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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民中文大學最後一課:毋忘燃燈人——向啟蒙者致敬

編者案:「佔中」案在4月9日開庭,九位被告均有罪名成立。被告之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陳健民在2018年11月14日上了他在中大25年教書生涯的最後一堂課。這堂課的題目是“毋忘燃燈人——向啟蒙者致敬”。下文是這一堂課的完整文字版。



教書廿多年,我認為自己在講壇上算得上瀟灑,但是今天我第一次緊張。剛才腦海一片空白,不知道今晚要說甚麼,因為很激動,見到很多同學,舊的、新的,也見到很多朋友,特別在佔中路上的伙伴,十分多謝你們來到支持我,所以很激動。

我要說幾句普通話,特別要感謝一些從外地來的朋友,今天大概有七、八位朋友從台灣飛過來,明天早上還要趕回去上學,還有一部分從大陸來的朋友,還有從澳洲來的朋友,都是為了今天晚上,所以特別感謝你們。

今天很多人到來,除了想聽我最後一課,相信亦有很多人想藉此機會,表達對雨傘運動的支持;我亦藉此機會想說,場內有幾位佔中組織者,下星期一要面對審判,我想大家向他們致意,戴耀廷、朱耀明牧師、張秀賢、陳淑莊、邵家臻、黃浩銘。

特別跟戴耀廷和朱耀明牧師走過一段很長的路,我真切見到他們的無私。多謝你們。

特別要感謝我的外母,她八十多歲,支持這個運動(掌聲),佔領期間,我在金鐘睡了幾十天,她天天熬湯給我喝,還到金鐘派單張。八十多歲,最厲害是由始至終她沒有一句埋怨我給她女兒那麼大壓力。有其母必有其女,她的女兒也很堅強,十分感謝我太太(掌聲)。

非常感謝能為我辦這次演講,保松第一次送花,我學生都是第一次送花,我作為男人第一次收到兩束花,很驚訝。我星期一開始受審,天天也要上法庭,審訊一直到十二月底,接著我們要等宣判,結果非常不確定,因為我們看不清準則,哪些人要坐牢或不用坐牢。在這種不確定的情況下,我寧願輕身上路,不想為同學或家人帶來太多混亂,所以我已經向大學請辭,大學亦批准我在  2019 年  1 月  1 日提早退休,但因為我們要上法庭,這是我在校園的最後三天,所以正是時候向大家告別。

離別時刻,坦白說我沒有怨恨,也沒有悲哀,只能說我今天很感動,超出自己的想像。以我一個在佔領期間都很冷靜的人,今天是第一次比較激動,這時刻我只有感恩,我十分感激可以在這裏讀書,我感激這地方給我機會,教導眾多學生並參與社會,所以我現在只有感激的心。

今天我很想感激一些曾啟蒙我的書和人,特別給同學和朋友分享,這些書和人都在我讀大學那幾年對我影響深遠,我很想藉此機會向啟蒙者致敬。

我 1979 年來中文大學讀書,走過如此漫長的路,談啟蒙我的書和人,或會有點走馬看花。但每一本書、每一個人,真的在我人生裡有如一盞燈,帶領我在黑暗中一步一步往前走,特別是走上爭取民主的路。究竟甚麼事、甚麼人、甚麼書,使我認為自己可以全情投入?我希望能夠跟大家分享。

社會意識的啟蒙——金禧事件

第一件事。在我唸中學預科時,香港發生了一件事情,成為我人生一個轉捩點。那事件叫做「金禧事件」。學校門前,有一位已畢業的師兄在派單張,他對我說:「陳健民,你是學生會會長,現在為了金禧事件,我們在罷課,你要為這件事表態。」

我說:「表態?我只是中學生!」拿着單張要我表態,我真的不懂。

那時候是七十年代,我這類人不易入大學,我的中學,文組有一個入大學,理組也有一個能入大學,讀書好的不會搞學生會,無機會入大學的就去做學生會,我做學生會還當會長,即是最難考入大學的一個。

表態?我回學校問校長,說校外有位師兄派單張,說有一件金禧事件要我表態,是甚麼一回事。校長說:「你不用理會,這些人搞事、搞亂香港。」

「搞亂香港」,是否很耳熟?(眾笑)我回去再細想,不可能吧,我們一年才有一人考入中文大學,我們只考中文大學,那年代我們不敢考港大。那年代考得上大學的,我們視為英雄,他怎可能會搞亂香港呢?我感到不很舒服,拿着單張開始細看,原來那個星期日維園有集會,我於是想,是否要參加集會,弄清楚是甚麼一回事,但是那時我怎麼夠膽參加政治集會?特別我家家教,自小教導,千萬不要理會外間的事。

我不敢去,但查看報紙,發現當天原來有繪畫寫生比賽,我就帶着兩個弟弟跟媽媽說,我帶他們兩個去維園參加寫生比賽(眾笑)。我就把他們安頓在草坡,起了草稿,叫他們別亂走自己畫,然後自己就跑去參加我人生第一次集會;你不要說我甚麼,這兩個弟弟後來修讀藝術和設計(眾大笑、鼓掌),完全是那一次我啟蒙了他們。

我就坐在維園涼亭內聽演講,一直聽,感到台上說話的人很有道理,當時我其實不知他們是誰,很多年後才知道那個人叫司徒華,但當時卻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搞罷課的人就坐在這裡,黃顯華教授,他後來成為了我們的大學教授,這些人當時我全不認識。

當晚我徹夜未眠,為何會這樣?對當時的我而言,唸完中學就要準備找工作,我感到很迷惘,不知做甚麼才好。我又發覺這樣一件事我也無法判斷,為何校長說他們搞亂社會,但我又覺得他們的話很合理,他們只要求學校更加透明公開,為何不可以呢?

我很少失眠,那一晚再三思量,是我人生的轉捩點。我認為,若我這樣就踏足社會,何以面對我的人生?那一晚我作出一個決定:我要入大學(眾笑),啊,做決定很重要的(眾笑)。我就此考入大學了,有位中學同學,當時看到我的高考成績,說全班同學要夾錢覆核我的考卷(眾笑),他說不可能的,平日中下游的人忽然取得幾個  A,難以置信,其實是自己覺得需要讀書,金禧事件影響我很深遠。

香港中文大學,七十年代本部,圖書館、范克廉樓。圖片來源:中文大學網站

為何我要讀社會學,因為我不了解社會,所以讀社會學;其實我不知道社會學是甚麼,但因為不了解社會就讀社會學。最重要我覺得讀書能夠培養獨立思考能力,這是我入大學前給自己很清晰的目標。

所以這件事影響我人生真的很深遠,亦可見到社會運動對我影響如此深,以至我最後研究社會運動。社會運動的意義,不只在於能否即時改變制度,原來連一個旁觀者也可影響深遠,黃顯華也不會知道。

想深一層,是否單單一個社會運動影響我?不是,社會運動很重要,另一件事也很重要,是信仰的啟蒙。

信仰的啟蒙——烏納穆諾《生命的悲劇意識》

中學時我開始有信仰,常常問道:究竟我在世界上要做甚麼?我怎樣過這一生才算有意義?當時與上帝或上天有接觸之後,我覺得,若我走一條對的路,我會有力量。為何金禧事件出現時會有這麼大的觸動,因為有個問題一直困擾我:到底一生應怎麼過?

小王子,網上圖片

 我問自己,我只懂一件事,就是繪畫,我當時正思考是否要以繪畫為業;我很認真,真的走到重慶大廈樓下,從前沒有那麼多咖喱店,那裡眾多人在畫「行畫」,即是夕陽、有椰樹那些東西。我問他收不收學徒,工資多少?後來中學老師說,他們繪畫很機械化,你以後也不會學懂繪畫。我就很害怕,因為我很喜歡繪畫,若不繪畫,還可以做甚麼?所以一直感到困擾,我開始對自己的人生有要求,覺得我要過有意義的人生。就是我目睹金禧事件時被觸動的深層原因。

很多人問我,究竟你是甚麼宗教信仰?佔中另外「二子」都是基督徒,我跟他們相處這麼久,他們讓我看見宗教信仰如何體現於生命,所以很多人也認定我是基督徒。但有一次,大陸有些朋友專程送我一串佛珠,因為他們見到我第一次被捕時,帶着一本佛經進入警署,其實那是弘一大師的傳記。

我是不是基督徒呢?我被學生問了很多年,我經常不回答。

我只能說,我是一個有信仰而無宗教的人。

為何這樣說?正如我所講,宗教問題對我很重要,令我對社會敏感。入讀大學,我覺得首先要處理的就是宗教問題。我不停苦思,每次返教會,坐車會忘記下車,要坐回頭,因為腦海經常沉思宗教問題,特別開始讀哲學時,我副修哲學,很多理性問題經常困擾我。

譬如說上帝是否存在?你能否證明衪?究竟罪是甚麼?如果伊甸園的蛇也是上帝做的,罪的本質是甚麼?是否聖經內說的就是罪呢?究竟我們有沒有自由意志呢?如果有些人說你有罪是因為你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跟上帝的全能全知有否衝突呢?這些全是我們讀哲學的人,一定經常碰到的問題。我不斷搜索枯腸地思考,我讀社會學很清楚,知道不同文化的人,接觸基督教的機會不一樣;就算同一個社會中,不同群體去接觸的機會也不一樣;不同文化之間的不同宗教,也一樣有很多神蹟奇事;同樣很多人通過他們的宗教受感召去實踐,為這個世界行公義、好憐憫,不只限於基督教。

這些問題在我腦海不斷掙扎,掙扎一天不完,我無法行動。大學第一第二年,我思考很多這類問題,不斷讀書,最後讓我碰上一些書,深深影響我一生

第一本就是《生命的悲劇意識》,烏納穆諾寫的一本書 (Tragic Senses of Life, by Miguel de Unamuno)。準備這次演講時,我找出這本在大學影響我很深的書,我仍保存,幾十年來都在身邊。我還記得,讀完這本書後,我總結了三件事。

《生命的悲劇意識》

我試圖用很多方法去理解我的信仰,最後這本書告訴我,人的理性很局限;有些經歷你很深刻,譬如說宗教經驗,但是當你想去證明它或嘗試告訴人,你發覺就算從很嚴謹的哲學角度,也不能言說;嘗試用理性去證明,很多時候也徒勞無功。所以我第一個教訓,當時寫在書邊:「人以為信仰不能自足,而求諸理性,但理性反過來否定信仰。」這是我當時寫在書邊的想法。

第二項,很多人很難接受,而我最後非常接受。我經常說,也是這本書講的,「我信甚麼」其實只反映「我渴望甚麼」。你說你信甚麼東西,其實很難找出一個理性基礎;反映更深的,其實是我很「渴望」相信一些甚麼,就是你「願意」相信甚麼。烏納穆諾說,信仰的本質,其實是一個意志問題,而非一個理智問題。為甚麼我們對上帝有渴望,是因為人類受苦;我們見到美好的事稍縱即逝,你看見所愛的人,可能一下子離開這個世界,你想重聚;你看見這個世界,公義有時不能得到伸張;你有些渴望,渴望永恆,渴望其他可能性,渴望來生、渴望天堂,其實反映人在這世上受苦,故有渴望。

多年來沒有跟學生說過,對我來說,所謂「我相信」其實是「我渴望」,你渴望就會見到,就是如此。

第三項我學會的,就是宗教態度和形式的問題。書中有一句很觸動我,烏納穆諾說,有些人坐在教堂內很形式主義,心不在焉,打瞌睡或甚麼也好;另一些人跪在異教的偶像前誠心懺悔,這位神學家烏納穆諾說,其實是前者在拜偶像,後者在崇拜上帝。對他來說,甚麼宗教形式並不重要,最重要是態度。

這說法深深觸動我這個讀社會學的人,因此我說我是「一個有信仰但沒宗教的人」,可能對很多人而言,這種信仰方式很不確定,但對我來說反而會安心立命;你跟我說那些很絕對的真理,對不起,我會感到很不舒服,反而你跟我說其實我們很不確定,我們所知的很少,我們很渺小,反而用這種方式我能安頓自己。

所以我很感謝,大學一年級時首先遇到這本書;第二本書於宗教上影響我很深,是潘霍華的《獄中書簡》。我記得當時在甚麼道聲書局,常常買這類書來讀,翻來翻去越覺沉悶,重重複複盡是那些宗教語言,直至我意外買了《獄中書簡》。

《獄中書簡》

宗教信仰的啟蒙——潘霍華《獄中書簡》

潘霍華是二次大戰時一位德國牧師,他有別於整個德國教會;德國教會當年站在希特拉一方,基本上只有他與一小撮人跟整個教會對抗。這是他作品關注的問題:

「基督徒必須投入現世去實踐信仰,教會必須放棄自己的舒適和特權,敢於實踐有別於世俗的價值觀,與受苦的人站在一起。」

看到這裡我感受很深,教會是否真的膽敢與社會主流價值觀不一樣?我覺得不是,我看見今時今日的教會,與社會主流價值非常融合。

潘霍華時常問一個問題,在這時空下,誰才是耶穌?即是說如果何君堯作為一位基督徒,他說「殺無赦」另一位基督徒戴耀廷,潘霍華會問,如果耶穌在這世上,兩位誰是耶穌呢?究竟是何君堯,還是戴耀廷?

他常追問這類問題,希望信仰不是抽象的東西,你要在一種現世的脈絡中,追問信仰的意義。這麼多人在眼前,到底誰能活出耶穌基督呢?他不接受屬世、屬靈全分開,然後凝望上天,不關注地上的事。這是他的宗教觀:

'Every Christian must be fully human by bringing God into his whole life, not merely into some spiritual realm.'

只可惜潘霍華寫完《獄中書簡》後便死去,他將來要寫的書的大綱,全都寫在書內,對我很大啟發,但沒有寫出來。

佔中後,我們被捕準備受審,曾跟黃浩銘傾談,他曾經坐牢,知道坐牢的情況,他說可以帶六本書坐牢,於是我很焦急去訂書(眾笑)。讀書人很煩,第一件事就問,坐牢可否讀書?可以的,我便去訂了一堆書,準備獄中閱讀,我訂的第一本便是《潘霍華傳》(Bonhoeffer, pastor, martyr, prophet, spy, by Eric Metaxas),怎料我尚未入獄,這兩個月時間,已經讀畢整整六百頁傳記(眾笑),現在要多訂一本,要想想訂哪本。

第一本最急要讀,正因為大學時期,潘霍華的《獄中書簡》影響了我。潘霍華一生念茲在茲,是一件事:「我要真教會」,不是「我要真普選」(眾笑)。他覺得當時整個德國教會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站在希特拉一方完全錯誤。

你會問,何解會這樣,當時就是這樣,整個主流德國教會站在希特拉一方。他說,如果你乘搭火車但去錯方向,在車廂的通道回頭跑是徒勞的。上錯火車很糟糕,他寧願跟教會分裂,和另外一些人創辦了自己的信仰群體。

他時常問甚麼是「真教會」,信仰不應拘泥於教堂、儀式、牧師等事情,他覺得「真教會」當時的關鍵是猶太人問題:你是否站在猶太人一方,當猶太人被逼害時,究竟基督教會態度如何?

他的講法,就算猶太人不信耶穌,猶太人的確不信耶穌,只當耶穌是先知,不是上帝的兒子,但猶太人仍是教會一部分,你如果不能在這時空保護猶太人,根本不能實踐信仰在現世的意義,這是對教會最重要的試驗,可想而知當時他跟教會衝突之大。

書中描述,潘霍華身體力行到最後一步,甚至參與計劃刺殺希特拉,牧師不是應跟朱耀明一樣「愛與和平」嗎(眾笑)?通常都是「左膠」。他甚至去當雙重間諜,一方面和一班將領參與籌劃刺殺希特拉,另一方面又協助秘密警察刺探教會,其實是保護自己免得被捕,可以繼續做地下工作。他忍辱負重也要做,因為他認為殺掉希特拉,就是上帝叫他做的事,試想想,一位牧師可以如此。

希特拉一位將領與他們合謀,準備在一次會議中炸死希特拉,那位將領在會議室放炸彈,很多人死了,但希特拉無恙,因為會議室桌子兩邊,有很大塊鐵板架在枱面。希特拉下午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他說我是上帝揀選的,所以炸不死;接着德國教會發聲明,內容指希特拉就是上帝揀選的,可以想像教會也能錯到這地步。今日大家看見教會的走向,一點不奇怪,教會可以錯得離譜。

潘霍華很厲害,若我是他,會感到很沮喪;我很佩服他,一個惡魔在爆炸中死不去,他仍然保持信心。

我認為,希特拉當時若被炸死,只會有第二個希特拉,因為納粹黨當時之勢尚未下落,納粹黨會說這是攻擊我們的陰謀詭計,只會順理成章換上另一個希特拉。

各位朋友,時間不是我們能掌握的,我們只能做你認為對的事,好像最後待納粹德國戰敗之後,才能真真正正摧毀納粹主義,連帶摧毀德國那種極端民族主義。凡事也有定時,亦毋須簡單地想,為何我們的行動沒有成果?為甚麼壞蛋仍在揚威耀武呢?凡事有定時。

德國戰敗之前,希特拉把潘霍華送上了絞刑台處死,臨死前他說 'This is the end. For me, the beginning of life.' 當時在獄中的醫生說,從未遇過一個人對上帝如此信服;另一位美國戰俘則說,一生所見最有品德的人就是潘霍華。

潘霍華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一生追問甚麼才稱得上教會。最後他甚至提出  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 的概念,即是我不需要有一種宗教,但能否仍然有基督信仰呢?這些書籍對我影響深遠,在教會中我感到很不舒服,目睹很多人把自己的信仰收藏於細小的盒子中。他們會認為,考試成績不好要問上帝、失戀又問上帝,但對於社會上的事、歷史的事,他們從來不認為上帝在當中有任何角色。我認為教會將整個信仰收窄至如此私人的領域,令我非常不舒服,亦與我個人所想,信仰的實踐方式,有很大衝突。

所以我讀潘霍華,感到終於找到一種在教會內能認同的聲音。記得有一次在教會牧師講道後,我上前跟他說:牧師!牧師!你今天講道,拼命說甚麼三位一體那些,其實為何要講?我想告訴你,很多人睡着了,睡得很甜,為何經常談這些?你可否講些東西與我們生活或社會有關?

他帶我到演講台上,在台上寫了幾句,說我們只會傳播最純正的真理;對我來說,純正的真理若是如此,我寧願不聽,我認為信仰應該有生命力的,所以當我遇上潘霍華這本書時,非常觸動我。

兩位將信仰與社區結合的牧者

當時的香港教會內,也有兩位牧師的演講很觸動我,一位是盧龍光牧師、另一位是朱耀明牧師,我大學時期就是聽這兩位牧師的演講,聽他們如何將信仰實踐於社區。兩位牧師都在柴灣,當時港島區最窮地區,有很多寮屋木屋,他們在這區實踐自己的信仰,我被兩位觸動了。

我當時是他們中心唯一沒有返教會的一個所謂基督徒,我是答潘霍華的答案 To be fully human,其實他看見我大學畢業時那份功課,已能成為他們爭取興建東區醫院的理性數據基礎,盧龍光牧師可能不太理會我答甚麼,就決定聘請我。我很多謝他,他給我一個機會在社區實踐。

宗教信仰的啟蒙——朱耀明牧師和他老師的書單

但影響我更深一定是朱耀明牧師。朱耀明牧師跟我走過很多路,由當時爭取興建東區醫院,跟我們一起做有關愛滋病人的工作;接着 2002 年成立民主發展網絡,開始爭取雙普選,當年的人不知道我們說甚麼;接着 2003 年七一遊行 ,再接下去到政改,以至佔領。

我感覺牧師常扮演一個角色,好像上天的召喚都通過牧師,牧師將我的人生全部打亂。我當時打算獲得終身聘用之後,升任正教授才參與社會,他完全不會讓我按計劃去做(眾笑),不斷打電話來叫我出來出來;但我很感謝他,若非有人催促你,我按自己所謂人生計劃去做,不一定能最好地運用我的生命,所以我很多謝牧師。

朱耀明牧師為何可以如此有生命力,運用信仰在社會上許多事?我問牧師,你受過甚麼神學訓練?他在台灣唸神學院,那裏對他人生當然有很大影響,首先是認識了師母。第二,他的老師是周聯華牧師,我問他,周聯華牧師給你甚麼書單,就是他讀大學神學院第一年暑期要讀的書。

你看,不只要讀一些宗教、基督教的書,他讀潘霍華的《獄中書簡》,又是這一本;《甘地傳》,無關基督徒也可以讀;《史懷哲傳》,史懷哲是一個傳教士,到非洲行醫,實踐自己信仰;《貝多芬傳》,這些使牧師有強韌力量和強大信念。我相信,周聯華牧師通過這些作品和他自己,去影響朱耀明牧師的生命,牧師再影響很多人的生命,所以,多謝你牧師。

民主理念的啟蒙——魏京生與北京民主牆運動 (1979)

讀大學時我本來想思考貧窮問題、社會不均的問題,因為我來自很窮困的家庭,自小從未睡過一張完整的床,大部分時間睡在走廊,或睡半張床,因為另一半放貨物,我家是個小工廠。

我真正第一張完整的床是在大學宿舍,我視之為豪宅,還要是何善衡夫人宿舍,有海景,衝激很大。

我本來很想思索貧困問題,但最後卻不以此為主,為甚麼?因為我在 1979 年至我畢業的1983 年,那四年裡中國、台灣、香港都發生了一些事情,影響我整個人生方向,以至我讀的書也完全不同。

第一件事在中國大陸,1979 年魏京生和一群年輕知識分子,掀動了民主牆運動。他們在西單民主牆貼大字報,出版民間地下刊物如《沃土》、《探索》等。魏京生當時寫第一張大字報,我作為一個大學生,看得很觸動,標題叫〈第五個現代化〉。

當時鄧小平提出「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科技和國防,魏京生覺得不足夠,一定要有第五個現代化,就是政治的現代化。試想為何發生文化大革命?是因為權力不受限制,毛澤東一個人的錯誤可以變成全國災難,所以必須要有第五個現代化。

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晚清時討論洋務運動是否足夠,甲午戰爭後,大家認為這種只屬器物層次的現代化,不能救國;接着我們開始談改良主義,改良主義也失敗,在梁啟超、康有為之後人們開始講革命,革命成功之後也不夠,就算建立了所謂共和社會也會倒退,又再說新文化運動,要在文化層次再造。走了一個大圈,我們回到最基本的討論:只說四個現代化怎會足夠?

我讀完之後,作為一個大學生,很同意魏京生這張大字報,接着他再寫第二張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這張大字報攻擊鄧小平。當時他知道官方要鎮壓了,他說你們現在這麼崇拜鄧小平,說改革開放很好,但如果我們沒有民主體制,他也可能變成另一個獨裁者,所以他問「要民主還是新的獨裁」,結果他被捕。

[魏京生於受審。1979]

法庭審判時,有一個人叫劉青,他將整個審判過程抄寫下來;劉青當時跟魏京生意見不同,劉青認為不應該攻擊鄧小平,現在改革開放,最少他願意改革,為何要如此激進?為甚麼連他也要打呢?但劉青與魏京生有一個協議,若誰被捕了,我們也要去保護對方;我第一次真真正正學會甚麼叫做政治寛容 political tolerance,就是意見大可不同,但當你講話的權利受侵犯,我會用我的生命去捍衛你,我從劉青身上學會了。

劉青偷偷地在法庭內抄下整個審判過程,我作為學生讀了整個審判過程,很驚訝,怎可能這樣審判?最記得那個法官說:憲法上說人民民主專政,你魏京生現在要反對人民民主專政,所以你是特權分子,你超越憲法,所以是特權分子。結果判他入獄十幾二十年,我當時覺得,他說的正是我心中想;他要坐監,我卻在宿舍吃糖水,我覺得他是為我坐牢,十分觸動我,有很多人正在做很多事,大家好像沒感覺,但當我讀到這些文章,我不能沒感覺。

另一個人叫胡平,也影響我很深。胡平是當時北大一個學生,他在民間地下刊物《沃土》中,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叫〈論言論自由〉,他亦參選海淀區的地方人大選舉。他是北大學生,我也是一個大學生,見到那邊的大學生寫文章,很完整地討論為何需要保護言論自由,還有膽量去參選,更勝出了,對我來說很觸動。

[胡平]

當時他說了甚麼呢?他說的言論自由其實很多人知道,本來不用多談,但是今時今日的香港,重看當時他這位很「學生哥」的作品,仍然很有意義。他說:

「一個人失去了表達自己願望和意見的權利,勢必成為奴隸和工具。」
「甚麼是言論自由呢?那就是發表各種意見的自由,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通通都要包括。」
「有人說任何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也不允許人們從基本的制度上,否定它的政權,所以那種針對根本制度的反對意見應該禁止,這又是一個將言論和行動不作區分的典型論調。」
「他說人們可以對憲法提出各種意見,包括反對意見,這是憲法本身賦予的。」

這些講法好像在今天香港也很多人不太明白,動輒就不讓同學發言,說你違憲,是嗎?胡平很早已解釋了。但是別說大陸,連香港今日很多人也好像不明白,這篇文章很深刻,因為可以活學活用。

當時我在中大學生會,改革開放後,到中國的第一個交流團就是我辦的,我去中山大學和復旦大學探路,先去中山大學找對口單位,坐火車、轉巴士,走很遠很花時間才到達中山大學。我胡亂叩門詢問,去到外事部,他們就說找團委,即共青團跟我談,好!我坐下等。

當共青團的人出現時,我很詫異,嘩!這人年紀這麼大?(眾笑)不是應跟我們相若嗎?學生不是十幾廿歲嗎?找些三、四十歲的人跟我談,這算是對口?於是惟有跟他「對口」。

我們討論辦交流團可舉行甚麼活動?我提議辯論比賽,兩間「中大」的辯論比賽。對話大概是這樣:

他們問:「甚麼是辯論比賽?」

我解釋:「有正反兩方,也有評判,最後評分看誰能勝出。」

「好!有甚麼題目呢,同學?」

「不如辯論一下,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

「不能搞亂思想搞亂思想!!」

我於是回話:「不要緊,可以這樣,中國同學支持資本主義,香港同學支持共產主義,可以嗎?」

「這樣思想更加亂!」(眾笑)

最後取消了辯論比賽,只准划艇比賽(眾笑),在湖上兩大划艇。

那些年去廣州,不能即日來回,因為沒有高鐵,也沒有甚麼港珠澳大橋,所以他們安排我在中山大學留宿一晚,與我同房的另一位賓客,是一位來自湖南的教授。那夜我們談天,說到言論自由的問題,他說國家控制言論是對的,因為有些言論危害社會,我們不應讓有害思想散播;我立即套用胡平的論點來答他,他好像覺得我講得合理,感到很痛苦(眾笑),坐在一旁,想一會又找出一個理由跟我辯論,我又跟他爭辯一次;當時我挑戰他,最後誰去判斷對與錯呢?如果錯在政府呢?政府會否有錯呢?他又呆一呆,我們中國政府會否有錯?

不斷糾纏糾纏,已經凌晨二時,整晚辯論,沒有睡過(眾笑),到最後我出毒招,因為我真的想睡(眾笑)。我就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在香港往廣州時讀報紙,看到長沙有學生罷課,有學潮,你知道嗎?他呆了一呆說不知道;於是我說:你在湖南來的,發生這件事也不知道,我在香港也知道,你認為這算正常嗎?

他一言不發安靜地走近床邊(眾笑),我估計他整晚呆望天花板,我則睡得很甜。當時胡平給了我很好的「子彈」去同很多人辯論言論自由。這些基本價值,我以為是理所當然的,原來不是;我真的很難過,我以為這些是八十年代才要辯論的事,但今時今日我們在大學也好、整個社會也好,都要重新認識這些,這是一件多麼駭人的事。

民主理念的啟蒙——美麗島事件 (1979)

第二件事跟台灣有關,今天有很多從台灣來的朋友,謝謝你們,你們的歷史對我影響非常之大。

先說一件事,當時大學有個講座,綽號「大聲公」的記者陸鏗,帶了一位由台灣來的外籍女士,在中文大學一個小地方演講。這位女士叫艾蓮達,她是美麗島事件總指揮施明德的太太。當時我是學生,聽她演講,很驚詫,為甚麼呢?她身上穿戴絲帶,更寫了她的名字在絲帶上,八十年代初的香港我們沒有選舉,沒有遇上過這類政治人物。

她在台上講民主,談到某件事時,她身邊的陸鏗,突然大力拍打枱面,然後二人突然吵起來。陸鏗向她說,你說民主可以,但講台獨絕不容許,呯的一聲便吵了起來;我身為學生,目瞪口呆,為何兩位嘉賓突然吵架更扭作一團,我才知道台灣正值多事之秋,異見者跟政府抗爭,但一觸碰到獨立問題,他們的民主運動陣營即時在我眼前分裂一次。

我即時回家尋找雜誌細閱,當時《七十年代》等雜誌有些文章講台灣,為何艾蓮達會跑來香港,原來是流亡。1979 年,台灣發生了美麗島事件,一群知識分子辦了一報社叫美麗島,其實是通過報社結社結黨,只因當時不能組黨,便利用報社聚集反對派;這些「黨外人士」於世界人權日舉辦遊行,集會遊行過程中被攻擊,那時都有「愛字頭」的,他們遭「平頭裝」衝擊,警察用大光燈照著他們,弄得現場氣氛很緊張,然後警察放催淚彈驅散人群,大搜捕開始。這群人其中八位領袖,要面對軍事法庭審訊。

[美麗島事件審判]

有一張在軍事法庭的相片影響我一生,相片中兩位人士我特別深刻,一位是施明德,他站在中間,嘴角微微在笑;大家都知道這是軍事法庭,政府準備判他死刑,他嘴角微彎、帶着嘲笑面對法庭。

另一位令我最深印象的是黃信介,為何會深刻?他當時有一件大衣放在手臂上,很有知識分子的味道,我當時見到,連知識分子都要站在最前,生死關頭,凜然面對審判,這張照片對我人生的影響很深。

其後因為美國與國際媒體的壓力,最後施明德被判終身監禁,其他人判十二年、十五年等等,他們的辯護律師便是陳水扁這群人。在遙遠的台灣發生了大事,正值我大學一年級,影響我很深。

民主理念的啟蒙——香港前途問題

香港又發生甚麼事?由我 1979 年入讀大學到畢業,就是整個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日子,當時我們同學及學生會的朋友中間有辯論,那時學生會主要是民主回歸派。

[1982 年 9 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到訪北京,與鄧小平會面,談香港問題]

時下年輕人不理解,為何你們接受民主回歸?要知道,當時根本沒有空間去討論自決、港獨,連香港人參與中英談判也不可以;以當時的時空而言,民主回歸是較先進的想法。

當時縱使我是一個頗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我既然帶第一團交流團去中國,我有相當的民族主義,但要將一班人送給共產政權,我很不舒服,若他們會被逼害,為何就因為民族主義而要回歸?

我思考民族主義有甚麼價值,它根本不是甚麼價值,民族主義在某些歷史時空,可以跟某些價值結合,例如印度爭取獨立過程中,他們講民主、人權,南非也是一樣。但某些時候,民族主義可以抑壓人類很多價值,例如你看潘霍華,他所處的德國,不是叫人愛國嗎?整個教會也愛國,但抑壓人類很重要的價值。

潘霍華說 'I pray for the defeat of my nation',他祈禱自己的國家 ’PK’,希望自己的國家打敗仗。在他的價值中,民族主義不是甚麼,有更高的指導原則、價值的原則。我當時為此事很掙扎,即使我很關心中國都好,為何我就要這樣接受回歸?

所以當時我在代表會,提出了一個議案,陳耀華也在場,當時他跟我一起做代表會。那議案是我跟他一起討論的,我們的議案是甚麼呢?就是有些地方歷史上曾經屬於中國,不代表永遠也屬於中國。若按此邏輯,韓國豈非要回歸中國?越南豈非要回歸中國?有些地方大部分是華人,也不一定屬於中國,若是如此,新加坡是否要回歸中國?

我認為有關香港的前途問題,學生會不應該有既定立場,要諮詢同學,甚至在大學裡公投,由同學決定,這是我當時提出的議案。即使在大學的全民投票,我可能會支持民主回歸,但是我覺得當時為甚麼不讓同學參與表態?

議案最終被否決,但這不重要,最重要是當時我開始思考很多,民族主義究竟是甚麼?它究竟有甚麼意義?在人類不同歷史階段中,為甚麼我們要將愛國放在那麼高的層次?這是我在大學生活裡思考很多的問題。

[1984 年 5 月,總理趙紫陽回信港大學生會]

這封信是當時總理趙紫陽給港大同學的回信,他說甚麼?他說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戴耀廷後來做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學生代表,說不定也受到這封信的感染。

兩岸三地同一時間發生這些事情,令我人生開始找到自己的路向,這些就是我應該關心的問題。為了香港回歸後人權自由得到保障,我們一定要爭取民主,我覺得這就是我的使命,我一定要做這件事情,我將來要留在香港,也是為了這件事情,保障香港的人權自由不要受損,我們要爭取普選。

人生志業的啟蒙——Juan J. Linz

我在社區工作了幾年,也當過兩個候選人的助選經理等等,最終我出國讀書,去了耶魯大學。初時我未很確定,具體將來做甚麼,有一個很大概的方向,但將來會做一個學者,還是從政呢?即究竟是 science as a vocation,還是  politics as vocation 呢?就是 Max Weber 問的這個問題,我的人生志業究竟做學術還是政治?我不知道,但當時在想,有很多政治家出身於耶魯大學,就算我最後不做學術,我從這家學校出身,可能有助參選(眾笑),所以選擇了耶魯大學。

在耶魯一年之後,我就很確定我的方向,因為當時遇到一位教授,深深觸動我。他名叫Juan J. Linz,他是一個西班牙人,研究西班牙的民主化,一個響噹噹的名字,而我覺得西班牙民主化進程是我的理想,我希望能在中國出現。

[Juan J. Linz]

西班牙經歷過很慘烈的內戰,最後在七十年代中期,西班牙人通過一個很和平的方式,成功民主化,當時建制內外的温和力量互動,大家把體制內很保守的人壓下來,也把當時社會上很激進的,主要是共產黨,也壓下來,找到一條中間路向,將國家帶向民主。

讀中國歷史,我們長年以來都在革命的怪圈裏兜兜轉轉,不能擺脫,每次革命後,總換上另一個專制朝代,如何能走出這怪圈呢?

我想跟 Juan Linz 去研究民主化理論,特別是有關西班牙的民主化,才發現這位老師在研究民主化理論中,是手執牛耳、名滿天下的幾位學者之一。

Juan Linz 有好幾個很重要的貢獻,其一是將不同政體分類。我們現在叫很討厭的政權作「極權」、「專制」等等,但他認為要很小心,極權 (totalitarianism) 和威權  (authoritarianism) 不同,政權分類要注意標準,有不同向度,看社會中的多元化程度,例如經濟、社會、政治是否多元化,有沒有一套固定的意識形態,領袖從甚麼渠道往上爬等等,他有很多不同的標準去量度。

為何要那麼辛苦去做呢?他的研究指出,好些社會並非極權,只是威權社會。極權社會的例子,他認為正是納粹德國、史太林統治下的蘇聯等,後來我跟他多番討論後,他也認為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也應算是極權社會,其他的都是威權。極權和威權很不一樣,政權邁向民主時,成功的可能性,或民主化後會否倒台或走回頭路,都有差別,所以一定要知道政權的起點,才知道怎樣做才能成功民主化,不詳細說了,可以講一個學期的。

第二個貢獻,就是他開課教授的 transition regime,談民主化理論,談一些政權從專制走向民主的過程,他基本上覺得極權社會不能走到民主。但值得一提的是,一個如此有名的學者,在我去讀書的時期 1988 年,完全沒有察覺東歐共產主義政權會於明年瓦解,未預計會有「蘇東波」,即蘇聯同東歐的風波,即使這麼大學問的學者當時也不察覺,覺得共產政權不會倒。

[1989 年 11 月,捷克天鵝絨革命,1989 年底,東歐波蘭、匈牙利、東德、保加利亞、捷克及羅馬尼亞共產政權相繼倒台,蘇聯隨後亦分裂瓦解。]

有時我很同情我的師兄師姐,在我們學系,平均需要十年時間完成一個博士學位,師兄師姐的論文可能已經寫到尾段,解釋為何這些政權如此穩定(眾笑),差不多要交論文時它倒下了!(眾笑)

當頭棒喝,原來你是不知道的!就像賊人半夜潛入你房子,你是不知道的,當政權強勢時,就連頂尖學者都看不透。所以他後來苦思,本來以「極權」和「專制」劃分,認為極權不會倒下,不會轉向民主化,但結果並非如此,就像波蘭、匈牙利、捷克,蘇聯也變。後來他再研究,發現極權社會經過一個自由化過程,已經不算極權社會,而是後極權社會(post-totalitarianism),譬如你看匈牙利,未崩潰之前,經濟上已經非常自由化;波蘭的農村從來是合作社為主,經濟命脈不是國家控制,而且教會長期存在,90% 波蘭人是天主教徒,所以慢慢重新認識多一點,分類會多一點,想得更複雜。

他有另一課講 conditions of democracy,從專制穩定地過渡到民主,需要一些條件,這些條件不只能幫助其過渡,還能幫助民主體制建立後不會崩潰,就算最後有民主的話仍然要深化民主。

他提出五種條件,第一是公民社會,第二是法治,第三是政治社會,基本上就是要有反對黨出現,再說就是市場,最後是行政有效而廉潔的單位。如果你具備這些條件,就能夠很順利地民主化;但若然社會裡的這些條件很薄弱的話,就算來一場革命,建立了民主體制,也很容易倒下,會崩潰。所以有時候你覺得自己並不是在做一些有關民主的事情,但只要你向著這些條件去做,你在鋪墊民主的基礎。

Juan Linz

Juan Linz 的著作十分苦澀,他矮矮胖胖,上課時會拿著兩疊書,很多都是硬皮封面,三十本書放在桌子上,從來不讓學生幫助他。課堂中談到例如德國,他就會拿起一本書,朗讀內容,讀德文,大家不知道他在說甚麼(眾笑),我們互相對望又覺得頗有趣。我們覺得Juan Linz 是一部會走路的百科全書,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時候,寫論文用了十年時間也還未寫完,已經寫了八百頁紙,他的老師是 Seymour Martin Lipset,美國的政治社會學之父,他覺得很不耐煩,對 Juan 說:「你的論文夠了!不能再寫下去了!」就把它搶走,讓同學幫他整理過後就遞交了(眾笑),成為了哥倫比亞大學最長的博士論文,有八百頁,所以他經常批評我的論文只有四百頁(眾笑)。

這個人寫文章很麻煩,由於他的文章太冗長太嘮叨,很多書出版不了,期刊刊登不了,只好將大部分文字壓縮在註釋,一頁紙正文只有三、四行或四、五行,其他就是註釋(眾笑),大部分內容要在字型十號的註釋裡讀(眾笑)。我們作為他學生,情況較好,他會把文章派給我們,可以直接讀。

[Juan Linz 的著作特色,一頁中,正文只佔數行,其餘皆註釋。]

他很多文章沒有刊登,但大家都知道他很有學問。耶魯大學有一些活動會叫教授坐下來,一路吃三文治一路分享他為甚麼會成為學者,我很記得那次分享,他拿出一本小書,對同學說:我一生人就是寫了這本書,大家都清楚我寫了很多文章,但最終未能出版,耶魯大學也給予他最高地位的教授頭銜。

耶魯大學最高地位的教授是 Sterling Professor,他就是 Sterling Professor,他說我就只寫了這本書,這種事情在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都不會發生,這個人一定拿不到終身教席(眾笑);上帝也拿不到,上帝也只寫了一本聖經(眾笑)。

他就是拿著這本書跟同學說:你們要用心做好你覺得有意義的事,寫你覺得有價值的文章。不需理會太多,我一生人就是這樣。

到了他晚年,他的合作夥伴才整理、刪節他的文章,投稿到期刊刊登;他過世之後,我們學生把他的文章結集,出版了一系列書籍,都是我們上課讀的文章。在美國學界,你可以接受這麼一個人,大家都公認他有學問,即使他看起來很少著作在期刊或頂尖期刊中刊登過,也可以成為頂級教授,令我印象很深刻。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Alfred Stepan 著)

談他學問的厲害,還要講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Alfred Stepan 著) 這本書,此書是他的合作夥伴所寫,當時他到巴西訪問一個軍頭,那位軍頭是將巴西民主化的軍政府首領;他問對方為甚麼會放權,軍頭說,是因為我讀了 Juan Linz 的文章,所以覺得巴西這樣專制下去沒有前途,他的文章可以影響現實政治。

你覺很奇怪嗎?今時今日,梁振英、林鄭月娥,應該不會讀我們的文章(眾笑),何況習近平。但因為巴西軍政府取得權力後,錢多資源多,要發展現代軍備時,發現要用電腦控制飛彈,他們不懂,所以聘請很多大學生,結果巴西軍隊成為全巴西政府官員學歷最高的部門,吸引很多知識分子加入,知識分子會讀這些文章;軍頭有機會接觸到,後來就覺得,我只要安守本分做個軍人就行,會受到尊重,為甚麼要與諸如秘密警察去爭權?這群比較開明的軍頭,最後放權,有如此一個背景。你看,Juan Linz 可以影響現實政治。

我們作為他的學生,特別感謝他,不只因他有豐富的學問,可以影響現實政治,他很珍惜我們每位學生,深刻地影響我們。剛剛談到,上課時他不讓我們碰他的書,他講課其實頗沉悶,很重德國口音;他講課經常超時,下課後還要繼續講半個小時,有些同學趕著下一課,投訴每次都聽不到他最後半小時的講課,很不公平。美國人時常說:It’s not fair, right? 他說沒有問題,我以後提早半個小時上課(眾笑),然後他真的提早半個小時講課;到下課鐘聲響起,他又繼續多講半個小時(眾笑),那些同學始終聽不到最後半小時的課。

每次講課後,門外總會有一群博士生等候他,跟他一起吃飯,吃飯時討論博士論文。他晚年時曾經來亞洲出席會議,特地來香港和澳門一星期,當時我正在寫博士論文,正處於一個很低潮的時候,他特意前來香港澳門,我帶他和他妻子遊玩,每天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他都和我討論論文,其他時間帶他們去遊玩。在耶魯時,我們在他家中討論文章、討論設計問卷的時候,他的妻子都會為我們準備早餐、午餐、茶點,有一天,我在他家中吃了三餐。

Juan Linz 沒有子女,視我們如己出,這位老師成為我的榜樣。一個人認真做學問,好好地關心學生,是會有影響力的,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他影響了我的人生志業。

我作了選擇,我要成為一個學者,希望好好地參與社會,影響社會。

當然還有其他老師,Deborah Davis 是中國研究的專家,我的論文導師,她對我的人生影響也很大,給我很多支持,因為時間有限,就不詳細介紹了。

我學成歸來是 1992 年,正值香港移民潮最高峰。1992、1993 年,數以十萬計香港人移民離開,我逆流回來,抵港飛機乘客較少,離港飛機上的人較多。

我覺得自己路向很清楚,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第一是中國問題,我閱讀了很多、學習了很多,有關民主需要的社會基礎,我需要為中國民主化做事。Juan Linz 所言的民主社會五項基礎當中,我作為社會學家,加上過往工作經驗,認為自己最勝任的,就是公民社會。

所以,我決心用一生的力量,在中國內,只談「公民社會」四個字,令人明白甚麼是「公民社會」,它有甚麼意義,二、三十年只做一件事,在中國談「公民社會」。結果,我在中國用了二十年時間,從研究到培訓 NGO、出版刊物、成立基金會,或讓基金會撥款給NGO,最後覺得需要有良好的政策環境,開始同政府合作等等。

目標是長遠的中國民主化,我覺得那一天不會這麼快到來,我只是在鋪墊基礎。香港又能做甚麼呢?

如果以民主化五個社會條件來說,香港完全、充分地具備民主化的條件,沒有一個國家地區在民主化前像香港一樣,已經有活躍的公民社會、有法治、有反對黨的存在、公務員相當有效率、廉潔、已經有市場,已具備很多條件,沒有一個西方國家在民主化時,無論是二百年前、三百年前、或一百年前都沒有,所以有人說香港沒有足夠條件,不夠成熟,廢話,這些人不用理會,胡說八道。歷史上沒有社會、國家在民主化前,像我們具備充足條件。

所以我們要做的,當然希望香港能夠爭取到普選,但大部分時間我都在中國,下班後便坐火車到深圳,接著跳上和諧號第五卡餐卡,不管甚麼車票,點一杯很貴很難喝的咖啡,一定會有座位;然後到廣州的大學講課,或到 NGO 開會,但每逢香港有政改,我都回來參與,平日寫文章解釋為何需要民主。

這是我人生的志業:在中國,鋪墊民主化社會的基礎;在香港,爭取雙普選。

思考民主的社會基礎之時,Democracy in America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 這本書對我影響很大。這本書談美國最初期的民主運動,為何這麼成功,不限於選舉制度,他說是源自 ' habits of the heart',是因為人心靈的習慣;他所說的是民風,大家不會自私,因為當時很受清教徒影響,會重視公共利益,他們生活簡樸,走中庸之道。

Democracy in America

書亦提到,很多人會先參加社團,才會再去參與政治,所以 Democracy in America 對於走公民社會路線的人有很深影響。

另一個人是 Habermas,他談「公共領域」,指出十七、十八世紀民主思潮出現,著眼點不只選舉政治。首先,社會出現了一些空間,讓人理性對話,這些空間是甚麼呢?他所說的是英國的咖啡館、法國巴黎的沙龍、德國的 table societies,他所說的是當時的報紙,那時報紙主要收集經濟資訊;慢慢通過這些渠道,當時的中產階級,主要是商人們,開始討論政治。你要徵稅,但不給予普選權,為何我要繳稅?於是他們就在報章討論。還有文學雜誌,當你討論文學時,同時在進行社會批判。Habermas 認為這些空間全部都是民主的基礎,通過這些空間才有力量去爭取民主,這理論告訴我,建立社會基礎時,公共領域對公民社會很重要。

民運策略的啟蒙——曼德拉的靈活與胸襟

從爭取普選的策略而言,曼德拉對我有很深影響,他亦是一位我很尊敬,覺得很偉大的政治人物。曼德拉的傳記 Long Walk to Freedom 陪伴我很長時間,每晚讀一點,甚至捨不得讀完這本書,因為一直在曼德拉身上學到很多。

他爭取民主經歷過很多不同階段,首先是公民抗命,他一開始便策劃公民抗命,為甚麼同一個國家內,黑人去白人區要帶護照?把護照燒了,犯法就犯法,拘捕我吧!他公民抗命,但最終發現公民抗命沒有成效,很「左膠」,無功而還。特別是因為發生了大屠殺事件,那些被屠殺,中槍的人,都是後背中槍,表示他們正在逃走,正在離開,婦孺同樣被開槍射殺,所以不要再講和平手段,開始勇武抗爭。

曼德拉學習遊擊隊知識,製造炸彈,炸毀政府設施等等;他因勇武抗爭而被捕,入獄二十多年,外面的戰友繼續抗爭。當曼德拉坐牢二十多年後,他發覺我們不能消滅政府,政府也未能消滅我們,整個社會非常虛耗,是否可以嘗試另一個方式?曼德拉嘗試第三種手段:對話。

曼德拉一個人寫信給政府提出對話,當時他很小心,因為他的同伴也不贊成,所以他趁自己單獨囚禁的時候寫了一封信。他當時的想法就是:我要嘗試可否打開這條路,如果最終這條路走不通,失敗的話,我的同伴可以怪責我,說我監禁時間太長,發瘋了。他為自己的同伴設想,想好對策攻擊自己,鋪墊後路。

曼德拉說,沒錯,我們作為領袖,必須有時走在群眾前面,自信地引領一個正確方向,他有詳細的考量,最後成功打開對話之門,成功將南非用一個和平方法民主化,但如果他沒有經歷過之前的公民抗命,甚至沒有經歷過勇武抗爭,你猜想他在談判時,有沒有道德力量,不受人質疑?如果沒有試過坐牢,誰人有道德力量?黃浩銘,你入獄次數最多,將來靠你了。(眾笑)

[囚禁 27 年後,曼德拉 1990 年2 月獲釋,步出監獄]

一切需要時間,不能說因為曼德拉以對話成功,所以我們只能用對話才能解決問題,有時候需要經歷一個過程,特別包括白人政權也開始覺得很疲倦,社會付出了很大的管治代價,才醒悟過來,最後大家願意坐下。

若你問我,我最希望見到他朝中國和香港,循此路向民主化,就是進行對話。我連中聯辦也走進去,因為我覺得只要有對話機會,我也願意對話。直至 2012 年,我才覺得對話之路已走到盡頭,我私下每個月接待很多從北京來的所謂「中間人」,一些朋友在場,也知道我如何會晤,中聯辦組團去跟北京的智囊開會,我是團長,我與中聯辦關係可以如此緊密,我可以走進去他們當中,那算甚麼。

到 2012 年底,在我的認知上,知道中央政府不會給我們「真普選」;我覺得一定要想辦法,但想不到,又覺得如果甚麼都不做,機會是零,只會有一群憤怒的年輕人與政府大對決,魚蛋革命只會提早發生,大規模流血,但不會有真正民主化結果。

可否作最後努力?但我想不到,誰知道,這個傻人戴耀廷,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佔領中環」的想法,我覺得只有 5% 機會成功,95% 機會不會成功,他也記得我說過這句話 :只是在 0 與 5 之間,但即使只有 5%,我也會全力以赴。但我覺得失敗機會很高,因為主要問題是中國大局的問題,是習近平的問題。雖然只有 5% 機會,正確的事為何不全力以赴呢?所以我要付諸實行。我不是不願意對話,已經去到盡頭的話,就要嘗試其他方法;想要嘗試這個方法,也不一定代表只能用這個方法,我覺得最重要是因時制宜,要走到彼岸。

民運策略的啟蒙——公民抗命

經歷雨傘運動之後,很多人問,究竟公民抗命可否繼續下去,在香港是否真的可行?為什麼要公民抗命?為甚麼當戴耀庭提出佔領中環,我這麼快表示可以一齊做?

因為我一直都閱讀這方面的作品,了解歷史上不同的人如何實行公民抗命。當然最早就是Henry David Thoreau,他當時反對美國一個不公義的戰爭,與墨西哥開戰,擴大奴隸制度,他覺得這件事不正確,但個人又有甚麼辦法對抗政府?結果,他只做了一件簡單的事,他違反一條法律,那條法律與戰爭無關,他不繳交投票稅,自願被抓入牢,雖然只是一兩天,但引起了社會爭議,引發了討論。為甚麼一個知識分子,一位紳士要坐牢,引發了大家討論為甚麼要這麼做?為甚麼奴隸制度不公義?為甚麼不應該開戰?

從他公民抗命的事件中可以看到,第一,他觸犯法律,但目的是要爭取公義,不是為個人利益,跟一般犯罪不同;第二,他非暴力,第三,要承受刑責坐牢;第四,這一種形式的違反法律,目的是不想破壞法治,他必須要合乎比例,你不可以因為你家附近水渠爆裂而去佔領中環,雖則也是公共利益,但不合比例,所以實行公民抗命要考慮很多條件。

另一個影響我很深的人,當然是甘地,甘地的公民抗命其中一個很重要行動,就是採鹽的長征。起初沒有人理會他,只有幾個人。當時的鹽是官鹽,全部由官方採鹽、製鹽、賣鹽,他們認為鹽太貴,鹽能從大海採到,為甚麼我們要交稅?買貴鹽?當時甘地就想到,如果人學懂在最微細的事情上爭取自己權利,他才懂得去想更大的權利,例如民主、獨立等問題,所以他開始帶領人們走向海邊去採鹽。

[甘地的公民抗命]

起初殖民地政府不管他,因為只有幾個人,但越來越多人加入,結果數以千計的人跟隨他;政府開始緊張,把甘地抓入牢;另一個人,是女詩人奈都夫人,她帶了二千五百人去海邊繼續採鹽。警察早已站好等候他們,每個警察手上有一根鑲了金屬的棍;抗爭者很安靜地、慢慢走過去,警察開始揮棍毆打,後排的人聽著前排人肋骨爆裂的聲音,「咔咔」作響,流很多血,抗爭者倒下之後,義工把傷者移到一旁,另一群人幫他們包紮,另一排抗爭者隨即迎上去,他們沒有頭盔,就是通過這樣一個被毆打的過程,才能顯示非暴力的力量;他們並非要引發衝突,而是透過此過程,爭取社會理解他們所為何事,突顯政權的暴力,所以他們寧願不做任何防衛,走過去捱打。

甘地的「非暴力」跟曼德拉不同,他原則上就已要求非暴力,因為他的宗教信仰,相信沒有人在這世界上可以掌握絕對真理。以為自己掌握絕對真理的人就會使用暴力。宗教就是這樣,要聖戰,無論基督教、天主教或伊斯蘭教,都認為自己的神才是真神,就可以殺異教徒。我們人類不能掌握絕對真理,讀讀烏納穆諾吧,我們知道的東西很少,既然我們不知道絕對真理,就不要用暴力,將我們的一套加諸其他人身上。所以甘地是一個堅定從原則出發的非暴力主義者。

[馬丁路德金]

第三個當然是馬丁路德金,他唸畢博士後,本來可以在美國北部一個中產階級教會工作,但他寧願選擇回去自己南部那裡做牧師,因為他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召喚,呼召他一定要回去。

他第一個行動就是對抗種族主義的「杯葛巴士」抗爭,當時一個黑人女乘客  Rosa Parks 在一架滿座的巴士上,拒絕讓座給一個白人男人,當時的法律是白人優先。她不肯讓坐,結果被捕,接著馬丁路德金帶領一場運動,杯葛巴士,就是寧願走路,以後不坐巴士,直至改變歧視的法規。

[Rosa Parks 不肯讓座後被捕]

他們堅持走路一點不容易,有些人要走十多二十公里上班,不是走一天,堅持了三百七十多天。部分人有車,會接載人一起上班,警察就針對那些車發告票,說你超速,若搭順風車的乘客多,又發告票。

幾百天的抗爭,馬丁路德金當然受到批評。誰人受影響?都是黑人、窮人嘛,他們是司機,「阻人搵食,就如殺人父母!」。「阻人搵食」這些用語我們應該很熟悉。阻人搵食!你害苦低下階層!連黑人都罵他。

[杯葛巴士行動,持續三百多天]

我最記得馬丁路德金說,他從教會裡收到一封信或名信片,是教友寫給他的。那教友說,牧師牧師,馬丁路德金牧師,快要聖誕了,我們不要搞事了,為甚麼我們不能和和諧諧地過聖誕呢?他說,究竟我們現在有甚麼問題呢?我們黑人以前是奴隸,現在有人身安全,我們很自由,只不過不能投票而已。

當年的黑人,每次登記做選民時,總被人問一堆問題,不懂答就被「DQ」(取消資格),不能成為選民;甚麼問題呢?例如最高法院那五位法官是甚麼名字?你說出來,說不出來就「DQ」。

那教友說,算了吧,只是沒有這部分而已,其實我們活得很好,為甚麼你要令社會那麼分裂呢?總之一切是你們的錯,弄得社會分裂;教友還說,如果上帝真的要黑人白人平等,上帝就會把所有人都造成白色,或所有人都造成黑色,上帝造黑人白人就是要他們不一樣,就是要他們不平等。

在五十年代那時代,他們覺得生活很不錯,為甚麼你要製造混亂?我們六十年後回看,他們只是在爭取一些很基本的權利,但也可以被時代誤解。馬丁路德金也說,那些最有才能的牧師,全部站在他的對立面,只有一些較年輕的牧師支持他。馬丁路德金問,甚麼才是真正和諧呢?只有公義的制度才能保障長遠的和諧,如果沒有公義制度,和諧是假的。

在我們還未佔中之前,馬丁路德金很多話早令我知道,周融的出現不是偶然(眾笑),亦早有心理準備他要說些甚麼。

今時今日,很多人覺得你們這些「左膠」東西試過了,不行的。馬丁路德金在美國民主政權下爭取公民抗命才可以成功,甘地當時面對是英國殖民地,英國是民主國家,所以公民抗命能成功,其他地方怎麼可能呢?

很多學者研究了過往這四十多年世界各地政體的民主化進程,接近七成政體的民主化,都是通過和平手段達成的,包括革命,很多革命不是如大家想像的法國大革命,跟政府大打一場,我們沒有刀沒有槍沒有坦克車,怎麼可能?很多時是因為民眾很和平,反而令軍隊及警察在開槍那一剎,手軟、心軟,接著自己分裂,軍隊分裂、警察分裂,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就必須倒台。

[1989年,捷克革命,共產政權倒台,民眾和平示威,沒流一滴血,故稱「天鵝絨革命」]

所以無論是用哪一條途徑民主化,甚至革命,其實過去四十年裡,極少暴力方式的革命,特別在香港的處境中,你即使革了命,然後解放軍來接管而已,現在解放軍也好像已在用我們的土地了,在邊境裡,又在我們西九地下經過。我覺得抗爭只能用和平的方法才能夠持續地做。

中國要怎樣才會達到民主?我真的不知道。我昨天才跟一個朋友說,在晚清時期,所有溫和的改革派,最後都沒有好下場,都變了革命派。中國最後要走向何方,我心裡當然不希望看見革命,誰希望看見流血呢?朱耀明牧師以前常跟我說,真的要革命,但到了雨傘運動時,他每天都含著眼淚,害怕有一個學生受傷或死亡,我們都是這樣的心懷,我們不想看到。所以,能夠用和平的方法,我們都會堅守到最後一分。

等待啟蒙:中國專制的社會基礎

我將要離開中大校園,也要告別廿多年的教書生涯。因為離開,要收拾書本,收拾書本的過程挺特別,是一個「斷捨離」的過程。突然之間要問問自己,究竟我有甚麼問題日後還會關心?有甚麼問題我不會再研究?這是一個很好的過程,敦促自己把價值排列。我發覺現在還剩下很少書,都屬將來繼續等待啓蒙的書。

我會繼續思考的問題,都是中國的問題,因為香港前途擺脫不了中國,中國的前途會影響我們。

我要思考的問題是,為何中國數千年來,還是一個專制社會?為甚麼還在持續?為甚麼改革開放後,現在倒行逆施走回頭路?它的社會基礎是甚麼?我們有沒有辦法打破這個怪圈呢?

要想的問題也包括,為甚麼我們長久以來,不能夠產生一個公民社會?我們的公共領域,可以讓公民自由連結,甚至有行動去抗爭,這個我沒有辦法很詳細地說。只能說,我們晚清的時候,有些已經很接近十七、十八世紀歐洲,我們那時候已經有些報紙,譬如《七十二行商報》。

我專程帶了一個碩士生走到中山大學,在一個很潮濕的房間裡找報紙。我想看一看那些晚清的商人報紙,有沒有討論政治,最後我真的找到一段晚清時段的報紙,濕漉漉、很潮濕,我覺得做了一件人生很重要的事,就是立刻付了一筆錢,做膠片,保護那疊報紙。那時其實有很多討論民主的文章,甚至討論獨立,在當時的商人圈子之間發生。

當時中國很多茶館、酒樓,都會貼出「不談政事」標句,即是代表有很多人在爭論政治,有如一個公共領域。我聽過一位學者說,其實中國的妓院也是公共領域,青樓妓院中有很多文人雅士討論政治的。我期待他發表文章,告訴我中國的青樓妓院是否公共領域,可惜一直都看不到這篇文章(眾笑),可能文人自己騙自己(眾笑),給自己理由去喝酒而已。

對不起各位同學,在我辦公室門口,你將會見到很多書我將扔出來,但不會包括這些題材,因為我還要讀。

第二個問題就是,中國能不能產生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群體?我們的知識分子是甚麼面貌呢?今時今日我在中國見到那麼多學者,甚至香港一些學者亦如是,我們整個傳統是「學而優則仕」,讀書人覺得自己最高境界就是行走尚書房,在翰林院教皇帝讀書,要做國師,我們太多這些國師學者。

為何我們不能產生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群,成為社會良心,用我們的知識,去批判我們社會的不良現象,以至批判權力呢?這些問題都是我要思考的問題。

第三個我要討論要思考的問題就是有關專制人格的問題,即是,究竟是否「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二次大戰期間,有一批德國學者流亡海外,成立了法蘭克福學派,他們很共通的問題就是:為甚麼我們一個這麼理性的社會,這是德國啊!我們出康德的!我們的音樂可以很沉重的,為甚麼出了一個希特拉?竟然有那麼多人,瘋狂地追隨他?我們要思考這個問題。

[Hannah Arendt]

悲劇為何出現?不單只是因為那幾個領䄂,而是整個社會的人,自己人民的質素,出現一些很根本的問題。大家可能都讀過《罪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 by Hannah Arendt)。這本書寫的是二戰後一場審訊,犯人是一位納粹德國高官,屠殺很多猶太人;大家引頸以待,想像會見到一個大魔頭出現。結果如何?這個人,木訥、害羞,一個技術官僚模樣的人;他說來說去,就講我做的事皆合法,我只是跟從上級指令。

[柏林猶太博物館]

我們現在中國,就在建立甚麼「以法治國」,經常提醒我們香港「以法治港」,但是那所謂的「法」,是一個甚麼法?是不是就是「法治」那一個法?法律不只是讓政府控制社會,如果要法治我講 Rule of Law,一定是人民可以通過法律制衡政府,這種平衡狀況才是Rule of Law,否則只是 Rule by Law,無論是中國或香港,清清楚楚,現在我們走向 Rule by Law。

接著很多香港人就說,與我無關,我跟法律做事,所以我就「DQ」他們,又說這些不關我事,不是我決定的,我交給了其他人決定。整個德國那麼大的悲劇,很多人都用同樣理由,逃避了自己良心的抉擇。

Erich Fromm 寫了一本書《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我告訴學生,如果你要我介紹十本書,一定會有這本。他要問的問題就是我剛才的問題,為何德國人會落得如此?最基本的原因是因為人失去了安全感,當有些人失去安全感,他會連自由也不要,寧願跟從一個很偉大的人,不思考,也要跟隨他。

Erich Fromm 追溯為甚麼德國的人會失去安全感,他說有兩種力量,一個力量是資本主義的興起,人從農業社會走到工業社會,越來越原子化,沒有了一個群體,越來越無助;第二就是基督教的興起,從天主教轉到基督教時,每個人都要單獨面對上帝,要因信稱義,要自己跟上帝交代,很多人開始很緊張,很缺乏安全感。他說這兩大因素,政治經濟以及宗教因素,令人跌進一個很無助或孤獨的處境中,沒有安全感,人沒有安全感的話就會放棄自由。今天你看見整個西方世界,因為恐佈主義問題,沒有了安全感;它會立很多法律去控制自由,邪教法都立了,以往在西方難以想像,當人失去安全感時,就會如此。

我自己經常思考,亂世中為何會出這些梟雄呢?無論是政府或民間,都是因為人失去了安全感,如何處理這個安全感的問題,是我們要思考的東西。你可能會問,我要思考這些中國問題,老實說要去到甚麼日子,我們才會見到中國出現民主,我真的不知道。

遙遙長路,有時真的覺得前路茫茫,燈有時會暗淡。暗夜裡,可以怎樣?我想只能看星。

送給中大學生:梵谷與老師的一段對話

我大學二年級時讀了《梵谷傳》,對我影響很深。大家都知道我喜歡繪畫,梵谷跟當時一群印象派的人,正在做一件很革命性的事。

中世紀的時候,畫一幅畫、畫人像,不可以像真,因為聖經說不可造偶像,所以畫人不敢像真,畫聖母瑪利亞、聖子都是一片暗黑,不敢畫得有血有肉。文藝復興之後,大家才會歌頌人的肉體,說 Humanity(人性),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很寫實的畫作出現,但寫實的畫長時間成為主流,也走到了盡頭。

去到梵谷的時代,他們嘗試一個新開始,他們不只要描寫準確的形體,也要那種感覺,談光、影,要將內心的感覺投射出來。你不開心,樹會晃動;你憂鬱時,天空泛紫;你激情時,草可以是橙色。他們很劃時代,但完全被時代誤解,人們覺得,你好像草稿也未畫好,拿來幹甚麼?

畫家塞尚的蘋果,大家知道今天很值錢,拍賣價以億計;他賣畫時,那些畫商做甚麼?他說我不要四個蘋果我要三個,就拿起刀子一揮,切去一個,要侮辱他。梵谷的畫,一生只賣過一幅,應該就是畫葡萄園那一幅;他所有的畫,其實是他弟弟悄悄地買,然後告訴他有人買,以支持、鼓勵他。他們一生都在孤獨地走一條後人覺得很欣賞的路。

梵谷一開始不是畫家,他初時在畫廊賣畫,發現這個工作很苦,為甚麼?他發現,最美的畫通常沒人買,最醜、最俗氣那些卻是最早被人買走,所以他後來不想再做這個工作。這段引述他:

「要求現世的順利,一個人就要首先心死,人生在世不僅在於求樂,不僅在於坦白做人,他應該悟解人類的重大意義,爭取自身的尊嚴,而且超越人人要混日子都必須敷衍的那一套庸俗陋習。」

他不想再這樣混日子,接著他如何?他繼承父業,讀神學做牧師,唸完之後他到比利時當牧師。梵谷走到礦坑之中,走到最窮的地方傳福音,每天回家,他的衣服差不多都沒有了,因為他看到那些人如此貧窮,他說如果我真的相信耶穌的一套,我怎麼可以目睹苦難,仍然穿得那麼漂亮?每一次在街上看到窮人,他就會把衣服脫下來送人;那些「污糟邋遢」的人根本不會去教堂,他就走到礦坑那裡主持崇拜。結果差會說,你這樣不行,破壞了我們的禮儀,所以譴責他,不承認他所做的聖餐合乎教會規範。

他非常失望,對整個教會非常失望,寫了一段很痛心的說話:

「於是突然之間,他發現了一件自己久已明白的事了,這一切上帝長上帝短的討論,全是幼稚的逃避現實,全是一個驚恐而寂寞的凡人,在冰冷、黑暗而永恆的夜裡竊語的謊言。上帝並不存在,簡單一句話,上帝並不存在,有的只是混亂、悲慘、痛苦、殘酷、磨人,盲目無盡無止的混亂。」

梵谷作為一個牧師,信仰可以跌到這樣的低點。接著他如何?他把整個生命投進繪畫中,他受的畫派影響,第一個是日本的浮世繪,浮世繪的顏色影響他很深。另一個,就是所謂巴比松學派這畫派,巴比松畫派的畫,內容很敬虔,他們歌頌勞動者、歌頌大地、歌頌上帝的創造物。所以梵谷的畫作,是另一個救贖的過程,有上帝還是沒有上帝呢,他好像很失望,但他在繪畫中又尋回上帝。

梵谷說過,對他來說,空白的畫布就像空虛的人生向他嘲笑。你看他的畫,很厚的,好像在攻擊畫布,因為他覺得白色的畫布是空虛的人生,所以他要填滿,他說他要將大自然的節奏,其實就是上帝,要表現出來。他最後在繪畫中救贖了自己。

他在年輕時有一段對話,我要送給在座每一位大學同學。他年輕讀神學時,有一次很累了,他和他老師就在住處附近的郊外散步。這段對話發生在一個墳前。那是 Rembrandt 的墳,如果你去荷蘭,看他的畫 Night Watch,很有名的畫。今時今日大家覺得 Rembrandt 的畫很有名,但當時又如何?

這段說話我送給在座同學。

老師說:這個人死得又貧困又羞辱。
梵谷:可是他死時不憂傷。
老師:不錯,其實他已經充分地表現了自己,而且亦知道自己作品的真正價值,當時其實只有一個人知道。
梵谷:那麼說是不是只要他自己明白就能滿意呢?如果他弄錯了呢?
老師:別人覺得如何其實毫無關係,Rembrandt 可是要畫下去。他畫得好壞都無所謂,只有藝術才能使他做一個完整的人,他已經達到他所了解的自己生命的目的,就不虛此生。
梵谷:可是老師,一個年輕人又怎會知道自己的選擇是正確?
老師:沒有東西是永遠把握得住的,只要有勇氣和力量,去做自認為正確的事情也就夠了,也許結果是錯了,可是你至少總算做過了,我們必須依照自己理性的最高指示做下去,至於最終的價值,那只有等上帝去評斷,每個人都有完整的自我,都有自己的特性,如果能順性去做,那麼無論做什麼,結果總會是完滿的。

這是我送給同學最後的話,我希望你們能夠順性去為這個世界創造真善美,我希望你們不虛此生。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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