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和谦
徐和谦

學習歷史,逡巡兩岸,現居北京

鑽進政治亂流的武漢返台包機

如今在武漢,已有13座主要醫院都爆發了大規模(定義為15名醫事人員以上受感染)的院內感染。打個比方,這就像台北市12個區的聯合醫院,都像當年和平醫院不幸爆發院內感染一樣,同步失去了正常運作的完整救治能力。現在的武漢,大概就得朝這樣子的概念去理解。

然而,又由於這些大醫院都是1000萬人的大武漢的生命線,他們沒有一間能夠封院;還得繼續勉強運轉,唯一能做的就是讓確診的醫護人員給隔離起來。

易言之,武漢現在是一座失去了常態化醫療救治能力的城市,一切都處於緊張得非常戰時狀態下運轉。據我在北京能得知的片段信息,就算在八九天之內搭建起來的兩座臨時性專診醫院滿載,也只能再多出2000個床位。


所以,才有這兩天大家在網上看到的,將體育場、會展中心等空曠場地改裝成戰地方倉醫院的措施,讓確診後的輕症者住到這些“體育場醫院”;正規醫院,慢慢傾向只收治重症、急症患者;疑似有病徵但未確診的人員,則要求離開家裡,進入社區層面準備的賓館、學校等隔離點待查。

這麼做,是因為原本讓輕症者主要待在家裡留觀的策略性方針(說是策略,但其實也是不得以而為之),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越來越多家庭性群聚感染,或疑似感染的案例。這對防堵爆發社區感染非常不利。

於是乎,武漢才下了死命令,要求這兩天做到:1) 在2/5結束之前,完成對所有確診病人的收治;2) 最晚到2/7,完成所有疑似病例的DNA檢測。否則,武漢的疫情將遲遲見不到向下走的拐點,“封城”這一特斷措施能提供的寶貴窗口時間,正在一點一點地耗盡。

現在武漢官方想做的,就是把所有的已發和潛在病例都給找出來,攤在桌面上,不再以輕症無法收治、醫院滿了無法收治、試劑盒不夠而無法確診等主觀客觀理由,延誤對風險因子的捕捉。

寧願讓這兩天把所有的黑數都挖出來,也要讓目標明確,從而把疫情從“圍堵遏制”階段,轉入到“標定、壓縮和消減”階段。

當然,上述說的這些事,如果把時光往前撥一個月,提前到1月4號、1月5號來做,那就是無比正確、腦子無比清醒的;但放到今天來做和才做,只能令人無仍唏噓。

更令人擔憂的一些呈現出來的切面是:在社區層面所布置的“疑似病例隔離點”,大多數是由中小型賓館旅店徵收而來;隔離點內有不少尚缺乏專業的防疫人員指導和醫療觀護人力,去了就是被禁足在房裡,飯點到了發便當或泡麵,情況同樣令人堪憂。

總之,在這樣的背景下,去想像武漢台胞們迫切希望離開當地的心情──我都相當可以理解。畢竟一旦感染,他所處的已經是一個一切資源、餘裕都非常緊繃,離正常條件下能做的SOP何止以千里計的克難醫療環境──雖然,在疫情爆發之前的武漢,醫療資源的集中度已經是整個長江中上游最好、全國排名不是第三也是第四的城市。一旦防疫失策,仍不免淪於此境。

從過年以來到這幾天,我所認識的不少西方國家使館的外交官,都為撤僑忙得天昏地暗。

截至2/4,已經通過政府對政府模式進行過從武漢撤離國籍民眾的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土耳其、約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阿爾及利亞、印度、印尼、新加坡。有些國家撤了一架不夠,還得再派。

撤一次沒撤全的原因,主要就是卡在外籍人士的中國籍家眷身上。

按照中國政府的標準,如果是“撤僑”行動,那麼只能帶有外國籍的人走,但凡擁有中國籍的外國人配偶和孩子不能上飛機。因此還有人不願和家屬分離,留在當地。

為此,英國和德國政府都跟中國政府據理力爭、激烈抗議,要求保持其國人的家庭完整性的原則,並認為這一原則在此非常時刻,必須高於中方空泛的主權、國格尊嚴等概念。

最後,據我一位有著英德雙重國籍配偶的大陸籍朋友說,在英國人的英勇鬥爭下,中方終於放下執念,只要該國政府願意,都可以把外籍人士的中國籍家眷帶走。

日本政府在撤僑時,由於一開始並未據理力爭,致使還有不少中國籍配偶的日僑至今仍滯留武漢,因而遭到輿論猛烈批評。

回到台灣今天的爭論,當然,我也完全理解台灣至今抗疫艱辛的不易,並深切擔心這一疾病在台灣的可能擴散。

但終究,人們要撲滅和對抗的,是病毒,而不是另外一個人,或另外一類人。

如果台灣的政府今日決定,不允許任何持非台灣護照者乘這架包機入境台灣,避免醫療資源用於非台籍人士身上,那也可以事先明言,供各個滯留武漢的家庭自己判斷決策。

如果事先未明言禁止,那事後再任由網軍和友媒側翼或在野盟友,砲轟若干非持台灣護照的台籍人士家眷;使之成為兩岸公權力對接不暢、有急迫罕見病需求者未能第一時間回台的情緒出口,也並不道義。

詳細看了一下台灣媒體對事件和兩岸幕後協商的還原,大抵可知,這件事情辦得大家火氣沖天的癥結,主要還在於兩岸公權力部門對接的阻滯,和武漢台胞搭的這架飛機大陸定義為「春節加班機」,而無法和其他政府對政府的正式撤僑行動同等處理有關。這個「無法」的背後,或許也有一些與不願意對剛連任的蔡政府放出“錯誤信號”有關的考量。

準此,台灣防疫當局的人員抵達不了武漢、也主導不了包機的安排,包括是否在機上穿著防護服、登機名單等,皆不在台灣方面的主觀意志下運行。

台北有人怨氣、有悲憤甚至有防疫失靈的恐懼,這都可以理解。但硬要說一個下飛機後才不幸確診的人,是被怎樣硬塞上飛機、意圖使台灣「破功」的陰謀論,則屬渲染過渡了。

在登機前,武漢關卡所做的和能做的也就是:測量體溫、勸返登機前就已經開始發熱的人不要上機(這個做了),以及相信乘客們自主陳報的個人旅行史和身體不適與否的病史。

除此之外,按照武漢醫療資源現在逼仄的現狀,按照湖北各市皆封城、全省內部交通柔腸寸斷通行不易的實情,要使現在分散在湖北全省的想回家的人都集中到武漢;要使全武漢各區想回家的台人都先做好DNA病毒篩查、等所有幾百號人都出結果,然後再來排名單,恐怕在醫療資源的客觀條件上,和爭取時效的現實考量層面,都是有困難的。

撇開情緒。接下來,還在武漢當地的台灣人還接不接(或者換種說法,大陸願繼續送回的話,台灣還收不收?)要接的話非持台灣護照的人能不能上,台灣政府也要及早地表明立場,讓大家心裡有數。

至於使台灣公權力部門在後續接人行動中(如果後續還接的話),有更大程度的參與和話事權,甚至讓台灣的航司也能參與其中,這是台灣政府方面要盡量去跟對岸陳以利害,溝通努力的。這是朝野兩黨和兩岸行走間有點能量的各種帶話人,應該協助台灣政府方面去溝通的。

在台灣公權力現場缺位的情況下,這個事雙方辦得拧巴、辦到人回台灣之後再掀起額外的波瀾,勢難避免。

不過,台灣政府在批評大陸將這一安排做得過度“政治化”的同時,台灣方面也要避免把後續名單的主導權(可預見地會有所上升),當作顯示自己主控地位的籌碼。

畢竟,作為一個在封城斷航模式下被放行的特殊人群,放那些人、怎麼放、用什麼條件放,其實不是台灣政府的權責。台灣政府的權責在桃園機場可以放那些人入關;但從天河機場起飛時,走哪些人、誰先誰後,怎麼走,並非理所當然地權屬於台灣,更多地屬於大陸的主權裁量範圍。

要在這個環節上去爭更多的存在感、更強的有效介入性和實際布置權,那是台灣一側要放下情緒,繼續「石磨心」地去處理的事情。

最後,我自己的建議是,如果後續還有包機且不只一班,那麼至少留一班作為高戒護級別的醫療專機,把所有已確診或疑似確診或有發熱疑似症狀的台胞(台灣政府可以自行考慮是否放寬到陸籍台屬),也接回台灣,一如陳時中所言的那樣「讓他獲得更好條件的醫療,也是我們接人的目的」。

這一方針如能提早公示,也能夠有效分疏「自認/或經篩查健康狀態無虞」的台胞,和「不確定、沒把握自己是否感染的台胞」這兩類人,使人們沒有再瞞報、插隊或混雜於未受感染者之間試圖闖關的動機。而在這架高戒護級別的醫療包機之外,其他搭載健康狀態無虞台胞的班機,也能獲得較高的安全係數。

總結而言,盱衡當前武漢不太容樂觀的局勢,把能接的、願意走的台灣人都接回來,把極少數有感染(或疑似)的,和大多數沒感染沒發病的分機、分趟處理,恐怕是對台灣公民和其家屬的人身安全最負責任、也較顯妥全(當然成本也比較高)的做法。

畢竟,從醫療意義上來看,把一個已經生著病的人最後留在武漢,相當於把他留在砲火紛飛戰地上的帳棚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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