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劇場摘抄

 其實，民主就是要解決一個問題，即政治上的合法性問題，也就是誰可以執掌公共權力的問題。

黨代會的奥妙在於政治空洞（political hollowness）與制度神聖（institutional holiness）的奇特組合。

從概念上說，筆者提出威權政治合法化的一種理論；這一理論强調，雖然威權政體就政治與制度雙重背景來講都與民主制度迥異，但它通過權力支配、制度操控以及象徵性的表演，從民主制度偷來某術用以「畫皮」，從而將自己合法化。

黨代會的高權威，頂多是寫在紙面上的，而並非實際擁有。

回答了這個問題：政治權力通過對黨代會的制度操控而在多種表現形式上獲取合法性。制度是政治參與者需要遵守的遊戲規則；遵守規則不僅是為了赢得遊戲，而且可以確證赢家的勝利與所得是合法的。

對參會代表們來說，這意味着「我出席、我發言、我投票、我擁護」。雖然最重要的是「擁護」，但「出席」（參與）和「發言與投票」（參與討論和選舉）同樣不可或缺。

黨代會在一個精心挑選的精英圈子內運作，圈內精英也因被選中而感到無上光榮。儀式越發盛大隆重，代表們就越發感到榮幸自豪，也就越發能夠彌補他們失去的權利，同時也越能彰顯代表們對威權合法性的欣然接受。

威權主義合法性的四個特徵，即：在權力獲取的方式上，威權主義總會陷入「合法性赤字」；在政治參與的範圍上，威權主義合法性聚焦在一個更為小衆的精英層級，不是尋求更為廣泛的民衆認可；在被合法化的人和參與合法化過程的人這兩個群體的關係上，威權主義合法化要求後者對前者的集體依附與個人忠誠，這與民主制度中的「參與性合法性」不同，本書稱之為「確認性合 法性」。

「劇場展示」為什麽尤為重要：因為它為參與合法化過程的精英們營造了一種自己具有實質性參與的幻象；它所製造的盛大儀式和集體性典禮加强了精英對領導層的象徵性接受；而在一個相對開放的威權社會，它以戲劇式地對政治合法化的表演來影響大衆。

第一層為精英內部的合法性，即精英合法性，它意味着，要在某個政黨或國家這樣較大的群體中獲得領導地位，必須在精英內部獲得支持和認可。第二層可以稱為社會合法性、大衆合法性或公衆合法性，指的是公民或大衆對權力執掌者的支持與認可。

威權主義合法性的本質是精英合法性。

是的，民主意味着獲得合法性的方法被簡化成單一的一種制度，這便是選舉。進一步說，它將血緣關係、意識形態、政績紀錄、個人魅力等其他多種合法性來源，最終彙集為一道川流，表現為一張選票。

在分析威權主義政治時，認為領導人個體、統治集體和整個政權都總是竭力謀求合法性，是毫不過分的；正是對合法性的這種追求，常常決定一個政權的制度、運轉及領導人的政治行為。

在這個意義上，合法化的政治就像一齣戲，它必須吸引觀衆的眼球，引發他們的共鳴，為他們提供原因和理由，以此博得掌聲。觀眾拍手叫好，就是他們認可台上演員的象征；對這裡的論述來說，是認可統治者的合法性。

這三個要素分別是：第一，威權主義權威的「道德」本質。這關乎合法性的來源問題，它與民主制度中的大衆授權類似，但卻採取了一種相反的方式；第二，這種權威中儀式的特重分量。這與程序公正相違背，它聚焦於合法化過程的運作，與令一個群體信服並接受這種合法性是相關聯的；第三，通過調動集體意識甚至集體無意識，來達到政治說服的目的。虚幻的威權主義合法化過程，常常結合以上三者。

其中心具有典範作用，而地位是權力的根基，治國術乃是一種戲劇藝術」；它也是超越的和形而上學的，因為「君主在動用自己的能力，把九重天規模的作品搬上舞台、動員人力、資源和毫不遜色的專業造詣的過程中，也將自己變成了一個九重天屬性的君主。

威權主義尤其渴求這種「道德」合法性；因為缺少那種至少在名義上可以匯集與代表公共利益的可見程序，威權主義便轉向德說教來自稱代表所有人民的利益。這種「道德」形象，作為政治幻象也好，作為意識形態構建也罷，是威權主義政權合法化的要害構件。

獨裁統治對浮誇炫耀的鐘情，不僅出於其「威權主義美學」的品味；實際上，正如本書所分析的，它還來源於領導人缺乏政治合法性這一制度根源。更進一步講，在這種對於浮華盛況的偏好中，所要的是對來自精英內部的確認性合法性和來自社會整體的順從性合法性的炫耀。

「為什麽作秀？」一方面，在展示權力、權威和合法性時，這裏有儀式的莊嚴、宏偉及裝飾效果；而另一方面，在安排實際權力中，這裏卻僅有空洞、無力及玩世不恭；這二者共同把中共黨代會造成一種制度的虚榮。

黨代會好像一部精心編導的劇目在政治舞台上搬演，有着戲劇表演那樣的精心細緻的設計、練習和彩排，要赢得觀衆們發自肺腑的掌聲。在此語境中，觀衆首先便是參會代表們，掌聲則是一種儀式，表明他們認可台上演員即領導人，並同時認可這些領導人的提議、方案和權力。

毛澤東的合法性，還有他手下的領導集體的合法性，首先來源於意識形態、個人的魅力、他所已經展示的領導革命的能力，還有他在遵義會議（1935年）之後對中共軍隊的掌控，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有賴於制度規範。不過，這並不意味着他不需要制度性的合法化；這僅僅說明這種形式的合法化不如其在後毛時代那樣重要。

代會的運作，從最初的日期安排到會場裏的裝飾，都充分蘊含着政治戰略考量，完全對在位領導人有利。就此而言，它很像是一個在劇場舞台上精心編導的節目，參與者在其中的角色已經派定，情節也經過了仔細設計，排練更早在數月乃至數年前便開始進行，為的就是最後幾天甚至幾小時中的這場最終演出，能完美象徵黨的精英接受黨領導人的權威、權力及相應的合法性。

對中共來說，保持政權要比任何意識形原則和歷史分析都遠為重要。

對涉及組織事項的章程規定的操控，可以為特定領導人在特定環境中獲得某些領導位置鋪平道路；而對意識形態的操控，則是為了授予一些政治家以黨的偉大領袖的歷史地位

對這樣的選舉來說，候選人資格不是那種可以與其他對手展開進一步競爭的資格，而是皇冠與戲服，領導人們頭頂皇冠、身披戲服登台，展示自己受歡迎的程度，欣然接受掌聲。選票不代表一種作出選擇的權力，而是見證與忠誠的象徵。正是依靠這樣的選舉，領導集體的合法性在制度和政治兩個維度上得以構建、確認並完善，而這種合法性在本質上來講，在於那些參與了認可領導人權威這一法律過程的人對新一屆領導人的接受。

自己非經民意授權的權力，經過種種制度操控的把戲，宣稱為是「正確地」代表了「民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