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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筆記|深入歌舞廳:變裝皇后的參與式行動


《Rhyming Hope and History: Activists, Academics, and Social Movement Scholarship》為一本集結作品,由David Croteau、William Hoynes和Charlotte Ryan三位編輯而成,全書加上Introduction和Afterword共十六篇作品。

第一部分談論行動主義(Activism)和學術研究(Research),第二部分為不同領域之取材如何提供學界與社會運動界反思性的案例,第三部分則呈現理論和學術所蘊含的影響。在〈Introduction〉章中,Croteau、Hoynes和Ryan三位學者回顧了當代社會運動形成與演變,社會運動如何在理論與實踐之間產生張力,全書亦是在探討社會學理論學者(scholarships/academics)與社會運動行動主義者(activism/activists)之間緊密與糾結的共同體現象。

書中從社會運動理論(Social Movement Theory)的建置過程中,說明學者提出的政治機會等概念,社會運動的過程經常是透過學者和運動者同步合作,學術經夠也經常作為運動參與者的行動基地,人權、反戰、女性運動的歷史發展中皆然。然而隨著時代的演變與理論的學院建制化,社會運動行動主義者和學院派的研究者發生變化,二者之間的合作與聯繫漸弱,產生了理論與實踐上的鴻溝和斷裂。此書便是於此背景下,提出社會運動參與和學術研究之間合作的優勝劣敗之處,並說明二者成功無間合作下可能帶來的潛在益處。

同志伴侶學者的歌舞廳研究

基於自身領域興趣,書中比較關注Verta Taylor和Leila J. Rupp兩位學者所寫的〈Crossing Boundaries in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Performing Protest with Drag Queens〉(Chapter 14),此章節提供兩位學者研究成果的分析,作為全書一學院與實踐之案例。

Taylor為社會學家,Rupp為女性主義歷史學者,此二位學者是同志伴侶,二人皆關注性別、Sexuality、女性平權運動等議題。

在此章節中,她們闡述共同進行之變裝皇后(drag queen)研究完成後所造成的社會學影響與介入,並從方法論和理論的角度取徑,探討社會運動與學術研究所產生之可能互動與潛力。

兩位學者的田野研究為美國近古巴的觀光城鎮Key West社區中,801號歌舞廳(The 801 Cabaret)的變裝皇后表演者,他們在此中進行長達三年(1998-2001)的田野,其研究成果主要發表為《Drag Queens at the 801 Cabaret》(2015)一書。

參與式行動研究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此文中,學者率先說明「參與式行動研究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作為研究方法外,又如何同時具備意識發展與教育、行動動員之工具(a tool fo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mobilization for action,Gaventa,1991)。

如同Stoecker所言,參與行動研究的首要精髓在於「參與」(participatory),其二重點則為其轉變社會運動理論和引導社會行動之力量,此足以同時「賦權」學者(the scholar)和行動者(the activists),形成社會改變之可能(p.242)。

兩位學者認為,對學院派的研究者而言,參與行動研究法涉及了互動(interaction)和浸淫(immersion),沈浸在社會運動參與者的社會世界和為了改變所經歷的掙扎之中是重要的,同時,他們也認為參與行動研究法有助於批判性的反省(critical reflection),他們運用Michael Burawoy的extended case method,認為此法是理論驅動之,並可作為理論的反思與協助理論之貢獻。

歌舞廳內的變裝張力

Taylor和Rupp從他們的田野場域開始說明,二人如何與變裝皇后表演者成為至交。變裝皇后對他們而言,乃是具備社會行動影響力之個體,他們的存在本身、面向的觀眾與提供給觀眾的表現本身便是一種社會行動。

研究者們認為,變裝表演促進了有別於常規的思想在大眾面前的集體呈現,同時更具備參與者(變裝表演者、觀眾)之間身份認同的凝聚性和集體性意涵(p.246)。

兩位學者舉出了許多變裝表演中的實例以及他們的日常實踐,作為社會顛覆性之意涵。變裝皇后的主要領導者(Sushi)更在研究即將到尾聲時提出兩位學者的研究要完滿、他們亦需要嘗試「變裝」表演,學者們也因此紀錄了他們參與變裝的心路歷程。

Taylor和Rupp的變裝皇后報導人,曾經看他們寫下的手稿並給予評論,此乃某種共同創作之形式。最後,當Taylor和Rupp的作品出版時,變裝表演者們「變裝」參與新書發表會,幫忙在書上簽名、蓋上唇印,一年後變裝者更受邀到學者的學校演講,在一千多名學生面前表演,甚至在學生報上引起長達一週關於變裝表演的政治與社會影響之探討。

走出象牙塔,公眾與學術之合作

Taylor和Rupp的章節說明在社會運動與學術理論的合作下可能產生的正面影響力,此影響力同時具備學術理論上的突破與創意,此影響不僅僅是在學院之中,同時是面向社會公眾的,更是對吾人所認知的社會少數有其實踐意義上的改變。

變裝皇后們同時在此研究中感受到賦權之力量,變裝秀的觀眾與Key West社區的周邊群中同時提供給研究者正向的反饋意見(書中舉出多名民眾給出的看法)。

Taylor和Rupp的研究可說是有其積極的社會實踐意涵,同時根植與理論導向的背景之上。


在最終章中,Gamson提到學術研究者與社會運動行動者之間合作之重要性,其認為只有藉由合作方可突破個人努力的局限性,這也讓我想到老師上課時曾經提到Bourdieu認為社會學家是一個「community」,公民社會需要透過協力、協作、彼此連結和互相動員創造社會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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