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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崇园事件一周年,继续追问“内地高校学生对抗老师作恶的成本为何这么高?”

2019年3月25日——在陶崇园一周年祭日的前一天,他的家人和陶崇园生前的研究生导师王攀签订了和解协议。协议包括王攀赔偿陶的家人抚慰金人民币65万元,同时当面向陶的家人道歉。

陶崇园事件暴露出中国高校研究生单一导师制度一权独大问题。在去年4月,#justicefortcy#活动的发起人周蔚在Matters发文分享了他对陶崇园事件的观察与思考,在讨论中,Matters的用户持续追问高校学生打破沉默对抗老师作恶的成本为何这么高?

我们把过往的一些讨论整理如下,希望激起更多对陶崇园事件的关注与思考。

【陶崇园事件信息整理】

周蔚:关于武汉理工陶崇园事件,我都做了些什么?

通过微博和微信号召校友参与联署,最终形成《480位武汉理工大学校友关于陶崇园事件的公开信》 。整理“懒人包”的方式动员网友力量,集体向王攀所在国际学术机构、学校上级主管部门和校长书记个人施压。

【内地高校学生对抗老师作恶的成本为何这么高?】

@苗硕:《关于中国内地高校学生打破沉默的成本及最近相关事件,首先需要做一个分类和梳理》

这种虐待和自杀的回应可能是特例,但对研究生体力劳动的无偿征用或其他利用则是普遍的。导师对于门下研究生的使用权力过大,如何对待研究生只靠自律,在学生受到压力时投诉无门,除了自己退学或隐忍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更换导师在同一院系内也很难做到。且即便学校或学院内部接受并愿意认真对待某位学生的投诉,对这种泛压迫行为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处理或惩罚方式,完全是一个制度空白区域。

@晓雅:《“导师责任制”这张巨网网住的,不只是温驯的猎物》

在结构不平等的制度下,在所谓的“导师责任制”下,导师一旦开启权力的滥用,假借师门内部的虚拟血缘关系控制学生的生活,留下很多模糊暧昧的灰色地带,那轻则师门内部以兄弟姐妹相称,重则则如陶崇园和杨宝德生前的遭遇一样。最悲哀的是,这两位悲剧者也有师门的“兄妹”,当他们寻死之后,有人会问:为什么是他们,不是其他人?这类问题,一部分潜在的话语是:他们自身是不是要承担诸如心理问题,抑郁症,过度脆弱,抗压能力差等个人缺陷的责任?我们要知道,将结构性和不平等转嫁给沉默的死者,原因归咎于个人,导师则仍然在体制的庇护下“避风头”,与“家丑不可外扬”的校园体制合谋,是对体制恶的无视,会更加助长王攀这类导师零成本地滥用权力。

卡密:评论《关于武汉理工陶崇园事件,我都做了些什么?》

在学生无法获得主体地位的环境里,教育者对学生身体的滥用和对学生人格的直接羞辱、控制都十分常见,比如体罚、性骚扰、性侵、日常差遣、超时免费打工,比如叫院长“干爹”、叫导师“爸爸”、随时成为导师情绪发泄对象。目前舆论讨论的建立师德一票否决制和性侵防范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面临的教育暴力。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暴力的问题,校园设置必须打翻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形成网状无核心的行动架构。即使知识构成上学生和老师不对等,只有学生和老师在权力关系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在日常互动中学生是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主体,才能使得教育完成自身的使命,避免将教育者的暴力层层叠加到学生身上。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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