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越

胡越 国际新闻记者,兼关注经济议题,想养一只狗。

金庸封笔后,都做了些什么?

应邀来歪个楼……

金庸去世。我发了一条朋友圈:“以创作者的生命而言,金庸对于武侠迷来说已经死了很多年了。听到消息无悲无喜,像迎来一场推迟多年的仪式。”

可能有朋友觉得我不厚道。人故去了,一丝伤感都没有的么?但是人们究竟在为谁而伤感呢?1972年,《明报》连载完《鹿鼎记》以后,金庸宣布封笔,此后他除了时不时做一些修订——大多数修订是不被死忠读者们认可的——没有再带来任何新的武侠作品。此后的金庸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那我们今天纪念的金庸,也不过就是46年前就已经故去的金庸。

我也不了解,所以我怀着好奇翻了一些资料。

金庸封笔的70年代,正是十年动乱之际,《明报》对文革的反对立场让金庸在港受到来自左派的强大压力(《笑傲江湖》的连载正是从1967年开始)。

封笔次年,1973年,金庸接受邀请第一次访问台湾会面蒋经国,并写下三万字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其实是论述了他的政治观念,他认为台湾当然是中国的一部分,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和谈,在结尾他写道:

我相信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所盼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政府,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够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企业自由、居住自由、行动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财产权、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

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到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1981年和1984年,他来到中国大陆访问,并先后在北京与邓公和胡耀邦会谈。金庸对邓的评价很高,在文革期间就断言“邓小平必将复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邓小平是我最佩服的人”;对胡耀邦亦然,1989年胡去世后,金庸写下一篇悼文《致力改革、正直诚恳、深得人心》。

1985年,金庸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这是他一次实际参与政治,也付出了极大的热情。7月4日,他做了题为《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的发言,他说:

一个国家中有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并存,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当然常有,但那总是不安定的,两种制度总是以战争或武装斗争的方式来互争雄长,过不多久,一种制度便吞并了、消灭了另一种制度。中英联合声明是对“一国两制”构想的第一次国际性认可。
当然,香港的试验如果失败了,还可在别的地区再作试验。但香港如果一试而成,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便快速得多。 我们中国人由此而对人类历史作出了永久性的贡献。
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原有的”三个字值得注意,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并非完全相同,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是大作改变而去搬抄别国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不过,香港政制方案的争议极大。直到1988年,金庸才与查济民提出了备受争议的“政制协调方案”(又称“主流方案”),香港大部分报纸都批评他的“新协调方案”过于保守,有民主派人士甚至指责他出卖港人利益。香港的普遍反应,都不赞成“新协调方案”,包括一些向来亲中央政府的团体也表示不满,认为这一方案的民主进程太慢。但是这一方案却意外获得通过,此后作修改并被纳入基本法使用至今。

1989年,发生了什么就不说了。但金庸在当年5月辞去了基本法草委、咨委职务,结束了从政生涯。对他这样一个温和政治立场的人而言,当年发生的事情实在让他感到伤心吧。同年他又宣布卸下《明报》社长职务,只担任集团董事长。

1993年,金庸和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就彭的《香港的未来:五年大计展新猷》政改方案发生笔战,后者十分大刀阔斧,以致满城风雨,也不为中共所接受。金庸在《明报》发表多篇社评,指出“香港如想在短期内加速推行西方式民主,违反中共的根本政治决策”,自称“民主缓进派”:

这与我对北京当局和共产党的观感无关,只是从中、港的现实出发,认为民主缓进对香港最有利。另一原因则相信由于我的个性,我不论做什么事,都是缓慢而坚持,相信恒心与毅力,不喜欢大跃进式的狂冲猛打。当然,不必否认,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属于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满意现状,不想有太大、太多、太快的剧变。我不会再有二十五年寿命,但“五十年不变”的念头毕竟想来挺美。

也是在当年他前往北京与江会面。江读了他在《明报月刊》上的文章,“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他甚至还读了英文翻译版本并做了划线标注。离开北京后,金庸又前往山东渤海湾参观,意外见到了一块由胡耀邦亲笔题写的石碑,上书“天尽头”三个字,于是他也作诗一首悼念耀邦:“天尽头,地尽头,东望沧海水悠悠。追忆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此后他与政治的牵涉似乎越来越少。这一段生涯中的亮点是在剑桥的求学。2005年,已经81岁高龄的他在夫人的陪同下,离开香港,直飞英国,开始了他在剑桥大学的求学生涯。此后金庸便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在导师David McMullen教授的指点下,潜心于唐代史的研究。他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题目分别是《初唐皇位继承制度》和《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我去翻了剑桥的网站,并没有对外公布,不知金庸先生去世后是否会公开。

2003年,画家黄永玉曾对金庸有一段评价:

以他的才能和智慧,怎么去写武侠小说呢?他应该做比这个重要得多的事情。……他是很可爱的人,很温和的人,而且那种神奇的力量你都很难想象。”他完全是无心插柳,既然没有机会做“帝王师”,他便将满腔的抱负寄托在报纸和小说中。

这种温和也常常成为他人攻讦的靶子。金庸并不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一个摇摆的人:“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的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子上摆放食物的圆盘。”

其实,他就像自己笔下的那些大侠一样:要么是杨龙夫妇,终南山下,活死人墓。神雕侠侣,绝迹江湖。亦或是与蒙古郡主远走天涯的明教教主。亦或是最终笑傲江湖但有了娇妻无法再自由自在的令狐冲。一旦隐退,他们在读者心目中也就故去了,谁又在乎过他们何日走向生命的尽头呢?大家熟悉的人物里,除了那个悲情的萧峰,似乎只有郭靖黄蓉是真的战死在襄阳了。可是《倚天》中微微带过一笔,又有谁真的伤感过呢。

(成文仓促,主要参考维基百科和傅国涌的《金庸传》,如有事实未能查证之处,望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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