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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活|教授、助教、學生,教學關係與權力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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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學期開始後,我和兩個大學部的學生,交情變得比較好。其實會碎嘴閒聊的主要是其中一位。

雖說他們是我上學期擔任助教的課程的學生,我卻不怎麼把他們當學生來看,所以,關係發展得比較像是朋友。當然,其中一位比較乖巧的孩子(抑或只是在我面前?),還是會喊我「助教」。我並不覺得特別有必要,但我也不想和他說,以免他被迫得喊我的名字或者其他稱呼,反而讓他更不自在。

有的人認為,教師與學生是平等的。若然如此,那麼助教與學生更是。可我明白在我們的社會氛圍下,要求那樣的平等,無疑是困難的。


我在倫敦的時候,是剛大學畢業就去了,那時只是茅廬未出的小鬼頭。我讀的碩士是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這是一個追求平等的學科——我想這點大概無須多說。此外,女性主義在國外的發展早已擴及更多邊陲的次領域與次族群,我認為這是一個邊陲與主流不斷辯證的學科。

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所有族群與所有人之間共構的權力結構,都是我們所關注的議題。但,要怎麼去實踐這樣的平等,毋寧是最困難的了。

當時我有一位很喜歡的老師,Leticia Sabsay,她的研究關注主要在 sexuality、subjectivity、performativity或其它Butler的理論,很偏向精神分析、psycho-social analysis的內容。我之所以很喜歡這位老師,大抵是在學期間有兩件我記憶深刻的事情:

(一)

剛開學時,誰和誰都不熟,老師不認識同學、同學不認識彼此。我的必修課 seminar 是 Leticia 負責的班級,她在第一堂課時嘗試認識大家,班上還是不少人,莫約十來位。某天下課後,我在校園遇見她,當時我們都在學校的咖啡廳拿著餐點準備排隊結帳。 Leticia 大概記得我的名字,但是她不知道確切的發音。

她說:「是這樣念嗎?或者是那樣念?我不太清楚你的名字怎麼發音。」

我很下意識直覺地回答,「喔,沒關係啦。」

我的下意識源自於怕給人造成麻煩的不好意思,但是她很快地回我說:「不!這很重要!」

我心中一片感激。

在這個華文社會出身的人們,離開國門就得替自己尋找英文名字的世界,竟然還有人願意學會我的名字的拼音。(喔,Leticia是南美洲人,所以我對於她的感激並沒有可能是那種「感謝殖民母國的人們肯認我了」的思維,哈哈哈)

我從來沒有替自己取英文名字,在國外時也一直用自己的拼音走天下,頂多偶爾跟朋友們說,你們可以叫我的綽號,那是個英文字、在台灣朋友們也是這樣叫。

我知道很多人會這麼做,取英文名字。可是我總認為,我沒辦法「relate to」其他的名字了,我也不知道該將自己安放在哪個名字之內。如果名字是容器的話,我就是找不到適當的英式茶杯,裝入自己這團模糊的異邦人。

我們或許都聽過那樣的故事。英美母語的老師,嫌棄台下國際學生的名字太難念,或者放棄念、或者希望直接給予對方一個名字(最沒禮貌的那種)。我們也見過太多的事情是,還沒有人嫌棄你的名字,但我們在幼稚園時就有了一個莫名其妙的英文名字。(話說回來,我們為什麼沒有拉丁文名字、西班牙文名字或者日文名字呢?為什麼日本人不用取英文名字呢?)

感念Leticia的原因,不單只是我的名字被人在乎,更是她不只在乎,她還希望自己能夠正確地念說出我的名字,在那個我都快搞不清楚自己的名字該怎麼以非華語發音的異邦。

(二)

第二個我愛上Leticia的原因,是有一次我私下約了她的appointment,那週我們在讀Butler的理論,performativity原文抽象又難讀,我讀了以後,跑到她的辦公室,把我的理解全部說給她聽,希望她可以告訴我,我是否有哪些地方漏掉了或者思維不夠縝密。(她後來說我的理解正確,不久後有同學問她 Performativity 問題時,她還讓同學來找我,讓我相當開心)

我去找她的時候,她的辦公室門已經半開,她開門歡迎我,然後順手把門關上,讓我們有安靜的交談空間。

因為那只是個20分鐘左右的appointment,她坐在辦公桌前,我很自然地想要站著說話,延續我在台灣就讀大學的習慣與傳統,畢恭畢敬地對待我的師長(很八股吧,但過去的我確實就是這樣的乖乖牌學生)。

沒想到Leticia看到我站著,她很誠懇地看著我說:

「請你不要站著,我們必須要在平等的位置上說話才行!」

可我當時很彆扭,她的沙發離我很遙遠,而我想要和她說話,所以我也控制不住我所背負的傳統文化,不好意思又唇齒拙劣地說了句「沒關係」,接著飛快開始我們的學術討論。

當然,我們去老師辦公室找老師時,常常會有老師請妳坐下的情況,這並不少見。但是 Leticia 特別強調了我與她之間的關係必須要平等,這件事情使我感到特別。

我們不可能不知道老師與學生之間不平等的關係。我在倫敦也多少有受到一些因為言語或者人種而生的歧視(被路邊的人咆哮、因為言詞拙劣被老師嫌棄),因而, Leticia 給予的尊重,在我看來是彌足珍貴的。尤其當女性主義或性別研究的學者,致力在平等的權力建構上時,我們又有多少人能夠真正去實踐在各種脈絡之中的平等?


話又說回到這學期和兩位大學部同學間的互動。

閒扯了那麼多,其實是前幾日,其中一位和我說他們最近在讀社會分工論,涂爾幹的。我就說我有台大社會系孫中興老師講社會分工論的書,可以借。

我:「你看完就可以教我了,讚!」
接著我就被嗆是「水博」(意指很水的博士),哈哈。

其實對話過程中,我也知道我可以呼隆過去,假裝自己會資本論、社會分工論 。可是我想想,我的尊嚴又有什麼重要的呢?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我也不認為因為我是博士生,我就必須要比大學部的學生還懂的更多。

畢竟,我讀了管理學、文學和性別研究所,也順著自己的興趣讀了一些社科的書,可我從來沒讀過社會系啊。和這些大三開始修社會學的學生們相比,我並不比他們早開始接觸社會學理論,我也自然不比他們資深多少。

雖說隨便敷衍一下,或者用 google搜尋一些快知識後,很簡單就能在message中敷衍過去。但承認我的無知是最快的一條路線了,而且最坦誠,最直白,也是我最喜歡的路線。面對了自己的無知,肯認自尊並不重要,坦承了我的匱乏。

《禮記》中的〈學記〉有句話是「學學半」,意指教學相長,「教」的時候正是學「學半」之際。我過去在備課時常有這種感覺。我認為坦承我的不足是一個部分,肯認學生們(或者大學部的學弟妹們)可以教給我東西,更是一個部分。當他們比我先讀了古典社會學理論,他們自然而然是我的前輩與師長。我是這樣想的。

嗯,說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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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之於我」,我所畏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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