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识论 | 启蒙悖论：中国人的文化和头脑中到底系统性地缺失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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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曾看过一席的一个演讲视频，题目是《当你放弃了嗅觉时，你放弃了什么》，演讲者周雯女士（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提到，在2011年，麦肯世界集团曾做过一个调查，来自美国、英国、西班牙、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的7000名16到30岁的年轻受访者被要求在一个列有化妆品、汽车、护照、手机、嗅觉等的清单上只能选择两件可维持自己在世间的生活的物品，结果是有一半的年轻人选择了科技产品而放弃了嗅觉。这些人这么做，并不奇怪。人类至今关于嗅觉的知识依然是相当贫乏的，因此，大多数人并没有也太不可能充分地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此刻，我们也可以就此来做一个思想实验，但稍微提高一点点难度：假如嗅觉和视觉必须放弃一个，你会做什么选择？估计有相当多的人会选择放弃嗅觉。但是，若是没看过了周雯女士的这个科普视频，或诸如荷兰的嗅觉研究教授皮埃特·福龙（Piet Vroon）的《气味：秘密的诱惑者》之类的其他相关著作，有些人应该会改变自己的选择。我在此引用这个例子，并不是想来谈气味，而是想谈选择，或者说“取舍”，抑或说“得失”，以及在背后左右着每个人的选择的认知框架和意义系统。

人们在很多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得到”或“放弃”一个东西或者说对象（object）的时候，究竟意谓着什么，有什么重要性，甚至如像“无头的苍蝇”一样，不知如何去想（这恰恰也正是“思想”的用处，“好思想”把人往好处带，“坏思想”把人往坏处带）。往往是在事后看见或体验了后果之后，才或许会有一些感悟和反思，例如“事后诸葛亮(事前猪一样)”、“失去后才知道珍惜”这样的说法，很可能已是“悔之晚矣”，但也有一句话“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例如，尤其是对于这次疫情中的幸存者来说，“吃一堑，长一智”总是需要的。

但不管怎样，这引发的一个问题，激发的一个情结或动机即是，如何在事前就能做出更好的判断（预测）呢？

对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动机和认知期望，我们都知道的是，上古的回应方式即是占卜、占星或算命等在现代人看来属于巫术的范畴，这些方式迄今也未完全断绝，只是被现代科学范式挤压到了更边缘的地带或心灵的底层，当今流行的星座学，其实也属于这一范畴。暂且不去论星座学之“准或不准”或“该不该信”，一方面，它可以成为一种无伤大雅的除了聊天气之外的谈资或共享话题，另一方面，它其实也隐含了人们希望能从中能得到一种关于自我或他人的事前判断（预测）的心理需求。

人们通过“星座学”的这种事前判断，肯定不是想也不可能了解一个人的所有行为和细节，而是想对一个人的性格和类型有一个方向性的或整体的预估，有些人会以星座学来作为自己的恋爱指南，极端者甚至是，非某星座女不娶，或非某星座男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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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哲学就其本质来说，回应的也是同样的心理期待，和巫术属于同一种认知机制，甚至可以说，“巫术（精神）是哲学之母”，但哲学则更是一种相对更可靠的方法。众所周知，古希腊的“哲学”（philosophia）概念本身的词源学含义即“爱（philo）·智慧（sophia），“事后诸葛亮”或“马后炮”的事后判断肯定不能算是“智慧”，这就像一个人在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值得爱和托付肯定不是靠必须得拥有了和这个人相爱甚至结婚之体验才能做判断，这也说明，人的天赋中是拥有一种事前判断或者说“智慧”的潜能的，只是在生活中太多人未能将这样的“潜能”变成“现实”，以至于无法避免生活里的一个又一个陷阱。

我们可以说，或者说要求，真正的哲学必须能够解决“事前判断”这个问题。反过来也可以说，凡是不能帮助人们更好地作出事前判断的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哲学。不过，哲学的方法是迂回的，也是隐微的，就像是澳洲的“飞去来也”一样，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以一种探寻本质性与普遍性的方式然后再返回来对事前判断负责的，和星座学一样，哲学（形而上学）不是也不能是关心具体而繁琐的细节的，而是必须在极少量的信息下就能一下子抓住整体和趋势，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所以，它是关于本体（ontology）、形式（form）、原理（principle）、结构（structure）或本质（essence）的，力图抓住的是“繁”中的“简”、“多”中的“一”和“动”中的“静”。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事前就能达到的从整体到局部、自上而下的判断形式，根据康德的说法，这是一种先验综合判断。

但是，一般来说，这种事前判断往往是不完全的，至少是需要事后判断来进行检验。对应这种事后之检验和判断之心理动机和认知机制的集大成者，即是历史学。可以说，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是存在的两种基本判断形式，其对应的知识形态即是哲学方法与历史学方法。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也都是在无数的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中度过的，但是我们却很少或几乎没有得到关于自身的真正的哲学和历史学的系统训练，我们在上文《疫识论 | 敢听真话的人多了，敢说真话的人才会多，但人为什么“怕听真话”？》中曾提到的，在古希腊和罗马化时期，修行的目标和内容基本上是以此为中心来规划的。

目前，市面上流行的或大学哲学系里的那些所谓“哲学”，大多只能算是关于“哲学”的历史学知识，也就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们的思想记录和分析，基本上不涉及引导人们如何拥有良好的事前判断力。我不是说这些“哲学”的历史学知识不重要，但是如果不是同时配备“真正的哲学”训练的话，那这些内容往往只是会变成“谈资”（甚至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哲学病”）而不是认知与判断力。我在此将哲学与历史学对举，也并非是厚此薄彼，而只是为了恰如其分地归类，这就像男人必须进男厕所，女人必须进女厕所，这可不应该搞错。事实上，我想强调的是，哲学与历史学之于主体之判断力，就像左右腿之于人的行走一样，是互补共济双舞的。套用康德的话来说，没有哲学的历史学是盲目的，没有历史学的哲学是空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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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学范畴本身亦可进一步细分为“事件”和“结构”两个子范畴，同样也是互补共济双舞的。那么，历史学意义上的结构或形态（如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方法）与哲学（形而上学）意义上尤其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形式”或“理型”（Form）的区别是什么呢？

这是在我的心中很长时间迷惑不解的问题，直到前几天我才算是豁然开朗（自以为）。我们都知道或者说“相信”，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存在完美或理想的形式的，总是存在各种的不规则、残缺和奇异，历史学的结构概念对应的即是现实世界之历史中已经出现的各种实践的结构化描述和分析（这类似于将现实中的各种图形之重叠部分，或者说各种集合的交集部分，亦类似于统计学中的平均效应），福柯和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可以说都是属于这个范畴的。但我们也知道，这也是不完全的，因为没有包含未来的变化和可能，也没有向人们给出什么是最佳的结构的指引。

所以，这就需要哲学（形而上学）的“出马”了，它探寻的就是存在诸范畴的完美或理想形式（类似于数学中的求极限），这是一种理想型方法（论证），例如欧几里得几何空间里的完美或理想的圆形、矩形或三角形，或者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对最佳政体形式的探索，以及后来的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最佳正义形式的探讨，超越了具体的历史、国家和文化，这样的完美形式和理想型不可能也不应该在现实世界直接照搬和应用，而只能是作为参照和引导。这就像一面完美的镜子，足以清晰地照出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缺陷和偏差，以引导人们不断地向着更加完美的形态优化和进化，趋近、趋近、再趋近。马克思尽管提出了一种“共产主义”设想，但并没有给出足够的哲学论证，只能算是“半个哲学家”（形而上学意义），或者说是“历史-哲学家”。

哲学（理想方法）与历史学（结构性方法，事件性方法）的关系其实可以和数学（理想概念）与物理学（理论物理，实验物理）的关系相类比，也可以与人性研究（启蒙时代早期有模仿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方法”来对人性进行研究但未能成功）与心理学（人格学派，行为学派）的关系相类比。方法之重要性，正如笛卡尔所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西方的近现代化之所以可能离不开方法的革命，方法决定道路（形式），正如马车、汽车和火车“决定了”各自的道路（形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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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由此框架来作为镜子，反观我们中国人的头脑和知识传统，就会比较一目了然地看到我们的系统性缺失——即结构性方法和理想型方法的缺失。只有我们意识到、看到或发现了自己“缺什么”，才会有去“补什么”的起心动念和可能性。

人们常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但正因为是“宗教”或充当了类似宗教的功能，一方面，它成了中国人理解或讽喻当下的唯一的也是终极的原型，另一面，这也意谓着我们缺乏历史的批判方法（结构性方法）和能够超越历史的哲学方法（理想型方法）。这是我们的传统中神话和哲学思维比较贫乏的一个后果，它导致我们缺乏必要的敏感性、学理工具和思维方式去洞察、分析和处理当下现实中的新问题和新特性，更谈不上有效地面向未来了，这相当于是一位司机开着车，眼睛却一直往后看或只看后视镜，通过车后面的路去判断车前面的路况，过去的路都是坑坑洼洼或陷阱重重的，因而陷入了归纳性悲观，也就会如此看待未来的路，然后就会产生预言的自我实现效应，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旋涡。

正是由于在历史方法上的这种双重缺失，而中国学者所做的历史学工作，则基本上都属于历史-事件的范畴，这相当于是“哲学”与“历史学”两条腿少了一条半。我们的历史学基本上是停留于“史料”学和“讲故事”的层次，而几乎没有章学诚所说的“史释”学，这就跟国内的新闻圈只知道所谓的“调查性报道”（“装外宾”想像美国人那样做“美国梦”以“第四权力”玩权力对抗权力的游戏显然是不切实际因而必死无疑）却不懂也不会去做“解释性报道”一样，因为不管是历史事件的解释还是新闻事件的“解释”都将不得不诉诸于和依赖于解释对象之外或之上的某种结构性或理想型的预设来作为解释的先决条件，而这种预设也会要求自己的预设为前提，于是就会产生“无穷后退”，那如何确定解释所依赖的“第一前提”或“第一原则”（first principle），就是一个哲学问题了，古希腊人是靠自明性原则（self-evident principle）来解决这一难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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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我们中国人一直处在“发现缺什么，就补什么”的状态，从有形的，到无形的，从器物的，到文化的，从技术的，到思想的，从"变法"的，到"革命"的，方方面面，不一而足。但不得不遗憾地说，学的只是可见的、表面的和肤浅的，而不是隐性的、结构性的和系统性的，既缺乏真正的“批判”，又缺乏真正的“建设”，即如《老子指略》中所批判的“见形而不及道”和“用其子而弃其母”。

这一百多年来的过程和结果，可以用三个成语来概括，一个是“盲人瞎马”，一个是“邯郸学步”，一个是“中西合弊”，至今我们依然未能成为一个“正常社会”和完成自己的“政治现代化”。这次由武汉蔓延至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既是一个缩影，也是一面镜子，隐喻着我们的历史，反照着我们的当下，它可以说是由于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和人与自我的关系方面都存在严重的系统性缺失与扭曲而日积月累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灾难和“全面瓦解”。但如果我们依然是无法对自身进行历史结构型与哲学理想型的双重反思，那我们必定不可能走出历史的恶性循环而拥有一个有希望的未来。

在这样的当下，有宏观视野和思考的人们，不免会提及和重新反思“启蒙”议题，但我不得不继续遗憾地说，很多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绕不过去的李泽厚先生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谬论，对当下中国人对自身的反思其实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作用。就我们自身的困境和问题来说，所谓的“启蒙”，无非就是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转向“我知道我知道”和“我知道我不知道”，或如保罗·弗莱雷在《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中所说的“意识化”（conscientization），首先能够“意识到”和“认识到”自己缺什么，以及其重要性，然后才有可能想方设法去补什么。但是，这看似简单却殊为不易，因为其中隐藏着一个类似于哲学上经典的“学习悖论”那样的启蒙悖论：正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也就是毫无意识和sense，因而我自己肯定意识不到我应该要启蒙自己什么，即便是有人向我“启蒙”：

一方面，那些“启蒙者”自身可能也没有真正得到启蒙，可能也只是“见形而不知道”、“用其子而弃其母”，其实是在“以己昏昏使人昏昏”，正如很多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或“公知”那样，这不是知道和熟练一些诸如“科学”、“民主”、“自由”、“法治”、“权利”和“Xian-zh”等新的汉字组合就算是真的启蒙了，正如没人会认为学习了一些花拳绣腿就真的算是会了武功，也不会认为拿来一块芯片贴上“汉芯”就算是自己能“自主创新”了，鲁迅早就“看透了”/“识破了”（insight）这些障眼法：“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另一方面，即便是有人真正得到了启蒙，并且也想对他人进行启蒙，但这样的启蒙者对我这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者的启蒙，也可能是在“对牛弹琴”或“鸡同鸭讲”，其结果都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范畴依然未能得到启蒙。这也就是说，启蒙悖论自身就会压倒启蒙，而不是什么“救亡压倒了启蒙”。可能有人会说，至少是“救亡”会影响到“启蒙”吧，其实，恰恰相反，正是救亡意识开启了启蒙的可能性，但是“救亡”本身也是首先呈现于意识之中，只要是意识还在活动，那就有启蒙发生作用的空间和余地——包括对“救亡”的认识、方式和途径本身的“启蒙”，除非处于救亡中的人们完全放弃了任何意识和思考，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我将反驳李泽厚先生的“救亡压倒启蒙”的核心逻辑，但由于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会在以后专文详述我的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