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崇凱
黃崇凱

寫小說的人

聽說昨天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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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日劇《喜劇開場》的時候,看著劇中主角演出的短劇,想到最初看到這種形式的短劇,應該是第四台播放的《志村大爆笑》。但志村健去年被COVID-19弄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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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宣布的台灣本土確診數字是312,成為29、180、206、333、240、267、286這串數列的最新一個數字。好像在看一支起伏劇烈且沒有漲跌停板的股票,有種突然被10倍界王拳痛擊的感覺。

COVID-19(Coronavirus Disease-2019)從一開始的名字就充滿張力。

一開始人們稱呼「武漢肺炎」或簡稱「武肺」,以地名標記最初發源。不久後在各種宣傳聲音的交雜下,逐漸出現反省「污名」的說法,改稱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或「新冠肺炎」、「新肺」,變得相對中性。這是一種從空間(武漢)到時間(新舊)的轉變。當COVID-19從2019年不斷延伸到2020年、2021年之時,病毒自身在巨量複製轉錄中產生變異,漸漸出現所謂的美國變異、英國變異、南非變異、巴西變異、印度變異等等,變得無法避免使用地名來指稱不同的病毒變異株。這似乎意味著時間終究抵擋不了空間的侵吞。因為一年半以來,COVID-19已經旅行到全球各地。

其實這些病毒變異株皆有學名編碼,但一般仍以「英國變種」、「英國變異種」來稱呼,而不會用b.1.1.7。COVID-19在疾管署網站上的正式稱呼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毒學名則是SARS-CoV-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與先前出現過的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SARS-CoV)、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MERS-CoV)歸類在一起。特別在SARS這個命名要素,SARS-CoV-2的代號,彷彿同一款病毒的2.0升級版。它們有著極為相似的主要特色(冠狀病毒)、傳染途徑,致死率雖低於SARS但規模更宏大。這個代號同時也是一種記憶的回溯提示:2003年台灣對於SARS的經驗。

SARS經驗在這個脈絡下轉變成一種預演或前奏(好吧有點太久遠的前奏)。人們藉著過往經驗預想未來,試著糾正錯誤來面對當前的疫情。由於種種與中國打交道的經驗、政治立場等因素的牽引,台灣從一開始就對武漢爆發的疫情有所防備,預先開啟一系列警戒措施。直接連結到台灣共有的社會記憶(SARS),間接匯聚這幾年資訊戰、香港反送中運動、豬瘟、美中貿易戰等因素(而難以信任中國),進一步催化抗疫共同體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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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是一種當今全球化處境才可能出現的瘟疫。肉眼看不見的病毒擊垮了世界人類,本身就是隱喻:在不可見的尺度,人類其實無能也無法全盤掌握自身命運。以往這或許是在說某種超自然的不可知力量,現在則是扎扎實實展現在一種極微小尺度的存在物上。

人類的文明在十九、二十世紀是不斷除魅的過程。意思是,把眾多不可見、不可知的事理變得可見、可知。特別是以往寄寓在超自然力量的疫病,在顯微鏡發明後,逐漸透過鏡片讓原本肉眼不可見的細菌顯現,繼而在奈米尺度讓更不可見的病毒浮現。在這過程中,病理學搭建起來,諸多疾病逐漸被分類、解析成不同病菌、病毒的病理原因,依據各種影響人體的管道,形成種種疾病的敘事情節。如今我們習慣從病因、染病途徑、治療方法,依照個體差異,生產不同的疾病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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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太新,還來不及在各種領域定居下來,形成自身的隱喻。不像肺結核、癌症、痲瘋病、精神疾病等,已在文學、影視作品中成為某種角色的處境配備。二十一世紀以來,最能凸顯時代氛圍的疾病,可能是憂鬱症以及自體免疫疾病。前者時常被形容為新世紀「黑死病」,一種被情緒吞噬、淹沒的意象,導致精神上的「超載」、「癱瘓」而自絕於溝通往來。後者則是在發達國家的大城市中,日趨常見的生理症候,透過各種過敏症狀、氣喘或更嚴重的病症顯現。自體免疫疾病源於免疫系統出現問題,常常跟其他病狀重疊(產生誤判),也找不到確切病因,難以根本性的治療。這兩種「病」似乎訴說著,我們的生活環境已經過於複雜,且越來越難找到單一病因,施以精準治療手段,獲得完全解決。所有可能變因都在多層面交互影響,在不可見的尺度中轉變成難以界定的不可知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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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COVID-19的最佳辦法是斷開所有人際網絡的隔離。因為人與人的面對面接觸中,對話產生的飛沫容易成為傳染途徑。因為人們聚集在一個室內空間,也容易導致空氣布滿危險的病毒飄浮四散。我們必須找到一個獨立空間,一人一室以阻絕與其他人(甚至包括家人)的往來,減少接觸意味著降低傳染可能。理想上是這樣沒錯。但事實上,能有獨立生活空間、不共用衛浴設備,並不那麼容易。它會逼你檢視自身的社會經濟位置,它強迫你看見自身的處境。如果你沒有自己的房間,也沒有錢堆砌防禦之牆,你就是暴露在危險之中。而你的暴露,也是讓你生活可見與不可見的人一起感到暴露。這使人恐懼,也讓人愧咎。

這個疾病的狡猾之處還在於,它可以無聲無息的無症狀傳播感染,它可能潛伏在四周殘存的確診者接觸物,它可能就在你身上而你不自知。無症狀、輕微症狀的傳播力最強,因為人們最容易疏於戒備。

在一個連結越來越緊密的時代,產生了一種需要隔離的傳染病,像是反諷,也像是緊貼著時代趨勢:當科技不停消除各種物理和心理上的距離,病毒要你保持社交距離。

經過一年多的疫情肆虐,我們對COVID-19有了更多認識。首先是,一般輕症基本上都得靠自身免疫力抵抗從而獲得抗體,而非透過治療。這個病毒的傳染力強,卻不像SARS致死率那麼高,導致它可以擴大傳播規模,且不快速置宿主於死,增加更多生存空間。它讓抵抗力較弱的老幼遭殃,外掛在有其他疾病問題的人身上,催化出更嚴重的症狀,乃至抵達死亡。就人類的角度來看,它彷彿在深度學習,一方面顧及生存可能性,一方面發展出讓人類極為困擾的活動型態。寫到這裡,我發現自己有意無意間擬人化了COVID-19。當我形容它「狡猾」,好像在指稱一個時時在算計作亂的邪惡組織。當我說「它彷彿在深度學習」,又像在談論一種人工智慧。我們面對語言中隨處可見的比喻或隱喻,就像走在充滿地雷的路上。這也是一個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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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詭異,但台灣的國際處境跟COVID-19鑲嵌在一起。台灣不具備正式國際社會會員身分,時常只能以非正式、觀察員的身分參與各種國際組織,卻在面對一種需要社交距離的傳染病時,有效阻絕大流行。因為台灣本身就被隔離在一種孤立泡泡中。這樣的隔離,加上對中國的不信任,給台灣一年多的昇平氣象。我們以為啊外國都陸續打了疫苗,疫情陰霾將要散去,卻在這段期間開始招架不住洶湧而來的變異病毒社區感染。上半場的優勢因素變成劣勢。感染人數少,代表著沒有太多抗體。沒經過慘烈的大傳染,也沒機會直接面對更難應付的變異病毒。沒有爆發嚴重疫情,民眾對施打疫苗不太積極,還以為有餘裕觀望其他疫苗選項。採購疫苗屢有波折,加上外國疫情自顧不暇,只能以拖待變。於是一夕從「模範生」跌落。社群媒體大量情緒發言看起來就像疫情失控,醫療崩潰,死傷慘重。一種相對的感受落差。一種世外桃源的破滅感。一種共同體自尊的減損。一種無法大聲說台灣好棒棒的失望。還有一種,你不知道為何也有些人居然有點歡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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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體的形成,來自內外雙重擠壓。外在的危機、艱困,像一雙巨手揉捏雛型。內部則有些人不跟你共,或有些人被切割。我們已經太習慣以戰爭修辭來描述面對疾病。「對抗」、「征服」、「襲擊」、「戰役」這些詞彙,都在把人們帶往作戰的聯想。確實很像。COVID-19及其變異太強大,面對這不可見的敵人,往往篩檢三次都還不能鬆懈,所以我們得同島一命那般作戰,得總動員、總力戰那樣去迎敵。但不可見的敵人寄居在自己人身上,我們誰都隨時可能被劃歸到染疫者的一方。我看著每日公布確診的分布圖、足跡表,感到生活空間的擠壓,也感到一種被什麼蠶食鯨吞的恐慌(只剩四個縣市的標記顏色不同)。

與此同時,無法遠距上班該出門工作的還是得出門。第一線醫護總是過勞。送貨的訂單處理不完。許多人戴著口罩說幹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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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過著長達一年以上的台灣時差。現在我們終於跟國際接軌。雖然有點不甘願,也只能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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