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十洲

非职业转型研究者,前媒体工作者,致力于中国社会、文化和个人的转型研究、创作和教育。

回到粗糙的地面:我讀書的三大原則

發布於

我们在光滑的冰面上,这里没有摩擦,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此,我们不能行走: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吧。

——维特根斯坦

关于读书,杨绛先生说过一句话:“你的问题是读书太少,想得太多”,这曾在朋友圈广为流传,自有一定的道理。人是需要读书的,必须得读,这是一个人跳出自身狭隘的“经验之井”的重要途径。

不过,若是把杨绛先生的话反过来——“你的问题是读书太多,想得太少”,其实也是成立的。这可以针对那些缺乏独立思考、批判性和想象力的“会走路的书橱”或“移动硬盘”,如今以竞赛主义的心态通过"读书多"来获得“碾压感”结果却是把自己读傻了的“读书人”也是不在少数。“书籍之井”亦需警惕,而且,在当下的现实中,这恐怕是前者更加严重而紧迫的问题。

关于读书风险的批判性思考,就我所看到的而言,例如,卢梭在《爱弥儿》中说过“我讨厌书”,叔本华也曾很给力地写道:

“读书就是意味着,利用别人的头脑取代自己的头脑”,
“书籍太多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如果不幸被它们引诱的话,还有误入歧途的危险”,
“多读会使心灵失去弹性,正如继续加压会使一根弹簧丧失弹性一样”,
“为了使自己不具有任何思想,最可靠的方法莫过于,一有空闲就手里拿起一本书,这种习惯正是博学会使大多半人比他们本来更迟缓、更愚蠢”,
“读来的他人的思想乃是他人的残羹冷炙,一个陌生人脱下来的衣服”,
“我们不应读得太多,以免心灵习惯于代用品,荒疏了事情本身,以免习惯于一条踩烂了的小道,以免由于走他人的思想途径而对自己的途径感到陌生”。

那么,这貌似就出现了一个“二律背反”,正题和反题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成立的。要么是读书太少,要么是读书太多,这也正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病症之一。那么,到底读多少书才算是恰到好处呢?

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构造了一个陷阱。因为,读书并不在于“多”或“少”这样的“量”的维度,而是在于“质”的维度。若单从量的意义上来读书,“生而有涯,知也无涯”,那读多少也不算够,如今书太多也读不完,搞量化竞赛是毫无意义的——除了向“明眼人”暴露自己的愚蠢和不得要领。那么,如何才能把握读书的“质”的方面呢?

正如理性只有在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或局限性时才有可能恰当地发挥自身的功能,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读书本身的局限性时才有可能从读书中恰如其“分”地得益而不是受害。在读书这件事上,我个人既“不敏”也“不才”,但算来毕竟是至少有20年时间且买过(但没读过)数千本书,多少还是有一点个人的心得体会,并总结了三个基本原则,敝帚自珍,不揣简陋,今天拿出来分享一下,也顺便想赚点买菜钱:

一是,“读社会这本无字百科全书”,或者说,“读社会这本大书”。这个说法来自于沈从文先生,但是我之所以认可这一理念,归根结底还是出于我自己的一个深切体验,即那种在现实情境中的“身心在场感”和由此触发的问题与引发的思考,总是比单纯的头脑思辨和书本知识能带给我“更多的东西”,后者和前者相比总是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苍白,中国古人也早有讲过,“尽信书不如无书”,“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所以,后来当我看到脑科学研究领域中“人即脑”或“我即我脑”的观点其实是颇不以为然,而这个领域中另一派的“人不止是脑,还有心”的观点却可以一下子打动我。那么,“心”是什么呢?

根据“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理,我们可以把“心”理解为一种“大于身体所有官能的总和”的那种“整体性”(wholeness)状态,它不可还原为身体的任何一种官能,包括大脑。我们可以通过“心碎”这种隐喻方式来逆向理解心灵的这种整体性状态。当然,我关于“心”的概念定义,并不是来自任何书本上的现成知识,而是来自于我自身的体验、内省、检索、阅读和研究以及经过了长期的连续性积累和“反思的均衡”的一种“综合”。

进一步来说,书本上的观点或知识,总是关于“昨天”的、属于“历史”的,而切身的思考却是生发于“当下”和“在场”的,时移世易,移步换景,假如只是通过书本上的思想和知识来解释和理解当下的生活和世界,那就有可能潜伏着“守株待兔”(误把偶然性当成必然性)和“刻舟求剑”(误把动态当成了静态)的认识论风险。

由此原则得出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过去这些年,我是以自己在社会情境中的感触而引发的思考中发现的问题以及探究欲与好奇心而不是以现代大学的学科专业来构建和组织自己的“读库”的,以至于貌似读得相当庞杂,但其实是有着内在的脉络和向心力的,同时,我也特别看重从社会这本大书里的俗语、谚语和流行语中去发现“潜行”的社会心理、“集体潜意识”,甚至是哲学原理。

在硕士研究生入学时,需要提交一个研究设想(后来表明这只是个形式),我记得自己写的研究目标是“大社会学”,这种思路是受孙中山先生的启发。有人曾问孙中山先生:“先生读书研究颇广,以何者为专攻呢?”孙中山先生答道:“我所攻者乃革命的学问。凡一切学术可以助我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我皆用以为研究的资料。以助成我的革命学。”

这可以说即是我个人的学术志业,凡是有助于我认识和理解所身处的真实社会的学问皆在我学习和研究之列,那么,读书究竟是“多”或“少”的界限是由所研究的问题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必要性”的尺度是由特定的问题本身所内生的。如今,业已是十六年过去了,我认为我自己并没有辜负当初的“承诺”,而且,它还可以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名字叫“转型学”——从社会的转型深入到自我的转型。

二是,“不读中国书”,或者说,“不读当代中国学者写的书”。众所周知,这个说法来自鲁迅先生。不过,我之所以认同这一原则,依然是源于我自己的切身感受。在最开始的时候,国内学者的书,尤其是文章,我还是读过一点的,个别的文章,也会偶有浏览。但我看到的,大多是车轱辘话、套话或巧话(贫乏的比喻),跳不出中国文化框架的束缚,基本上是感受不到现实性、区分度、逻辑感、解释力和智性密度,等等,反正是不解惑也不过瘾。当然,我们也应该对这些学者持有一种“同情之理解”,毕竟他们是从那个思想缺氧的年代过来的,我们不能苛刻地要求携带着历史创伤的他们能够成为像尼采所说的“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的“超人”。但是,既然他们无法达到这样的层次,我们要是想从他们那里汲取点可以称为“思想”的东西的话,那是极为不智的。

正如苏轼所喻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歌德所言的“不知别国语言者,对自己的语言,便也一无所知”、诺瓦利斯所说的“一切认识、知识均可溯源于比较”和康德所讲的“强烈的视差”(柄谷行人提炼为“跨越性批判”),过去这些年来,我在“以人(主体)为本,中西互照,即体即用”的态度阅读西方译著(后来会找英文原版中英文对照着读来理解关键概念)的过程中,最大的体会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中的那种对于“差异”(difference)的敏感性和范畴与概念的区分意识与分析能力,而这种“敏感的心灵”和“犀利的目光”恰恰正是国内的学者们极为匮乏的素养,说他们是“一脑子浆糊”虽然是不好听,但却又不为过。

正是借助这样的“他山之石”、“他者之镜”或“他者之光”(可联系日常语言中的“借光”),我才日益深切地认识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与所谓的“文化”(culture)范畴相对偶的“自然”(nature)范畴的系统性缺失,或者说,“自然”范畴被系统性地压抑了(如来之手:孙悟空被压在了五指山下),“习惯”(就好)成了“自然”,以至于我们如今近乎完全丧失了“仰望星空”(理性之光)的能力(充其量只会发出文青式的愿望),不过,现在这种文化框架(“文化之深井”)已经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而是相当“成问题的”(problematic)因而应当也是可以转型(transformation)的,而这也正是我在日常话语和人际交往中所隐约体会到的一种无形的“不可描述”的压抑感和“不自在”的来源,若不是通过以自身体验和“人性”(human nature/“人的自然”)为立场的“超文化阅读”和“跨越性批判”过程,我可能永远也认识不到这一点。

三是,“不读教科书”。我本科是环境工程和水文地质专业,硕士是新闻传播专业,至少是读了研后,我就再也没读过教科书了。因为,显而易见,我所关心的问题,教科书里是不可能有答案的,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我对现代学术体制的分工与建制中生产出来的教科书中的知识观、方法论和体系化是深表怀疑的,它反而可能会遮蔽、妨碍或误导我自己对于问题的独立思考和探索,起到的作用不是在“启蒙”(enlightenment),而是在“蒙启”(endarkenment)。所以,我一直在有意地在避免自己掉进我称之为“学科化竖井”的境地,以至于不喜欢“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说法,因为这依然是以学科和文化为出发点的,而是喜欢“超学科”和“超文化”的概念,这才是以主体的体验和问题为出发点的,而且,我认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思考”。

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关键点,不得不指出来,我所说的这种站在“自然”(nature)和“人性”(human nature)之上的超学科和超文化立场,对我来说之所以是可欲的和可能的,从根本上来说,是在于我一直在有意保守着天赋的的“赤子之心”或“童心”和保持着“心灵的在野”状态,而我之所以这么做,并非是出于道德考虑,而是由于它是认知、直觉和创造力或者说“致良知”的必要条件。过去这些年来,我一直是在与“舒适区”刻意地保持距离的,因为所谓的“舒适区”会让我(心灵)很“不舒适”,它意谓着自己把自己归类、定型和固化——“深井化”,自己给自己“穿小鞋”或绑在了普罗克鲁斯特斯之床(Procrustes’ bed),这反过来必然会造成自我的“压抑”或“阉割”,迟早有一天(只要是活得够长)会出现如弗洛伊德所说的“被压抑者的反弹”(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ion)或者“被阉割者的补偿”。

当然,我不是不知道这样的读书原则意谓着什么样的“代价”,必定是成本很高,周期很长,完全是与流行的效率-绩效主义格格不入,而且,至于最终会不会有成果,其实一点保证都没有,但它却是我的“大社会学”和“转型学”之学术志业所必需的前提条件,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之所以读书,既不是为了用附庸风雅的“谈资”来装点门面、获得“碾压感”或“贩卖焦虑”,也不是为了跻身学院式的所谓“学术共同体”和完成学术KPI考核而“Publish or Perish”,而是用来解决我自己生命中真切发生的疑惑和困惑。人生不是笔直和环形的跑道或赛道,而是嵌套的移动迷宫,那些一味地追逐“效率”(efficiency)而抛弃了“有效性”(effectiveness)、偏执地追求“速度”而忘记了“方向”的绩效读书人,却是在主客倒错,本末倒置,乾坤颠倒,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和人性更高的代价吗?

人生的“大账”,我算过了,这样的“三原则”,不亏。

發布評論

看不過癮?

一鍵登入,即可加入全球最優質中文創作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