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亞視點重讀古代世界史

剛開始讀這本《Empires of the Silk Road》，沒想到內容非常精彩，很想先寫一篇粗略的感想。對於古代世界，在我們的教育裏，我們對中國及西方都有基本的認知，但對於東西方長期的外敵—–中亞遊牧民族，我們似乎始終認知不多。此書一開首，就對中亞世界作一個很有趣的宏觀描述。

中亞立國傳說的故事公式

作者一開始就以「First Story」作為題材，講述很多不同中亞民族對於自身起源的傳說。讀者很快就會發現原來有很多共通點，一方面表現出這些國家的民族文化有相同的根源，同時也反映出一些中亞世界的重要特質。這些國家的起源故事大致上都以這個模式發展：

1. 民族始祖的母親受神靈感召而懷孕
2. 正義的皇帝被驅逐或殺害，被奸人取代
3. 民族始祖出世，被新任皇帝下令遺棄於郊野
4. 兇猛的野獸保護了嬰兒，及後被人發現及養大
5. 青年精於箭術或騎術，被引薦入官庭
6. 青年與王子們鬧翻，幾乎被殺，最終逃離皇宮
7. 青年遇上幾個誓死效忠的戰士，結集義軍殺入皇宮，殺掉奸皇，建立新政權

雖然這些只是傳說故事的發展公式，但從中可以看到這些國家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人民都願意相信類近的傳說。就連東西兩方文化起源：中國的周朝以及西方的羅馬，其始祖建國的傳說亦與這模式有很多相似之處，顯示古代中亞文化的擴展對東西兩方都產生深遠影響。

中亞世界秩序的核心—誓死追隨的戰士

上述故事模式另一個值得留意的地方，是立國君主都會有一班誓死追隨他的戰士（comitatus），而這亦是中亞世界政治秩序的重要特質。就如同東方的中國有龐大的官僚及國家體制，戰國士人階層的興起漸漸演變出科舉取士的晉升階梯；西方則有希臘的自由人與奴隸制度，再演變為帝皇、騎士與平民的社會結構；中亞的 comitatus 則衍生出另一種社會結構，亦影響了及後信奉伊斯蘭的國家，甚至現代伊朗。

在中亞世界，驍勇善戰之士會選擇誓死跟隨一位自己敬重的君王，作戰時往往視死如歸，有需要時則犧牲自己以保護君王。他們與君王情同手足，住在同一個宮殿，吃同一樣的食物。嚴格而言，他們效忠的對象是君王本身，而非國家。若然君王去世，他們會自行殉葬，跟隨君王前往另一個世界繼續并肩作戰。這種介乎於兄弟及臣子之間的戰友，不論是在新政權的建立，或者是國與國之間的征戰，都是不可或缺的強大戰鬥力。

這種效忠會否是一種愚忠？非也，comitatus 不計較犧牲地作戰，換來的是非凡的回報。他們所得到的社會地位，是高於任何政府官員。他們所得到的物質獎賞，是國家從東西兩方搜羅的各種奇珍異寶，穿着的是從全世界最優質的絲綢中揀選出來的最最頂尖的布料，馬可孛羅記載上說這些珍寶的價值之高近乎無法計算。還有在精神信仰上，他們亦可以得到君王的肯定，在下一個世界繼續享有這種榮耀。

對於中古時期的中亞大國，這些 comitatus 連同屬下軍隊，人數大約由一兩千至一萬不等。為了維持這些戰力高強的部隊，君王們需要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奢侈品，所以亦帶動了中亞與東亞、南亞、歐洲及非洲的跨地域貿易，驅使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進行頻繁的貨物交易。除了民間及官方的正常商旅之外，對於封鎖邊境的國家，他們就直接以武力逼使對方開方貿易。所以 comitatus 的盛行，不但是組成中亞世界的社會及政府結構有重要元素，同時對於中古時代的跨歐亞非三洲貿易及戰爭有重大影響。

這種對領袖個人效忠的誓死追隨戰士文化，及後亦影響了席捲中亞的伊斯蘭教，中古時代的宗教及政治領袖哈理發亦擁有這樣的戰士團，稱為mamlûks或ghulâms。有關伊斯蘭教的情況，法蘭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亦有描述mamlûks的特色及興衰（台譯馬木魯克）。而現今伊朗在國家軍隊之外還有革命衛隊，某程度上亦有上述comitatus的影子。

農耕與遊牧民族的界線與衝突

還記得之前看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讀到他認為夏商周時代的分封諸王，其實可以用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對立來理解。華夏農耕民族透過建立分封城邦，將原本遊牧民族可以自由進出的地方圍封，改造為適合耕作的地區。夏商周三朝時期的國境不大，當時所謂的「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其實都是在中原地區。過去我們經常認為遊牧民族的「外族」要「入侵」農耕民族華夏，其實很大程度上是華夏在經歷夏商周及春秋戰國之後，逐漸將遊牧民族驅逐出中原地區，並形成日後兩三千年的長期對峙。（散見全書有關外族的章節，如第一、十三及三十章）

如今讀這本英文書，由中亞的角度來重構這些過去被描述為邊沿民族的歷史。作者引述一些英語世界近年的研究，認為萬里長城事實上並非全然是防衛性質的建築。以最新的研究顯示，古代中亞族群之中的遊牧民族自上古時期開始，分幾個階段由中亞向歐洲及亞洲擴張，沿着大草原將戰馬及戰車帶往東西兩方（註中亞亦有農耕民族，不過向外遷徙的主要為遊牧族群）。在時間順序上來看，當周朝分封興建城池，以至春秋戰國築起長城時，遊牧民族已經到達東亞地區。傳說周族的祖先來自姜氏，很可能就是不斷西遷的遊牧民族與東方農耕民族結合而成，而東方亦是在商朝開始出現戰車，顯示很可能大約在商朝時從中亞傳入中國。現時其中一種理論是，一群以商旅為主的中亞民族因為商貿而落户在黃河流域，並逐漸與華夏民族混居及聯婚，令中亞的生活文化、科技以至語言滲入至東方文化之中。

這些觀點與錢先生幾十年前的分析有不少共通點，不禁令人讚嘆錢先生從人人皆可見的史書就推敲出這套理論。愚見認為或許可以這樣理解：中亞的遊牧民族自公元前兩千年開始不斷東遷，大約中國的商朝時與東方農耕民族接觸日漸頻繁，開始出現跨種族的聯婚，文化上互為影響。而遊牧與農耕兩種生活方式的衝突亦漸見白熱化，農耕民族不斷擴大領地及建築新城池，遊牧民族則經常作出反攻，兩者爭奪土地資源。隨着春秋戰國時期華夏民族自身亦征戰連年，軍隊規模越來越大，漸漸完全將遊牧民族驅離東方中原地帶，並在建造城牆來將自己的國土與中亞草原區隔開。但戰事並沒有就此平息，匃奴、羌、突厥、契丹以至蒙古及滿族，農耕與遊牧之爭可說是華夏歷史發展的其中一大主線。

歷史研究—徘徊在主觀與客觀之間

我暫時只看了此書前三章，其他感想下次再與大家分享。書中不少觀點並非傳統中國歷史學者可以接受，而一些觀點我亦有所保留。例如作者強調以現時考古學及歷史語言學的證據，仍未能確定中文文字是主要保留東方文字而少量滲入中亞元素，還是主要保留中亞文字而小量滲入中亞元素（目前出土之甲骨文為商代文字，暫未能見到夏朝文字）。其實作者在其他涉及歷史語言學的地方，很多時候都依賴邏輯推論，但對於中文的起源則無視最直接的推論——其他明顯深受中亞語言影響的地區，都沒有發展出像中文的文字，那麼又何以見得最遙遠的東方文字反而會使用保留中亞文字？況且，跟據作者的其他章節，當時就算是比較發達的中亞大國亦未有文字系統，若然說到達遠東中國的那一小批中亞商旅反而有文字系統，似乎說不過去。關於這個問題，作者提到 William Bolts 的《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有分析比較甲骨文及其他古代文字，及後找來讀一讀（Boltz分析的結論是中國自行發展出中文文字系統，但此書的作者引用Boltz的資料後又不同意他的結論）。

另外，對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與中國的孔子、老子、莊子，東西兩方的先賢均出現在前後幾百年的時間，作者認為不會是巧合，而且中亞文化的影響應該是關鍵。但作者並未能為此論述找到更多證據，似乎純粹只是一種個人推想。作者試圖引《左傳》記載孔子說「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以說明孔子亦相信外族帶來值得學習的文明，但若然細讀《左傳》的前文後理，就會發現作者誤讀了這一句。原文記載的是孔子佩服郯國國君的學識，因而感嘆連周王室也未必學問有如此深的人，「王官學」已流落至四方，而非指外族帶來知識。作者引用這條材料時，側重於版本差異問題而忽視了前文後理，讓我想起以前聽老教授說現代搜尋科技太發達，學者引用資料很多時候未有全篇閱讀，容易出現斷章取義的問題，上文可能就是一例。

不過我並不是要苟責作者，因為不論是歷史的發現還是科的的創新，往往並非全然客觀的過程，而是先跟隨人與生俱來的直覺感應，再作細心分析考證。此書本身並非嚴謹的學術著作，所以作者會對一些自己直覺上認為值得研究的方向略書己見，這樣對於啟發或刺激其他人的研究也會有正面作用。歷史的理解及詮釋往往不是非黑即白，正如古代國與國的戰爭亦不應簡化為對與錯、善與惡的二元對立，要更深入、更真確地摸索歷史，就必需要有容納不同聲音、甚至容納錯誤的胸襟。前人每一步走錯過的路，都是我們應該予以尊重及感激的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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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敝blog：https://hkxforce.net/wordpress/5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