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牛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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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像書店,像書房】-東方美術專門書店。

未命名

20世紀初期歐洲諸國以及日本中亞探險隊獲得的出土品中,可作為書法史研究第一手資料者,有斯坦因(英)發現的兩漢魏晉文書、六朝隋唐寫經,斯文.赫定(瑞)發現的兩晉文書,大谷隊(日)發現的兩晉以後到隋唐的文書和寫經,保羅.伯希和(法)發現的六朝隋唐文書和寫經。

支離.破碎但美!

 本書圖錄全部原寸大攝影、揭載。未出展的殘紙・木牘9枚,依August Conrady(孔好古)本圖錄複寫(幾乎原寸大、單色圖版)收錄。

 本書【樓蘭發現-殘紙・木牘】是為 『スウェン・ヘディンと楼蘭王国展』(斯文.赫定與樓蘭王國展)(1988~89)記念出版。

 展品來自瑞典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暨斯文.赫定財團的大力支援與好意,展出以1901年斯文.赫定所發掘的『樓蘭的木牘和殘紙(漢文文書)』為中心的第一級資料,同時也是在日本一般性的初公開。

 樓蘭(鄯善王國)發現的殘紙或木牘歷經3世紀後半~4世紀書體變遷的時期自不待言,這是斯文.赫定1899~1902年第2回探險古代都市樓蘭廃墟遺跡的發見與多數古文書的發現取得(漢文、佉盧文)。「樓蘭木簡」與「樓蘭殘紙」正反映了這個時期書寫載體的發展規律,木簡與殘紙已經構成了不可分割的魏晉系列文書群體。也就是說在那個楷書・行書・草書等萌芽期的時代,是極為重要的親筆(毛筆)資料,是木牘和紙質作為書寫材料的併用時期,是值木簡向紙質文書過渡的交替時期,特別是,作為文書書於紙上,可說是最為早期的貴重遺品。所以,作為書家、作為『楼蘭王国展』關係人員,能夠親訪調查夢中相見的殘紙・木牘,誠屬感動。

 斯文.赫定在樓蘭發掘的殘紙・木牘的研究在卡爾.希姆萊(Karl Himly)死後由孔好古(August Conrady)接手整理研究,但時逢一戰,至完成為止,實際歷經15年歲月,1920年《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s in Lou-lan,Stockholm 1920》(斯文·赫定在樓蘭所獲漢文文書及其他)報告書發刊。這是唯一將木牘・殘紙寫真圖版收錄的出版品,之後的刊物全部以此為根據。但是圖版縮小,再者縮小率參差不齊,沒有表明尺寸。此外,殘紙在被發掘後原封不動皺皺巴巴,無法判然文字的也不少,作為資料狀態極其欠佳。所以盡可能不要再損傷現時的狀態,並痛下決心修復成可判讀文字資料的狀態是必要的。這個提案與瑞典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希望一致,於是1988年5月28日木牘117枚+殘紙113枚攜回日本修復。

 有關殘紙・木牘修復及其保存措置是由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全面協力,特別的是,在修復技術部第二修復技術研究長增田勝彥技官監修之下,殘紙由遠藤隆夫氏(得水軒工坊),保存用[木] 配板制作岡本幸治氏,依據卓越修復技術專家坂本勇氏之手精湛完成。

 另外,對於中國古代紙的研究,因為樓蘭殘紙(文書)也是在此之前難以得到的標本,古代紙研究造詣極深的增田技官,從中選出26枚調查分析,在本書中揭載報告,非常珍奇精彩。

 如此,諸事順利挺進,終於進入編集階段。依照August Conrady圖版配列的順序並沒有一定的方針,只是依形狀的大小組合,這樣是好還是不好讓人迷惑。例如:殘紙之中最必須注目的有『張超濟』關係文書,這10幾枚應歸納在一起來看,還有『馬厲』『宋政』『口仁』等也要併在一起。木牘也是,有紀年的依年代排列,其他用途別或書體書風近似者匯整-----念茲在茲考慮這些變更。想是這樣想,但是瑞典來的訊息,被告知日方強烈要求的一些殘紙不能出展、不能重新拍照,這13枚佔殘紙全體5分之1的量,是大形殘紙狀態極佳者。「樓蘭殘紙」全員原寸.原色版收錄的願望落空。然而,精彩的修復大小殘紙115枚・木牘117枚彙總歸納於一書,這工作之意義已非同小可,另外,未出展的殘紙・木牘9枚,也依August Conrady本圖錄複寫(幾乎原寸大、單色圖版)收錄。

 再者,關於釋文,打算訂正匯整August Conrady本的誤讀,也不能說是有十足的把握。根據修復後鮮明的字形,看不懂的字仍然不在少數。殘紙・木牘日往夜来,埋首半年間也就在此暫且作為一個終結的開始。

 又、『書法選』收錄殘紙21枚(含背面27點)、木牘殘紙26枚(含背面27點)、封檢3枚。這是『樓蘭王國展』展示的精華,從150%~400%原品擴大呈現,可充分觀察書寫筆致。依楷・行・草順序配列。

 『殘紙』最先放置『戰國策』鈔本的殘欠斷片,這與其他『殘紙』全部在樓蘭書寫之物是不同的,作為從長安或洛陽遠赴樓蘭就任,愛讀書的高級官僚所帶來的書物,如所見,書體也是用隸書寫成的,有著漢代書籍的形式。書寫年代回溯到後漢末期(2世紀初頭) 也是十分有可能的,此為「樓蘭殘紙」中的殊例樣式。

※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1865~1952),生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20世紀世界著名探險家,也是地理學家,同時也在自己的作品中繪製插圖。自幼時即憧憬秘境探検,1885年、20歳,伊朗、伊拉克踏査,一生從事探險,有『西域探險之父』之稱,在他的國家瑞典,是與諾貝爾有齊名之譽,

 在中亞的4次探險考察中(1893年―1897年,1899年―1902年,1906年―1908年,1927年―1935年),他發現了喜馬拉雅山脈,雅魯藏布江、印度河和象泉河的發源地,羅布泊及塔里木盆地沙漠中的樓蘭城市遺跡,墓穴和長城。他死後出版的中亞地圖集是他畢生工作的結晶。

 他在中亞、西域探險考察的時間跨度長達40餘年,不但有許多重要的發現和創見,還留下了等身的著作。《我的探險生涯》是其中廣為人知的一部名著。

作為地理探索者,斯文赫定對丹丹烏裡克,喀拉墩,樓蘭古城的披露,使世界學者認識到,新疆的學術價值不僅在於對未知區域的地理考察,更在於對那些掩埋於黃沙之下西域歷史寶藏的發掘。他的後來者們或沿著他的道路再次發掘這些古城,或找到了尼雅、龜茲、於闐、焉耆、吐魯番等地的大量西域歷史遺跡,這大大改變了西域的研究走向。

※參考

 《西域出土晉代墨蹟的書法史研究》由日本著名書法史家西川 寧(1902~1989)1960年(59歲)發表的「西域出土 晉代墨跡の書道史的研究」博士論文修改而成。西川寧二戦後第二度訪問中國,也先後2次探訪柏林、巴黎、倫敦等地對伯希和、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所發掘的西域出土古文書進行了書道史的調査。

 這是一部以學者淵博學識和書家敏銳洞察力完美結合的藝術史研究著作。

 20世紀初,西域發現了大量晉代簡牘與殘紙。從書法史研究角度看,這批實物資料的學術意義十分重大。由這些資料可論證並回答鐘繇、王羲之所處時代的書法史中的一些問題。

 《西域出土:晉代墨蹟的書法史研究》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資料介紹;第二部分為資料的整理與編年;第三部分為關於樣式(風格)論的研究,以實證方法分別闡述書法表現的形式和意義,並作了樣式論的綜合考察;第四部分從書法史的角度對這些資料加以闡釋,論證了西域出土書跡與同時代的鐘繇、陸機、王羲之等的書風之關係。

《西域出土:晉代墨蹟的書法史研究》中的『樣式論』的分析,顯系受到了西方藝術史學中H.Wolfflin(沃爾夫林)等人的風格主義研究方法的啟示。作者能將這一方法靈活而貼切地運用到書法研究當中來,對我們當代的美術史和書法史研究都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目 次

刊行にあたって 日本書道教育会議

凡例

図版 

残紙

参考:〈残紙〉コンラディ報告書より

木牘

参考:〈木牘〉コンラディ報告書より

釈文

楼蘭文書-残紙に関する調査報告 増田勝彦

楼蘭文書の保存処置

図版索引目録

編集を終えて 谷村憙齋


CC BY-NC-ND 2.0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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