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识论 | 敢听真话的人多了，敢说真话的人才会多，但为什么有人怕听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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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在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敢言，是一种宝贵的品格》，是某社发的，不免会心一笑，我相信，很多人会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这就像是“塔西佗陷阱”所隐喻的那样，这样的言论已经很难得到人们的认真对待了。不过，我之所以想就此说点什么，是因为这的确是一个真问题，而且，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当然，这也是一个老问题了，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感触和思考。我自己思考而得出的结论是，要想真正解决“敢说真话”的问题，其实需要解决“敢听真话”的问题，只有敢听真话的人越来越多了，敢说真话的人才会越来越多。不过，问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这将进一步引发的新问题是，为什么有人不敢听真话呢？我们可以细心观察或扪心自问，生活中究竟有多少人其实是害怕听真话的，那听真话的障碍究竟是什么？来自哪里？这涉及的不仅仅只是权力问题，其实更根本的是，人们的自我意识、自我认识和自我认同问题。如今人们习惯性经常引用一句话，“让人讲真话，天不会塌下来”，但问题是，有些时候，被真话指向的人的心理可能会塌下来。

假如我们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很难做到“敢听真话”（这其实是事实，没错吧），却不加反思地要求别人在政治系统或关键时刻站出来“敢说真话”，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不会有任何实效。其实，即便是有人良心发现了，真的说出了“真话”，别人可能也不会相信他或她真的就是在说真话，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效应。曹雪芹老师早就说过，“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我们的生活一旦陷入如此境地，真假事实上已经难以分辨了，而在这样的情境与语境中，不信任就会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信任则成为一种例外，而只能建立在并不牢靠的情绪、情感或喜好之上，人际之间的交流、信任和交易之成本有时甚至高到反过来使得交流、信任和交易变得不可能，也因此，李文亮医生的哨声，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认真对待，他的死不仅是他个人，也是整个社会之悲剧的缩影，瘟疫也成了一种隐喻，一名“翻译”，它让隐形的社会原子化如今成了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请不要别再错过疫情的“哨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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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算是成功地将“敢说真话”转换为了“敢听真话”的问题，那我想就此首先谈谈方法论，因为这很重要。正巧，我这两天在读《王弼道德经注》，我们这种“由果溯因”的转换思路其实很符合老子之“知子守母”的问题解决之道，例如，《道德经》中，“既知其母，复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昔之者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王弼的注解是“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清不能为清，盈不能为盈，皆有母以存其形。故清不足贵，盈不足多，贵在其母”，附录《老子指略》中这一观点和思路则更加明确和直接，“为强而失强也，为仁则伪成也，有其治而乃乱，保其安而乃危”，“功不可取，美不可用，故必取其为功之母而已矣。篇云，既知其子，而必复守其母。寻斯理也，何往而不畅哉”。

在我看来，陆游可以说是老子之道的精神共鸣者，他在去世的前一年，留给儿子的家训是“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示子遹》）。这句诗，尤其是后半句，如今是众所周知了，它和另一句话（“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成了我自己决定遵循的一种为人做事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中的道理，其实也不难理解，以“睡眠悖论”为例，我们越是想睡反而越睡不着，这时候把目标转向让自己放松和平静，均匀、深度地呼吸，则可以很快就能睡着。曾国藩有一句名言“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以及日常人们常说的“欲速则不达”，可以说是一样的道理。

不过，据我的有限观察，这似乎并没有成为我们当下文化中的一种普遍意识和方法论。相反，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儒家式的思维方式，例如，一些父母常常抱怨孩子“不听话”，并习惯性地教训孩子“要听话”，却很少去想一想“为什么”和背后的原因，进而从原因入手来解决问题。本文开头提到的某社文章中的毛病，无非也是如此，既然“不敢言”和“怕说真话”的情况在当下如此普遍，那只是简单地倡导或颂扬“敢言”或“敢说真话”恐怕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宣扬“仁”（克己复礼）是没有意义的一样。

写到这儿，我不由得想起来在老子的“知子守母”视角下无需再多余解释的两个记忆碎片。一个是我们都听过的钱钟书先生的故事：一位美国的女读者喜欢钱钟书的作品，想要登门拜访他，但被钱钟书先生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另一个是阿多诺在《新音乐的哲学》中批判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是一种“关于音乐的音乐”（Musik über Musik）并由此揭示了一种深刻的精神病理学：“由于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不是作为直接的生命过程，而是作为绝对间接性的东西而出现的……对表现激情的禁忌压倒了任何可能的作曲的自发性：在音乐中被禁止诉说自己的主体真正停止了‘创作’，并满足于充当一种已经异化的客观的音乐语言的空洞的回声”，“斯氏没有接受支持他的美学家的劝告：‘不要让艺术去模仿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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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的最后课程，这是在1984年。年初时，他的身体非常衰弱，课程只能在2月开始讲课，3月末结束，在课程上说的最后的话是：“太晚了，那么，谢谢。”福柯相信自己得了艾滋病，医生提的唯一问题就是：“我还剩下多少时间？”在疾病和死亡的阴影下，福柯还提出要阅读哲学史上的一些基础文献，尤其是提及的是《回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斐多篇》。6月25日，福柯病逝于巴黎萨勒贝蒂尔医院。

人们想在福柯的最后一课中读出某种哲学的遗嘱，因为福柯最后回到了苏格拉底，回到了哲学的根源。“如果我从政，可能早就死了”，苏格拉底面对他人对其没有从政的指责，是这样回答的。不过，福柯指出，这个回答并不意味着怕死，而是为了尽可能长期坚守从神那里接受的使命——操心其他人：始终保持警觉，确认他人是不是正确地操心自我。众所周知，古希腊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最初的大体含义是，“人啊，你要有自知之明，凡事不要太过分”），因为苏格拉底闻名遐迩。不过，根据福柯在《主体解释学》（1981-1982年的法兰西学院课程）中的解释，“认识你自己”（Gnothi seauton）的神谕其实是低于“关心你自己”或“操心你自己”（Epimeleia heautou）这一神谕的——你必须关心你自己，不要忘了你自己，你必须照顾好你自己。苏格拉底对所遇到的人总是要说：“你关心一堆东西，你的财产，你的声望而你不关心你自己（灵魂）。”（这其实和老子的“知子守母”有其隐秘的相通性）如今，我们经由此次疫情为代价，也应该能明白“照顾好自己就是对家人和世界最大的贡献”，而在“关心你自己”这一问题的内部自然会引出“认识你自己”的要求，认识自己是关心自己的必要前提，而真话、真相和真理则处于核心地位。除非我们能时时刻刻和真理发生亲密关系，我们便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认识自己并照顾好自己。

在《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中，围绕着苏格拉底的命运，Parrêsia（直言）主题与Epimeleia（操心自我）主题就联系到了一起。哲学事业被重新为说出有勇气的话，其意图是转变其对话者的生存方式，以帮助他或她可以正确地操心自我。如果没有他者敢于说真话，直言不讳，一个人就不可能真正知道关于自我的真相，也就不可能真正拥有“自知之明”并照顾好自己，现在人们最推崇的“做自己”也就成了一句空话。福柯对苏格拉底的阐释似乎也道出了自己知道自己已去日无多时的心境：让我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我的使命的结束；在所有的疾病中，真正置人于死地的，是错误话语的疾病（错误的知识和弄错的证据）而哲学最终使我治愈。对自我的操心，位于古代伦理学的核心，是苏格拉底嘴里吐出的最后一个字，也呼应了福柯所关注的重心和批判工作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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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柯的考察，在古希腊和罗马化时期有一种“哲学修行”或“苦行”的精神，“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主体在实践的关系方面提出的问题就是要了解在多大程度上，认识真理、说出真理和实践、实施真理的事实可以让主体不仅举止得当，而且是其所当是和是其所愿是”。苦行就是一方面，让人获得真实的话语，因为在人生的任何情况、事件和变故中，人为了确立与自身恰当的、完美的关系，都需要真话。同时，另一方面，苦行就是让人成为这些真话的主体，让人成为说真话的主体，并通过说真话改变形象。

这个时期的哲学修行不同于后来的基督教或东方寺院式的修行，它不是减少和否弃，而是装备和给予，是个人为了生活的各种事件而做的开放的和有目的的准备和装备，这就是希腊人所说的“paraskeuê”，其榜样是“追求智慧的人的生存和竞技者”或者说“优秀的运动员”，而这些准备和装备则是由“logoi”（话语）构成的，但如福柯所强调的，“必须把话语理解为现存的物质陈述”（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话语和真实世界之间远没有发生如今这样的因谎言的充斥而发生的“断裂”）。一旦有一天遇到忧郁、悲伤、事件，一旦面对死亡的威胁，一旦病了或感到痛苦，这个装备就必须发动起来。当事件发生时，逻格斯（logos）必须立即变成行为主体，行为主体必须成为逻格斯。

但在成为说真话的主体之前，“听”是哲学修行的第一步，因为听在根本上完全是口头文化中让人可以收集“逻格斯”，收集所说的真话。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了，美德不是通过看学到的，只有通过听觉才能学到，灵魂到逻格斯的唯一通道就是听觉。因为，听觉是一切感官中最被动的，但正是这个感官比任何感官都更好地接收到逻格斯。由此，就必须有一种适当的聆听艺术、技巧和方式，缄默在其中居于核心位置，例如在《论饶舌》中，普吕塔尔克认为，作为缄默对立面的饶舌是人在开始学习哲学时必须治愈的第一个恶习，缄默则有着某种深刻的、神秘的和有分寸的东西。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共同体中，加入和刚入门的人员被要求保持缄默5年，这不是指5年里必须完全闭嘴，而是说，在所有训练中，在所有教学、讨论等实践中，每当人与作为真话的逻格斯打交道，任何新手是没有说话权利的。当然，这里的“缄默”或者说“沉默”，显然不同于如今人们由于恐惧而保持的沉默。

【5】

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聖”字可以说是这种哲学意义上的“听”与“说”之集大成，“于事无不通谓之聖”，而这显然赖于一种“听真话”与“说真话”的持续的习得、训练和交流。可惜的是，在后来的儒家“克己复礼”的规训文化中，只是在一再强调“听话”而不是苏格拉底式的“关心你自己”和“认识你自己”，而至于是不是真话则没那么重要了，因而“伪道学”盛行于世，“圣”字的原初含义自然也就被“替换”了，宛如鸠占鹊巢。《世说新语》中有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但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我们看到的是，包括皇帝在内，是一个一个“宁作我”而不能或不得的人，其中一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耿定理在穷思“四书”“五经”后豁然贯通，“确认儒家的仁就是无我主义，孔曰成仁就是把自我化为虚无”。李卓吾也因说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和“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而身死牢狱。

中国历史的儒教化及其主体化模式，其实可以和西方世界后来的基督教化及其“弃绝自我”的宗教修行相对照和审视。在福柯的整体眼光中，他重新定位了希腊罗马思想和基督教的关系，即古代的主体化模式与走向放弃自我的主体化模式的对立。前者意味着自我的建构，把自己的生活形式化，把运用操心自我作为自由的运转；而后者则通过某种知识型（意识型态）的运用和服从的继续义务，这背后的“历史动力”即是沃格林在其《自传体反思录》中所说的“波斯人、亚历山大、罗马人、印度的孔雀王朝和中国的秦汉王朝（其实应该回溯到更早的至少是“殷周之变”）所进行的帝国扩张”和“正统帝国”为了自身的正当性而持续进行的“对存在的扭曲”和意识型态重构。而这种对 “自我”来说外生的规训与弃绝的内化（这同Logos的内化机制其实是一样）必然会形成一种像充气娃娃一样时而自卑与时而自负的自我冲突与人格分裂，这个时候，自欺欺人的“假话”就成了一种避免头脑认知失调和建立心理自我认同的必要装备，而“真话”就成了一种像拿针去刺充气娃娃一样对这种倒错的主体化模式的批判、解构和颠覆，它意谓着“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世界”和“另一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会害怕“听真话”、害怕听到关于自身的真相、害怕听到关于自己建立自我认同的基础的真相，以至于潜意识里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讲真话的人”——“你不存在对我很重要”。“宁作我”的苏格拉底和李卓吾都是因此而死。

如今我们又处在了一个吊诡的众声喧哗却真相匮乏的时代，人人急于表达自己的声音，喋喋不休，争先恐后，至于说的是不是真话也变得不重要，“带方向”和“带节奏”变成了主旋律，后果就是每个人不得不被由此而生产出的如心智雾霾般的伪劣信息流所笼罩、“洗脑”和伤肺。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由于科技的进步和时代的加速，我们也已经被不由分说地带入了一个“现世报”时代，因为，科学技术使得“自然的力量”（尽管往往是以一种“变形”和“转化”的方式，于是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高密度、高频率和高强度地渗透、控制和转换着我们命运的每一个细节和走向。在如今这种由现代科技重新缔造的生存结构中，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反思和践行“听真话”和“说真话”的辩证法，进而由此开启一种与现代科技进程相匹配的伦理重建和秩序再造，否则，我们就不但不可能真正的装备来应对各种可能正在潜伏的自然灾难，而且实际上也在不断制造和积累着会在未来某一刻爆发的人道灾难，正如这次已经蔓延到全球的武汉疫情一样，不敢“听”和“说”真话，最终“天会塌下来”，它像一根金针刺破了我们自欺欺人并自以为是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你此前的“认‘真’”度会决定你当下的命运。

附言：关于“真话”需要一个补充说明。“真话”这个概念本身，其实是从事后视角、客观视角或者说上帝视角而言的，而从事前视角、主观视角或者说第一人称视角来说，当一个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时，其实并不能严格地知道自己所说的话是不是在真理维度上禁得起检验的“真话”，而只能知道自己所说的话是不是“诚话”（诚实的话），即是不是“我口说我心”。那这里就引出了主观视角的“诚”与客观视角的“真”的概念区分，老子的“知子守母’之道在此依然具有核心的方法论意义。例如《中庸》中有讲“不诚无物”，“诚之者，人之道也”，显然这是从第一人称视角即“我”的视角出发的陈述，既然如此，那又通过什么条件和标准来鉴定究竟如何才达到了“真”的要求，我们如何才能获得“真”，这不但是一个生活中常遇到的纠结，也是西方哲学最核心议题之一。但鉴于篇幅，我们只能在后续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欢迎关注“一吾一识”（wikifuture）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