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李医生活着，今天发生在方方身上的一切会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距离李医生的离世，已经过去两个月有余了。惠通河畔的雪化了，武汉开城了，李医生的微博下，排满了告知他这个消息的评论。

与此同时，遗忘的时刻到来了，那些不肯遗忘的人将被清算。比如方方。

其实方方日记很早即被攻击，与她同样被攻击的还有诸多武汉人间细节的记录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要比方方多一个身份——求助者，为自己或亲人求一个确诊、一个床位、一张通行证，或者一个公道。他们被隔空诊断“只是病毒性肺炎！”，被嘲笑分不清呼吸器和呼吸机，被怀疑是台湾间谍，被质问亲人病危为什么有时间发微博，别指控“应收尽收”政策出台后还在求助必然是在撒谎，他们受到的攻击的数量和恶毒程度，恐怕不逊于方方和她的日记。早期的方方日记，与这些个体求助类似，其实是把在微博上也可见的热点故事留在每一天的记录里。因此，攻击方方的一大理由是：“缺乏正能量”。这些批评和攻击要求在方方日记中看到正能量、看到大局观、看到鼓舞士气，甚至假一位十六岁中学生之口以一种极为低幼的语言方式展现，仿佛以此讽刺方方连孩子都懂的道理也不懂。在为火神山医院叉车打榜、阿中哥哥与阿冠弟弟cp叙事被大范围批评反对后，“低幼化”再次还魂。“正能量”表面要求的是一种积极、全面的声音，其实不过是扼住发声者的喉咙，不准人们讲述个体的悲剧与困境。每一个个人的经历故事，即使真实，也可以在“正能量”叙事下被归为极端，让大局“悲观”。这一类对方方日记的指责，其实和那些对个体求助者的指责本质相同，化用六神磊磊那篇《方方矫情？对不起，作家没有给你唱摇篮曲的义务》的标题，个体求助者的声音、方方日记记录的故事耽误了一些人的“清梦”，给他们想要看到的世界添加了“瑕疵”。

然而这些“瑕疵”，就是幸存者们的全部余生。

对方方的第二波攻击，起源于她持续地呼吁对瞒报追责，并在她的日记即将翻译成英文出版时达到了高峰。方方将这些攻击她的人归为“极左”，以反对文革作为“政治正确”为自己辩护，向对方反击，但实际上，她所面对的局面远比这要复杂，“极左”切不中她的反对者的要害，反而让她更容易成为年轻一代反对者的靶子，归为腐朽的“老古董”，甚至她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也未必能接受这一套后文革语言。对方方的攻击和反对是一股复杂的声音，这其中既包括了之前对“正能量”的苛刻要求，也含有爱国者的“家丑不可外扬”，还包括对追责中国、种族歧视的恐惧。反对者的来势汹汹甚至疯狂，尽管和“革命小将”们有诸多形式上的相似，却在各自的立场上可以区分。

值得一说的是这其中对追责中国、种族歧视的的恐惧。当疫情在海外蔓延，从海外官方到民间，都有不少声音要求追责中国早期的隐瞒，以至于疫情全球扩散。这种追责一旦实现（且不论成功可能性高低），必然直接影响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同时，种族歧视言论和行动更是在疫情海外扩散前就开始出现，一些亚裔被辱骂为病毒、因戴口罩被打，川普的“中国病毒”说法更是毫不遮掩地吹响种族歧视的狗哨。对这两种现象的忧虑恐惧，不完全寄托于虚无飘渺的“大国形象”和“民族自尊”，并非全然荒谬，这样的情绪显然需要得到一个出口，甚至一个解决。

可惜的是，情绪的出口、解决的方案都指向了方方。一个抓得着的个体，一个辱骂她不会产生额外道德负担的个体——因为方方在瘟疫中仅仅是写写字，没有生病，没有失去亲人，她享有相比普通武汉人更安逸的特权，特权来自体制，但她又是体制的边缘人。这几乎让她可以成为一切人的靶子。方方日记出版，被认为给了外国人“口实”、“证据”，方便了追责，在外界压力的存在下——无论这个压力最终会不会实现，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作为瞒报受害者的身份都不重要了，她只能转向国家，团结一致反对追责，而这几乎必然意味着也放弃以公民的身份对政府问责。同时，方方日记又因为是目前仅有的外文版的对武汉的记录，被担心让外国读者以偏概全，忽视了中国抗疫的“光明”面，让家丑外扬，加深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最后，出版仍被认为是一种获利行为——无论得到的是名还是利，无论这种获利的可能性有多大，无论这种获利能同时带来多大的政治风险。从记录到出版，因为获利可能的存在，方方的决定成为了一种“背叛”，方方可能因此失去了很多支持者和同情者，甚至得到了更多的敌人。

方方的遭遇，让我想起了李医生。如果李医生康复了，今天会不会也遭遇类似的命运？他在最后的采访中所说的“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被认为是他真正的吹哨时刻，而他的所指，绝不是简单的医生提醒同事注意防护。李医生如果还在，他会不会被指责接受了外媒的采访“抹黑”了中国、授人以柄？会不会被指责不参与一线工作而接受采访是没有资格说话？他会不会被继续追究把后来命名为sars－2的病毒称作sars是不容原谅的造谣？他会不会被指责“一个健康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是别有用心鼓吹言论自由？他还会不会是“英雄”？他还会不会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

会不会？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