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舟

“只要天安门上还挂着毛主席像,我們都还是同一代人”

方可成 | 灾难报道是“吃人血馒头”吗?

虽然这次的相关讨论当中有很多噪音,但如果大家能从这篇报道引发的讨论当中,更多思考灾难报道的意义、思考媒体的角色,乃至思考如何鞭策和支持媒体做更好的报道,那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今天重重挑战之下的新闻媒体,真的非常需要公众的支持。
新闻伦理问题是最容易离地高谈阔论,但又最应该贴地具体分析的。

亲爱的朋友:

东航MU5735空难发生第二天,《人物》杂志迅速推出的报道《MU5735航班上的人们》获得了很多关注,不少人说被这些人物故事深深触动,对这场灾难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但是,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批评者大多以“新闻伦理”为旗号,指责《人物》违反伦理、侵犯隐私、给家属带来“二次伤害”、“吃人血馒头”等。

这里想先说一句,鲁迅先生小说《药》里面的“人血馒头”真不是“利用他人的不幸获利”的意思,而是愚昧、无知和麻木的象征。读一遍《药》并不是难事,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暂且认为,“人血馒头”的定义已经成功被当代网友改变了,它不再指代愚昧和麻木,而是等同于“嗜血”,是从他人的不幸中攫取利益。那么,媒体做灾难报道真的是“吃人血馒头”吗?或者更具体说,《人物》的这篇报道是不是“吃人血馒头”呢?灾难报道究竟应该遵循怎样的伦理守则呢?

点这里可以听本期内容的播客版,内容与文字版一致)

灾难报道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先讨论宏观层面的问题,那就是:灾难发生之后,媒体是否应当跟进报道?媒体做灾难报道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灾难发生后,人们的信息需求是比平时更加强烈的,不仅是被灾难影响的人,也包括并没有直接被卷入灾难的人,因为我们会关心同类的命运,我们也担心自己今后会遇到同样的厄运。而这时为我们提供信息的,媒体是一支最主要的力量。我们不能仅仅“等官方通报”,因为信息量不够,且可能隐藏甚至扭曲部分信息。

如果你认为媒体就应该乖乖等着转发官方发布的信息,如果你认为媒体去现场采访就是添乱、采访遇难者家属就是伤害、发出追问就是不安好心、记录悲伤就是赚取流量,那么也就不必再读下去了,因为我们对媒体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接下来的讨论需要建立于一组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媒体做灾难报道是必要的;现场采访和家属采访要非常小心注意,但都是可以做的;我们应该探讨的是怎样做更好的报道,而不是该不该做报道。

国际记者中心(ICFJ)出品的《灾难和危机报道手册》中提出,在灾难和危机中,新闻媒体扮演了四种关键的角色:

  • 第一,提供关键的信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谁受到了影响、事情在如何发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
  • 第二,提供一条沟通的生命线,传递关键信息,把受影响的相关方的信息传出来,也把关键信息传递给他们;
  • 第三,成为一座警告的灯塔,为避免下一次的灾难传递及时、可靠的信息;
  • 第四,成为一个社区的论坛,让公民们可以走到一起来,分享自己共同的担忧,在困难的时刻彼此提供支持。

这四种角色,显然不是一篇报道能够同时承担的,甚至不是一家媒体能够同时承担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媒体的参与,需要更多样的声音和多元的角度,有的记者去前线采访救灾现场,有的记者挖掘调查背后的深层原因,有的媒体传递共情、抚慰心灵,让人们可以更紧密、更坚强地站在一起。在理想状态下,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场面同时上演。

这里顺便再说一句媒体的“流量诉求”。大多数媒体都是按照商业规则运行的,追求注意力,不管是发行量、收视率还是点击率,都是正常的市场逻辑。纸媒年代,如果一张报纸能做到一纸风行、洛阳纸贵,那是很骄傲的事情。哪怕是非商业的公共媒体(比如BBC),也很强调报道内容是否覆盖到了更广泛的受众。所以,“追求流量”并不是原罪,关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追求,能否做到流量和公共价值的更好平衡,乃至双赢。一些人在媒体做了什么报道之后就骂“人血馒头”,下一次媒体没报道的时候又喊“媒体已死”,那是自相矛盾的。

还原失联/遇难者人生的报道有何意义?

上面提到,灾难报道有几种不同的意义。可以理解的是,在灾难刚刚发生的时候,人们最关心的还是信息层面的意义,尤其是灾难发生的原因。

但是,很多时候,这样的原因不是马上能够调查出来的。更何况是空难这样高度专业和复杂的领域,对“为什么会发生这起空难”这个问题,注定不可能在短期内提供回答。而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下,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就更为困难了。

一些对《人物》的报道不满的人,提出的批评是:有这个时间精力,怎么不去调查一下空难发生的原因?这样的批评有些求全责备了,因为那需要时间,还不一定被允许发表,而且,还原失联/遇难者的人生,这样的报道本身就是有其意义的。

其实,这个角度的报道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灾难报道中的常见操作。它将抽象的数字还原为具体的人,让悲伤更为可知可感,由此也将灾难的记忆更深地刻进我们的社会,让人们更难遗忘这样的经历,也间接地促使人们不断去追问和反思灾难发生的原因。《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从玉华曾经,“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还原他们的故事,可以激发人们的共情。这符合上文所说的灾难报道意义第四点,那就是将人们联结起来。这次不少人提起的《回家》和《永不抵达的列车》都有这样的效果。

曾经担任《焦点访谈》主编,现在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任教的庄永志曾经回忆,美国“911”事件一周年的时候,他看了将近十部美国各大电视台播出的非虚构节目,其中印象很深的是ABC的著名记者戴安娜·索耶讲述了几十个不幸失去父亲的宝宝的故事。“几十位妈妈(有的还是未婚妈妈)痛失亲人的绝望、苦苦寻亲的痴情、茫然无助的惶恐和为爱而生的勇气以及宝宝们懵懂无忧的笑脸,在镜头前毫无遮掩。反复观看,每次都热泪盈眶,既慨叹命运无常,更感动于生命的坚强。”

我在这里再举一个国外的例子。埃博拉病毒一度在多个国家肆虐,西方媒体的关注焦点是感染遇难的美国人,它们呈现了不少死者的故事。但是,实际上无论从死者数量还是从疫情本身的重要性来看,非洲才是埃博拉病毒的中心。这时,如果有更多对非洲埃博拉死者的人情味报道,将能够有效激发受众对非洲的关注和同情,也能更好地影响资源的调配和投入。

采取这种较为软性的方式做报道,在中国的语境下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它是狭小空间中一个尚且能做出报道的领域。资深传媒人朱学东就总结:“灾难中遇难者的报道,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对消逝的生命的追怀,也已经成为媒体人突破阻力,尽可能向读者呈现灾难局部真相、铭刻记忆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颇有些‘曲线救国’式的苍凉。”

当然,肯定了这类报道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就不可以对这类报道提出具体的批评意见了。

有一种常见的批评意见是,这样的报道过于“煽情”,笔法过于文学化,读起来让人不太舒服。我觉得,对风格的偏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有人读了很感动、很喜欢,有人读了不舒服、不喜欢,这都很正常。

而且,“情绪”并不一定就是坏东西。在新闻学界,这两年讨论很多的一个概念叫做“the emotional turn of journalism”,也就是新闻学中的“情感转向”。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其实新闻从来不是冰冷的、纯理性的,即便是所谓的硬新闻,在它的采访、写作、阅读、传播的过程中,也一直伴随着情感的因素。优秀的新闻作品,往往是既能传递重要信息,又能调动受众情感。所以,你可以说一篇报道在情感方面把握得不好,可能过度了,或者走偏了,但不要因为一篇报道有情感在其中就认为它是不好的。

我在和朋友的交流过程中,还听到了另一种批评意见,我觉得是更值得参考的。这位朋友说:这类报道“是否也陷入同质化问题,千篇一律,满篇都是‘人’,但又让我感觉不到‘人’的真实复杂的存在。这一视角不限于对这一篇的观感。“

我觉得这个批评意见相当一针见血。我们需要看到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期待呈现充沛而复杂的情感,但是《人物》杂志的这篇文章因为操作时间有限,其实呈现出来的整体面貌是比较单一和浅层的,或者说是高度可预测的,有经验的读者还没点开就能猜出里面大概会写什么。

所以,还原人生是重要的,但如何更好地还原,可以思考和改进。

能不能采访亲属和朋友?

接下来谈谈能不能采访失联/遇难者亲属和朋友的事情。

这依然是一个“怎样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而不是一个绝对的禁区。家属的心情当然是焦虑、伤心乃至绝望的,但是采访他们并不一定就是伤害他们。相反,正如不少有过灾难报道经验的记者指出的,很多时候家属是希望对媒体说话的,他们中的一些人需要倾诉,一些人希望自己亲友的故事被记录下来,他们也需要通过媒体的关注来更好地表达诉求,获得更好的解决方案。

正如资深媒体人李思磐的,“在市场化报纸兴盛的年代(距离今天也不过十年),很多媒体都有讣闻栏目。许多逝者的亲属打电话给报社,希望写一写自己天人永隔的亲人,即便她们并不是公众人物。这是新闻的社会服务,也是媒体与社区连结的方式。”她还举例说,可以了解一下天津爆炸案当中,“记者们如何迅速推动问责,如何帮助编外消防员家属得到同样的抚恤,如何让殃及的住宅业主得以维权”。

所以,采访家属不仅是可以的,在一些情况下还是必要的。当然,如果有家属明确拒绝采访,那记者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

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人物」报道笔下的侵扰悲痛问题》当中声称,记者不能做“死亡敲门(death knock)”。作者说,《人物》杂志采访了一位乘客的老师和学弟,而他们本来还不知道这位乘客就在飞机上的事情,作者认为这是违反伦理的做法。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死亡敲门”确实需要谨慎,但是,正如英国行业媒体Press Gazette的文章所说:“死亡敲门”是记者工作当中艰难但是必要的部分。它很难,因为确实可能给家人带来情绪上的巨大冲击;但另一方面,让报道中呈现家人的声音,这其实也是一种尊重。

而且,“死亡敲门”的对象一般指的是直系亲属,老师和学弟显然不包括在内。这里我们应该想一想,为什么在西方的一些伦理规范里面会对“死亡敲门”特别谨慎?因为那确实对于父母、家人来说是天打雷劈般的消息,但我不认为这对老师和学弟来说是什么天打雷劈的消息。因此,把“死亡敲门”的概念用在这里,纯粹是一种生搬硬套。

那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侵扰悲痛“。这个概念听起来很玄乎,其实可以落实到一些具体的细节。我在开头提到的国际记者中心(ICFJ)出品的《灾难和危机报道手册》中给出了采访灾难幸存者和家属的一些注意事项,可以作为一种参考(以下是我的翻译):

  • 在开口问问题或拍摄之前,平静、清晰地介绍你自己。被访者需要知道你是谁,需要知道采访材料可能会被发表或播出。
  • 带着尊严和尊重对待他们。记者们需要保持平衡:既要敏感,又不能胆怯。
  • 永远不要问“你感觉如何?”永远不要说“我理解你的感受。”最好是告诉他们,“我对你的损失/你经历的这一切感到非常抱歉/难过。”
  • 用开放式的问题开始采访,小心地引导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你目前已经和谁聊过了?”如果一个母亲在一场空难中失去了儿子,那么你可以这样问:“可以跟我说一说他的一生吗?”问他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这些问题不带任何判断,并且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讲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 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人会回避,但有人会从倾诉中找到安慰。
  • 如果有人拒绝受访,或者对于采访表现出情绪化的反应,那么就不去打扰他们,友善地感谢他们,然后走开。有的记者会给他们留下一张名片,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之后想聊的话,可以找我。”
  • 给他们一种掌控感。问他们是站着还是坐着更舒服,问他们想不想去其他地方聊,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聊。一种友善的姿态是问他们:“你想不想有谁陪着你一起?”

可以看出来,这里的关键词是:尊重,倾听,理解。记者当然要对家属的情绪保持高度的敏感,但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采访都是打扰和伤害。

能不能使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

在和一些记者的交流中,我们形成的一个共识是:《人物》的报道里面如果说有什么比较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对机上乘客的社交媒体内容的使用。

这个问题在几年前就曾引发过一轮讨论。那是在2014年跨年夜上海外滩发生的踩踏事件当中,一名遇难的复旦学生吸引了相当多的关注。一些媒体在报道中引用了遇难者生前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和照片,引发了不少质疑。复旦大学的官方微博呼吁“媒体尊重她、保护她,不要再挖掘她的隐私,不要再刊登她的照片,让逝者安宁”。

觉得媒体可以使用社交媒体内容的人,给出的理由是:如果说朋友圈里的内容不能随便使用的话,那么发布在微博和微信公号上的内容,本来就是公开可见的,所以媒体使用也就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著名的互联网研究者danah boyd曾经论述,公开可见(publicly available)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公开推介(publicized)。一个普通人在微博和公号上写东西的时候,心里的预期是,可能就几百个人看见,大多数还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现在,媒体突然让百万千万人发现了这些账号,这其实是他们在发布内容的时候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因此,不能假定他们默认了媒体可以使用这些内容。

在英国一项关于《星期日泰晤士报》是否可以引用一名自杀身亡的学生在Myspace发布的言论和照片的裁决中,新闻投诉委员会指出:“报纸在报道遇难者时,有权使用来自社交媒体的公开信息。不过,在将这些信息从原来的语境中抽离,用于报道个人悲剧时,编辑需要考虑它们对遇难者亲属的影响。”

在《人物》的文章中,写到了一位机上乘客记录自己爱情故事的微信公号,这个公号很快就被大家找出来了。虽然很多人看了之后是觉得感动和惋惜,但严格来说,披露这样的信息,最好应该征得他妻子的同意。

使用社交媒体内容做报道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呈现出的人物形象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失真的。

在读到《人物》杂志的报道(以及此前灾难中类似的一些报道)之后,一些人心里不免会犯嘀咕:如果自己不幸遭遇了这样的灾难,记者会根据我的社交媒体账号拼凑出一个怎样的我?那样的我是真实的我吗?是我希望留给世界的印象吗?甚至有人在想到这些之后,吓得把自己的微博和朋友圈都删光了。

但我们同样很难说: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一概不能使用。原因很简单:它们的确呈现了人物的一个侧面,提供了一些宝贵的信息。所以,我们能做的,可能只是尽量保持一种平衡:不要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内容,不要故意拼凑和引发联想,要清晰地向读者说明这些内容的局限性,要征求其他相关方的意见,要通过其他渠道的采访来验证或补充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当然,这些都是比较理想化的原则,在实际操作中肯定会有各种各样更加具体的问题需要考虑。

总结:理解报道的艰难,鼓励媒体做到更好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新闻伦理”的讨论绝不是挥舞道德大棒,拿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帽子往媒体和记者身上扣。实际上,伦理问题是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的,它所回应的具体实践问题更是找不到标准答案。我们当然可以有一些原则性的指引,但是要认识到,即便有原则指引,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依然是充满了张力、矛盾,充满了困难的抉择,绝对不是1+1=2那么简单。

所以,新闻伦理问题是最容易离地高谈阔论,但又最应该贴地具体分析的。

在新闻业的空间日益逼仄的当下,对新闻伦理的讨论更应该怀着同情的理解,出发点应该是怎样鼓励和鞭策媒体做到更好,而不是捂住媒体的嘴巴。

最近几年,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在一些大V和机构账号的引导下,骂媒体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成了一种本能反应,“媒体是坏人”成了一些人脑中的基本预设。此次针对《人物》杂志报道的批评当中,我们同样能看到这种声音的大量存在。他们打着关怀家属的旗号,其实心里毫不关心具体的人(他们可以对不同的声音随意地攻击、挂人),他们实际上想要推动的是反媒体的、倡导舆论一元的叙事。

说到最后,如果要我总结一下对《人物》杂志报道的看法,那就是:它当然算不上佳作,操作上也有瑕疵,但这样的报道有其意义,绝不是什么“吃人血馒头”。如果能有更多的时间操作,质量应该会更好,但也可能失去发表的机会。

虽然这次的相关讨论当中有很多噪音,但如果大家能从这篇报道引发的讨论当中,更多思考灾难报道的意义、思考媒体的角色,乃至思考如何鞭策和支持媒体做更好的报道,那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今天重重挑战之下的新闻媒体,真的非常需要公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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