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live

去年的六月九日是香港民主運動的轉捩點，那個題目太大怕寫不到，之後再寫。有些周邊小事，倒是力所能及的，就先寫寫。去年的六月九也是現場直播live 風行的起點。現場直播形式的採訪早己有之。但去到幾乎一記者一鏡頭的播放同一事件，是上年開始的事。

影片本來就有類近真實的說服力。攝影出現的同時，人類出現對影像的崇拜。它被當是真實的，一個不可能也太過冤枉的任務。囊括空間，到抱含時間，影片愈來愈接近真實。可是，真相、所有事件的集合，所包含之大，以致無論鏡頭如何大（或細微），片有多長（或者將一秒拉到幾長），要捕捉所有真相只是徒勞。鏡頭是限制，它必定不是所有真相。或者，當它搜集的夠多，夠接近真相了，那訊息量之大卻不是人力能接收，解釋的。影片被輔予再現真相的任務，是有誤導期望。

縱使拍片變成現場直播，那本質還是一樣。然而，由六月九日開始的一連串反極權運動中live 的風行，香港人作為此物的客體，對其使用、期望，有顯著的改變。

一，事實是，香港人面對的敵人是一個會竄改歷史，爭奪執政正當性的流氓政府。謊言已是政權的公文。文字、照片在今日科技中太過落後，太多噯昧和岐意。而影象與真理相對接近，也是唯一可以用作反抗的材料。

二更重要是，live有同在的感覺。在下和不少人一樣，太累就出不了去，尤其是夜間散步的活動，但開了直播就睡不了，要到記者收機才關電腦。是没有什麼作為的。但這個live給予我們一個很接近的地位，是接近行動者的旁觀者。同在，同場，就靠這樣走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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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的第一次live broadcast，很討厭的，是在工作上，要對着電腦，跟網上五十多個同事講四十張power point。那是人生裏很no point 的廿五分鐘。

技術上同樣是實時傳送影像，但就完全扭曲live的意義。開live 工作是權力的擺布，是監控方法的「平民化」。有了zoom老闆上司可以像竊聽者一樣進入你的生活，而且，是你的同意的。用視訊開會，把無聊延伸到家居，在自己牀上也要對同事陪笑。

當科技置入病態社會，又放大了無聊。歸根是人没有改變。未準備好解放的社會終究未有利用科技解放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