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出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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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紧泡影的余烬--《大明王朝1566》曲笔考证其一

本文首發于國內公眾號,倒是還沒被刪除,不過鄙人對此篇頗為自得,故搬運至此,聊供諸君批評指正。


我一向是对大部分国产电视剧目持否定态度的,逻辑混乱,演技浮夸,强行升华等硬伤始终与他们不离不弃,相濡以沫,直到濡得这些剧目形象模糊,摆到一起便如同腐殖质与下水道淤泥的胜利会师,毫无违和感。当然,这么多年下来,我也的确有一些能看完,甚至重复观看的剧目,有因为演员个人魅力的《康熙王朝》、《神探狄仁杰1-4》《原始版亮剑》,有因为忠实原著的《老版三国演义》,有因为讽喻于荒诞间的《铁齿铜牙纪晓岚》、《大宋提刑官》,但真正能让我多次细体,多方查证,甚至全台词背诵的,只有《大明王朝1566》与《走向共和》,其中《走向共和》因叙事时间跨度过大,气象的确恢弘却失于细节,而《大明王朝1566》因主线归结起来只有“倒严”与“天下第一疏”,对人物的刻画更为丰满,复杂关系的勾勒也更见功力,把话说得过一点,《大明王朝1566》一剧中可谓人人有戏,千人千面,着实是一幅众生相,这些我之前的文章都已论述过了,今日便不做赘述。


《大明》是一部借用了部分史实、人物进行创作的历史架空剧,这从剧中各主要角色互相称呼是称号而非称字(如称张居正“太岳”而非“叔大”),将张居正参与政局时间提前到与徐阶、高拱、严嵩共事,将严世藩置入内阁且任工部堂官等都可以看出,这也便是本文题目中所谓泡影的寓意。


但这梦幻泡影中并非没有现实寓意,相反,我认为本剧处处映照了现实,有的情节可谓“字字诛心”,如剧中胡宗宪指斥马宁远对“知不可而为之”的荒唐曲解,田有禄受海瑞所托代管县务时沐猴而冠的丑态等等不一而足,这当然可以用“读史早知今日事”,用“太阳底下无新事”,用“这不过是人性的循环往复”来解释,但这同时也至少说明了编剧的世事的洞彻。


而剧中另外的一些曲笔伏笔,便不是单纯用无心为之可以解释的了,此处所谓曲笔伏笔指的是一些历史上不可能发生,但剧中发生了的情节,如,淳安正堂悬挂了讲官商行商要点的《士商十要》,我之前论述过,这分明是在代指官商勾结,再比如剧中内阁的待披红奏折上写的是《橘颂》与《醉翁亭记》,以全剧拍摄的严谨程度看,我倾向于认为这是有意为之,毕竟本剧的明显硬伤只有战斗场面过于敷衍与倭寇日语过于棒读,至于这个情节喻指的是什么,我想大概是说内阁干的都是些形式文章吧。


我在构思本篇文章时的设想,是将今年对《大明》一剧虚实相映的一些新发覆做一个归纳总结,除上文已提及的两处外,还涉及甲:《大明》中官服品级为何以朱、紫、蓝序之,既非明制朱、蓝、青之序,亦非唐制紫在朱上(愚揣度此处或有朝廷以贵为贱,颠覆旧制度的意思在内,但这个变化不是消灭之变化,是改造为贱籍的变化,这或许和黑五类分子中的三类的划分有着一定关联);


乙:《大明》中为何将明史以谄官笔调定论的胡宗宪重构为剧中身在严党但一心为君、尽量为国、有余力时为民的“正面”形象,或许剧中胡部堂的形象唯一与明史中吻合的,就是嘉靖的评语“宗宪非嵩党”,且将原明史中海瑞将捆缚驿丞的胡宗宪公子私银没收改编为海瑞将吃了一顿公款招待的胡公子缚送胡宗宪大营,胡宗宪的反应也由正史的“宗宪无以罪”改为了“亲自登门拜谢”,剧中塑造的那个“公忠体国,不恤私情私利,以维护皇上名声为重,以维护百姓基本生计次之,以自身前程为轻”的体制内英雄的形象究竟意欲何为?(这个问题需要展开讨论所需论述引证之篇幅稍大,我打算下次写一篇文章详论,但私以为这个角色的塑造写的是那些体制内改良派的难处,与原罪,难处自然是剧中多次提及的“会当媳妇两头瞒论”,原罪么···);


丙:剧中严嵩多次提到“徐阁老是个厚道人”“做我的副手这么多年,能熬到我倒下,你是个难得的厚道人”有何深意(56年八大选书记,毛发言:“邓是个厚道人,我挂元帅,邓挂副帅”“邓公道,办事周到,是个厚道人”73年底提议邓重入政治局“三七开,优点主要,厚道”);丁:芸娘身世一段为何在剧中被删节(芸娘本为直言谏臣之后,因父罪牵连没为官妓,受尽侮辱歧视,其身世本应于李妃接见时道出,在“我总算明白,为什么以高翰文这样的出身,宁愿舍了官不做也要娶你”这句台词之前,是啊,因言获罪者的后代受尽侮辱歧视,这会让我们想到什么呢?)


但在我梳理资料准备草草成文的时候,却意外发现《大明》中“改稻为桑,毁堤淹田”一案相关的几条线索可以互相勾连,于是我决定用较为严谨的论证思路与较为可信可考的历史资料来论述一下我是如何握紧“改稻为桑,毁堤淹田”一案中具有现实意义的余烬,本文参考余英时先生《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论述之法,并力求史料文献引必有方。


按照严谨行文的通例,首先自然是释题,那么,所谓“改稻为桑,毁堤淹田”指的具体是什么呢?剧中以大明朝国库因皇室挥霍无度,官吏贪墨横行陷入赤字为背景+,掌权的严嵩一党便提出在浙江施行改稻田为桑田,以求多产丝绸来增加国库收入的政策,是为“改稻为桑”,而因民众不信任官府免税与保证粮食供应的担保,且严党有希望通过大户收买灾民土地的方式将政策红利收入自己囊中的私心,做出掘毁大堤使新安江沿线稻田被毁兽行以求低价收买灾民土地改种桑苗,是为“毁堤淹田”。在此我们首先明确事件发生背景的第一条,浙江古来缺粮,这一条无论是剧中亦或现实中都有案可查,据国民政府公开资料显示,民国时期,浙江省每年自外省调拨粮食2亿-5亿斤,至此改稻为桑之国策在浙江推不动的根本原因也已然明了:粮食生产能力不足,百姓担忧饿死,况且,皇上一句话让下面改稻为桑,有没有想过农民是否有种桑的技术?是否有养蚕缫丝的技术呢?。而这一条冲突稍微抽象化一点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呢?“在生产力不满足自给自足的条件下,对农民生产方式的再分配。”这一点在现实中可能的映照为何?,“大炼钢铁”,“农业水利化、轴承化”,“集体农庄式农业劳作”。


相信有的朋友看到我上述的结论会有生吞活剥,牵强附会之责问,那我们且按下此论不表,来对改毁一案最基本的信息做一个梳理。那便是,地点。为何剧本设定毁堤淹田的重灾区是淳安与建德,台词中为何会有“整个淳安、半个建德,一夜之间全在大水之中”?难道只因为历史上海瑞曾任淳安知县,而海知县是本剧的主线么?我认为不仅仅是这样的。淳安县,地处新安江沿岸,淳安县城遗址,位于千岛湖底。公开资料显示,1955年,电力工业部兴修新安江水电站,选址与淳安建德交界之铜官,至1959年9月21日,新安江截流蓄水,淳安、遂安两座县城及建德县部分土地淹没于滔滔江水之中。故事如此构筑,其寓意为何,已十分了然了。


而后便是改毁一案中被许多观众忽略的一段戏份,王用汲在巡抚大堂向各位省级官员算建德灾民的粮食帐,这一段我初看之时只是被“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己溺己饥,望诸位大人慎之。”所打动,认为这一段与剧末“我做大明的官,原无需公公看起看不起,大明朝这么多官员,也不是公公说谁是小人谁就是小人”一般,是编剧对传统士人风骨的刻画。但当我仔细记录了王知县剧中所算的粮米帐,再与原中央党校教授,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韩钢先生的讲座中所述及我国特定年份人均粮食产量数字做比较,其中却有了另一番滋味。


《大明》中王知县所算粮米帐如下,“建德一县百姓,所产稻谷分摊到每人每年不足三百斤,脱粒后白米不足二百五十斤,摊到每人每天,不足七两米,老人孩童,尚可勉强充饥,壮丁则远远不够,今年建德县半县遭灾,明年有一半的百姓需要租田耕种,按五五分租,每人每年白米不足一百五十斤,摊到每天不足三两五钱米,诸位大人,三两五钱米,你们够么?”


这里首先要说明几个问题,首先粮食产量计算是有原梁与口粮之分的,其换算比例大约在八成,也就是台词中所谓脱粒之意;其次,关于计量单位,明制一斤合十六两,这也是为何有半斤八两一说的原因,剧中为方便观众理解(也有可能是没注意),使用了我国自1984年起使用的公制重量计量单位,既两斤合一公斤,一斤合十两,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斤仍是一斤,也就是说无论按何种计量制,粮食的重量是一样的。


那么,三两五钱米,蒸成米饭约摸有一斤左右,对于一个成年劳力,够不够呢?对现代人而言我想一般是够了,毕竟物质丰富,还有肉糜可以吃,对于做农活的劳力,素食者们,想来是远远不够的。


接下来我给出的是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来源为韩钢教授的党校课程),其一,农林部部长杨立功(音):77年,全国人均粮食总产量(原粮)比57年少5斤,南方以水稻为主的地区,年原粮在人均400斤以下者占37.9%(既年口粮在360斤以下),北方以杂粮为主的地区年口粮在300斤以下者占25.7%(口粮产量按0.85折算),1/3的农民干完一年活反欠钱;其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音):56年全国人均原粮409斤,76年人均原粮405斤,其中十个省400斤以上,7个省不足350斤;其三,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于明涛:77年,陕西省年人均原粮354斤,陕北革命老区人均原粮296斤;其四,王震:78年7月到贵州长征故地,农民的生活还没长征时的日子好。


我首先给出这些数字是因为他们首先引起了我做剧本与现实粮食产量对比的想法,而后通过查阅1962年8月的《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浙江省59年城镇人口平均口粮为340斤,按照当年的城乡差距推算,农民的人均口粮数远低于300斤。此外仍有一个数字十分值得回味,58年浙江省上报粮食产量为320亿斤(实际产量为142.1亿斤),至59年四月实际征购57 亿零6 百万斤(其中本省销售37.6 亿斤,纯上调10 亿斤),此外59年5月额外征购上调1.4亿斤,按比例而言,农民可分得之作物比例为六成,与剧中五五分租,也不过相去一成。赘述至此,我得出的还是前述结论,《大明》中这一虚构的改毁一案,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所讽喻,也许说的正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改革。


当这个假设成立后,剧中一些略感怪异的台词也就显得稍微合理了,诸如“改稻为桑是国策,死一千人,一万人,整个浙江的人死绝了,也得改”;“现在所有的粮都得用在改稻为桑上,凡有私自买卖粮食的,一律抓起来,以囤积居奇论处”;“浙江每个省的实情我都知道,可我大明朝现在的实情是国库亏空,拿一两个县的小账来算国家的大帐”;甚至于嘉靖帝的那几句不像封建帝皇能说出的话也显得意味深长“朕的这个位子干脆交给你们来坐”“拆了金銮宝殿你们各人也分不了几块瓦去”“朕何至于还要靠向别人讨饭来过日子”我甚至都已为其中一句找到了疑似对应的记录。


话说到这,我也没法再继续论述了,无论是讨论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否合理,亦或生产改革的步子是否过大,鄙人都是无以言对,也不敢言对的。


那么就以我目前仍在思考且未得善解的一点来做结尾吧,剧中海瑞曾将戌时破读为戍时,已该剧严谨来看应该不是口误所致,那么这一点该做何解呢,我之前设想中该处可能为海瑞为避先皇或先父或母亲讳为之,但目前尚未找到支撑此论点的材料,希望明年能有所突破吧,


那么就是这样了,明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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