止二十世纪最大的灾难之一，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被联合国所取代。这个论点不也适用于世界卫生组织，一个旨在超越国界，就全球卫生问题提供警告、建议和治理的全球性组织吗？考虑到世卫组织在防止冠状病毒传播方面几乎没有发挥任何积极作用——如果不是消极作用的话：其总负责人甚至拒绝称其为大流行病(pandemic)直到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世卫组织存在的必要是什么呢？自然，在该组织内和与该组织一起工作的专业人员的工作应该得到很大的尊重，但对于类似超大组织，冠状病毒事件暴露出了它们自身的政治作用的危机。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只能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这样一个烧钱的全球政治性的巨大存在的失效，就像对着空气叫喊，没人能改变什么，如同民主进程刻在每个国家的历史中一样。

§3. 单一技术主义的死循环

如果我们按照施密特的说法，世卫组织主要是一个去政治化的工具，因为其预警冠状病毒的功能由任何一个新闻机构做得都能比它更好。因为按着世卫组织的形势分析行动的一些国家确实过于迟缓了。正如施密特所写的，一个以代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国际理事机构，"并没有消除战争的可能性，正如它并没有废除国家一样。它为战争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允许战争发生，制裁联合战争，并通过批准某些制裁为合法化战争扫除了许多障碍。” 二战以来，世界大国和跨国资本对全球治理机构的操纵，不就是这种逻辑的延续吗？这种一开始就可以控制的病毒，不就让世界陷入了全球战争状态吗？相反，这些组织助长了一种全球性的病态，在这种病态中，单一技术性经济的竞争和军事扩张是唯一的目的，它使人类脱离了扎根多年的土地，取而代之的虚构身份是通过现代民族国家和信息战争所塑造的。

特殊状态或紧急状态的概念，原本是为了让统治者能够对共同富裕免疫，但自9-11事件以来，它已经趋向于一种政治常态。紧急状态的常态化不仅是统治者绝对权力的体现，也是现代民族国家通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技术和经济手段扩大和确立自己的边界，在面对全球形势时只能挣扎和失败的体现。只有从边界定义统治主权来理解区域政治，边界控制才是一种有效的免疫行为。冷战后，日益激烈的竞争导致了一种单一技术文化，这种文化不再尝试平衡经济和技术进步，而是一边在尝试融合两者，一边走向世界末日的终点。以单一技术为基础的竞争，会为了利益破坏地球上的资源，同时阻碍走不同的道路和方向的尝试——这就是我曾大量论述过的 "技术多样性"。技术的多样性并不只是指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技术（单一技术），其推广和功能略有不同。它指的是在价值观、认识论和存在形式上的多元宇宙技术的多样性。目前这种以经济和技术手段凌驾于政治之上的竞争形式，往往被归结为新自由主义，而其近亲的超人类主义则认为政治只是一种即将被技术加速颠覆的人文认识结构。我们来到了现代性的死胡同：因为害怕被超越，没人能轻易退出竞争。这就像尼采所描述的现代人：一群人永久地抛弃了自己的村庄，出海去追寻无限，但直到到达了大海的中央才发现无限并不是目的地。而当再也没有办法回头的时候，没有什么比无限更可怕的了。

冠状病毒，就像所有的灾难一样迫使我们不得不问，我们的方向在哪里？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只是走向虚空，但我们仍然被一种悲剧主义的冲动所驱使 "努力活下去"。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国家所感兴趣的不再是国民的利益，而是经济增长——对人口的任何关怀都是为了经济增长。这一点从中国最初如何试图压制冠状病毒的消息就不言而喻，只有在习近平警告压制损害经济后，新病例数量开始急剧下降到零。也正是这种无情的经济 "逻辑"，让其他国家决定静观其变，诸如限制旅行（世卫组织建议禁止）、机场筛查、推迟奥运会影响旅游等预防措施。

媒体和许多哲学家对亚洲的 "专制方式 "和西方国家所谓的自由派/自由主义/民主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有点幼稚的论点。中国人（或亚洲人）的专制方式——被误解为儒家，尽管儒家根本不是专制或强制的哲学，但中国人（或亚洲人）的专制方式在利用已经普及的消费者监控技术（面部识别、移动数据分析等）来识别病毒的传播，在管理人口方面是有效的。在欧洲疫情爆发之初，人们还在争论是否使用个人数据。但如果真的要在 "亚洲专制治理 "和 "西方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治理 "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亚洲专制治理似乎更可能面对进一步的灾难，因为自由主义的治理方式本质上是优生主义的，允许自我抉择得以快速淘汰老龄人口。然而，无论怎样，这些文化本质主义的对立都是充满误导的，因为它们忽略了人们的稳固性和自发性，忽视了人们对老年人和家庭的不同道德义务；然而，这种无知的做法能为某些人虚妄地表达自己的优越感。

我们的文明还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的重量很容易压倒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不得已寄希于恢复 "正常的生活"——无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想从其他地区的政治方案和结构来寻找超越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正如德里达在《友谊政治学》中所做的那样，他通过解构友谊的概念来回应施密特。解构打开了友情和团体之间的本体论差异，提出了二十世纪基础政治理论，朋友-敌人二分法，之外的另一种政治，即客情。"无条件 "和 "不可计算"的热情好客，我们可以称之为友情，在区域政治中可以被视为破坏主权，就像日本解构主义哲学家 Kōjin Karatani 声称，只有当主权可以作为礼物——即毛泽东的送礼经济——在全球资本主义帝国之后，主权可以作为礼物赠送，康德梦想中的永久和平才有可能实现。然而，这种可能性是以废除主权为条件的，换句话说，就是废除民族国家。卡拉塔尼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可能需要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然后是一个比联合国更有权力的国际管理机构。其实安格拉-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和邓小平构想的 "一国两制 "的辉煌构想，正在朝着这个目标迈进，而不需要战争。后者有可能成为一种比联邦制更成熟、更有趣的模式。然而，前者一直是被猛烈抨击的对象，而后者正在被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教条主义的施密特主义者所破坏。如果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前进，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最快的选择。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甚至在更接近灭绝我们（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的灾难到来前，我们还要问，除了单纯与冠状病毒共存，一个"有机"的全球免疫系统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我们希望全球化能够继续下去，并且以一种不那么矛盾的方式继续下去，那么什么样的共同免疫或共同免疫主义（Sloterdijk 提出的新名词）才是可能的？Sloterdijk 的共同免疫方案很有趣，但在政治上却十分矛盾——这可能也是因为在他没有在作品中充分阐述——在极右的德国替代党（AfD）的边界政治和 Roberto Esposito 的污染免疫之间摇摆。然而，问题是，如果我们仍然遵循民族国家的逻辑，我们永远不会达成共同免疫。这不仅是因为国家不是一个细胞，也不是一个有机体（无论这个比喻对理论家来说是多么有吸引力和实用性），而是，更基本地，这个概念本身只能产生一种基于朋友-敌人的免疫，无论它以国际组织或是理事会的形式出现。现代国家虽然像利维坦一样由国家的所有主体组成，至少在人道主义危机到来之前，对经济增长和军事扩张之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在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的困扰下，民族国家会成为洗脑假新闻的来源（而不是目标）。

§4. 抽象和具体的团结

让我们回到边界问题，开始质疑这场正在打的战争的性质，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联合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抗击病毒的战争首先是一场战争。敌人是看不见的。只有通过社区信息和个人的流动性才能找到它。战争的有效性取决于收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以及调动现有的资源来达到最高的效率。对于实行严格的网络审查制度的国家来说，病毒可以像 "敏感" 关键词在社交媒体上一样受到遏制。"信息" 一词在政治语境中的使用往往被等同于政治宣传，尽管我们应该避免将其简单地看成是大众媒体和新闻业，甚至是言论自由的问题。信息战争是二十一世纪的战争。它不是一种具体的战争类型，而是持久性的战争。

福柯的演讲，收录在《社会必须被捍卫》一书中，将 Carl von Clausewitz 的谚语 "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对自身的延续" 颠倒了过来，变成了 "政治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对自身的延续"。虽然颠倒之后战争不再是 Clausewitz 的战争，当时福柯也还没有形成关于信息战的论述。二十多年前，中国出版了一本名为《超限战》的书，作者是两位前空军高级上校。这本书很快就被翻译成了法文，据说影响了 "铁军集体" 和后来的 "隐形委员会"。这两位前上校对 Clausewitz 很了解，但没有读过福柯，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传统战争将慢慢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世界上的即时战争，而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信息技术引入这种即时战争成为了可能。这本书能作为对美国全球战争战略的分析阅读，更重要的，也能作为对信息战如何重新定义政治和区域政治的透彻分析来阅读。

抗击冠状病毒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错误和虚假信息的战争，这是后真相政治的特征。病毒可能偶然引发了当前危机，但战争不是偶然事件。信息战还开启了另外两种（某种程度上是药物性）的可能性：一是战争不再以国家为衡量单位，同时通过无形的武器在不明确的边界不断制造威胁；二是内战是以相互竞争的信息场域为形式。对抗冠状病毒的战争，是一场针对病毒携带者的战争，是一场利用假新闻、谣言、审查制度、虚假统计、错误信息等进行的战争。在美国利用硅谷技术扩大信息场域，渗透到地球上大部分人口的同时，中国也建立了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信息场域之一，装备精良的防火墙由人和机器组成，将病毒控制在14亿人口内。而这个信息场域的扩大，得益于中国 "一带一路 "的基础设施，以及已经在非洲建立了的网络。于是美国才会以安全和知识产权的名义，通过阻止华为扩展其信息场域来回应中国的扩张。当然，信息战并非只有主权国家才会发动。在中国内部，不同派系通过官方媒体、报纸等传统媒体和独立的媒体渠道相互竞争。比如，传统媒体和独立媒体对疫情进行事实核查，迫使政府纠正自己的错误，并向武汉的医院发放更多的医疗设备。

冠状病毒通过民族国家必须保卫其实际边界，同时在技术上和经济上超越，建立新的边界，从而明确地表明了信息战的存在。人类构建了信息场域，尽管近几十年来被大大延伸，最终的样貌仍旧是未知。只要全球共同免疫的想象只能是一种抽象的团结状态——作为一种可能的共产主义或国家间的互助——它就很容易被怀疑主义攻击，这与"人性"的情况类似。

近几十年，一些哲学讨论成功孕育出一种抽象的团结，这种团结会变成以宗派为基础的团体，其免疫方式通过集体的同意和否定来决定。抽象的团结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它是抽象的：抽象的团结没有实体也没有地方性；它可以被传播到任何地方，扎根在任何地方。但抽象的团结是全球化的产物，是某样东西的元叙事（甚至是形而上学），而这样东西早已面临着自己的结局。

真正的共存不是抽象的团结，而是脱离了具体的团结，其共存应该成为下一波全球化（如果有的话）的基础。真正的团结能从这场疫情中看到，是谁为不能去超市的你买菜，是谁会给需要去医院看病的你一个口罩，是谁会提供呼吸机救人，等等。医学界也存在着为了疫苗研发而共享信息的稳固性。 Gilbert Simondon 通过技术对象 (technical objects) 区分了抽象和具体：抽象的技术对象是可移动和可分离的，就像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家们所拥护的（直到今天仍然）让人们兴奋的人类进步的可能性；具体的技术对象是那些既立足于人类世界又立足于自然世界（也许是字面意思），在两者之间充当着中介的角色。人工智能比机械钟更具体，而机械钟又比简单的工具更具体。因此，我们能否设想出一种具体的团结，以绕过民族国家和免疫方式所导致的死胡同？我们是否可以将信息场域视为指向这种免疫的机会？

我们可能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扩大信息场域的概念。首先，建造信息场域可以被理解为构建技术多样性的尝试，从内部拆除单一技术文化从而摆脱"死循环"。这种技术的多样化也意味着生活方式、共存形式、经济等的多样化，因为技术只要是宇宙技术，就蕴含着与非人类和大宇宙的不同关系。这种技术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强加给技术的伦理框架，因为这总是来得太晚了，而且往往会被人弄得很违心。如果不改变我们的技术和态度，我们只会把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特例来保护，而不能确保其可持续性。换句话说，没有技术的多样性，我们就无法维护生物多样性。冠状病毒不是自然界的报复，而是单一技术文化的导致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一边失守自己的阵地，一边又想插足别人的阵地。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一元科技主义忽视了共存的必要性，继续把地球仅仅看作是一个近在眼前的资源。只要存在恶性竞争，就只会产生更多的灾难。在地球这首飞船枯竭和毁坏之后，我们可能只会在名为火星的飞船上进行同样的枯竭和破坏。

第二，信息场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超越国界的具体团结，就像一种不再以民族国家为出发点的免疫，民族国家的国际组织实际上是全球大国的傀儡。为了实现这种具体的团结，我们需要多样性的技术来发展新的替代技术，例如新的社交网络、协作工具和数字机构等，为全球协作奠定基础。数字媒体已经有了很长的社交历史，尽管除了硅谷（和中国的微信）之外，很少有其他形式能达到全球的规模。这主要是由于传统的哲学传统——自然与技术、文化与技术、以及文化与技术之间的对立——未能设想技术的多元性。对科技的迷恋或者恐惧成为单一技术文化的症状。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熟悉黑客文化、自由软件和开源社区的发展，然而我们的关注点一直都在寻找霸权技术的替代，而不是建立新的交换和合作模式，甚至是建立新的知识理论框架。

冠状病毒将加速数据经济的数字化和自身被数据经济所吞噬的进程，因为它一直是抵御传播的最有效的工具。我们能看到，那些原本重视隐私的国家开始利用移动数据追踪疫情爆发的趋势。或许我们要停下来，问一问是否可以把这一加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作一个机会，一个开始重视全球危机的决定时刻。全球应对疫情的呼声仿佛把所有人都放在同一条船上，恢复 "正常生活 "的目标并不足以应对情况。此次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标志着二十多年来首次出现的所有高校院系的在线教学。对数字化教学的抵触有很多原因，但多数是次要的，有时也是不合理的（致力于数字化文化的学院可能还会认同肉身的存在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在线教学不会完全取代物理存在，但它确实从根本上打开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并在许多大学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让我们回归教育问题。冠状病毒将正常生活悬置后能让我们改变这些习惯吗？例如，我们能否以未来几个月（也许是几年），当世界上大多数大学都将使用在线教学的时候，严肃看待这个机会，去打造超规模的网络教育机构？全球性的免疫需要这样彻底的一次重构。

这篇文章的开篇引用于尼采写于1873年左右却没有完成的《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与其暗指自己的哲学与当时的哲学理论相斥，尼采把文化改革与希望调和科学与神话、理性与激情的古希腊哲学家们相提并论。我们不在一个悲剧时代，而是身处一个灾难的时代，因为单靠悲剧主义和道家思想都无法提供一种解脱。鉴于全球文化的病态，我们迫切需要一种由新的思想和新的框架驱动的改革，使我们能够从哲学所强加和忽视的东西中解脱出来。冠状病毒将摧毁许多已经受到数字技术威胁的机构。它还会让人重视监控和其他抵抗病毒，抵抗恐怖主义和抵抗国家安全威胁的免疫措施。这也是我们需要更有力的具体团结、数字化团结的时候。数字化团结并不等于更投入于Facebook、Twitter或微信，而是要摆脱单一技术文化的恶性竞争，通过替代性技术及其呼应这种技术的生活形态和新的在地球上和宇宙中的生活方式，创造出技术的多样性。在我们后形而上学的世界里，我们可能不需要任何形而上学的疫情，也不需要以病毒去主导对客观本质的理解和认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黑夜降临前，达成一种允许差异和分歧存在的具体的团结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