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中国的国粹

避讳一事是砖制国的特产品，又是象形文字国的特产品，故此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东西。中国的避讳之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则被东亚，闻名世界，可谓中国之国粹。

孔老夫子在编纂《春秋》之时就明确指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个讳最初是讳事，即把对尊、亲、贤者不好的事迹加以掩饰或是不书，以示对其之尊敬。后来也演变成对其名字的避讳，不直书其名，表示尊敬。归根结底，这种避讳还是为权力讳。中国传统政治一切权力都是由王权派生的，天子或曰皇帝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一切权力活动围绕“五独”来展开。汉字自然也不是权外之地，皇帝的名讳自然也要独占，不许他人染指。

避讳制度起源于周，成于秦汉。秦汉时期，开始有避讳改字的方法，即把用与讳字意思相近的字替改，例如改楚为荆，改邦为国，改姮娥为嫦娥。至唐而盛，至宋而极。

唐朝时候有避讳缺笔的方法，与改字的方法并用，比如是李世民的世·民写作的时候缺一笔少一笔，或者径直将民写成氏，改成人。为了避唐室先祖李虎的讳，还把夜壶“虎子”改成了“马子”，“虎”吸进变成了“马”吸进。山药原名薯蓣，因唐代宗名豫，避讳改为薯药，又因宋英宗讳曙，改为山药。怪不得山药常常与蓝莓相配，盖因唐宋避讳改名，又难又霉。宋朝时田登作州官，不许人说灯字，全州把灯改为火。到了上元节，吏人写了一则告示，说“全州放火三日”。于是成一俗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到了元朝，蒙古统治者不太习汉文化，都以蒙古语为名，译音没有定字，就不讲这个避讳。到了明朝，避讳的方法也比较疏散，没有唐宋那么严密。及至清朝前期，兴起文字狱，避讳又搞得非常严厉，甚至到了“避席畏谈文字狱”的地步，人人自危。

除了改字缺笔，还有空字、改音的方法。空字，顾名思义，即提到某人名讳时，空而不书，或给打个囗，或写个“某”，或写个“讳”，犹抱琵琶半遮面。久而久之，后人甚至连他的真名真姓都搞不清了。改音之法比较复杂，远不如改字缺笔方便，以至于历史上有过但是示例较少。

到了清朝末年，避讳制度仍然存在，直呼皇帝姓名那是大不敬。1903年6月20日，Ge命青年章太炎在《苏报》上刊登《驳康有为论Ge命书》，直骂被康有为奉为明君的光绪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载湉乃当朝皇帝的名讳，直呼其已数不敬，再骂小丑，还不知道分清豆子和麦子，这是缺乏基本常识，赤裸裸人身攻击。

此文一出，天下哗然。清政府割地赔款可忍，攻击皇帝不可忍。

于是下令，逮捕章太炎和鼓吹Ge命的邹容。可是，当时章邹二人都在上海租界，是拥有治外法权的法外之地，清政府想要拿人，还必须得跟上海工部局的交涉。清政府与洋人交涉了半年，1904年终于宣判。章太炎被判处监禁三年，邹容二年，限满释放，驱逐出境。1905年4月，距刑满释放还不到三个月，邹容瘐死狱中，年仅20岁。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释放。

民国之后，最高领导人的名讳似乎不用避了，而学起了西方国家，搞起了个人崇拜。原来百姓无言觐见天颜，现在官方想方设法让你看到大总统、主席、总司令等元首的名讳和肖像。袁世凯的大头被铸在大洋上，孙中山的肖像印在钞票上，中山路、中山公园、中山大学等以中山为名的“新事物”应运而生。

蒋介石也不遑多让，与“先总理”的个人崇拜有过之而不及，恨不得别人一听到蒋中正的名讳就稍息立正敬礼。不过国民党最终还是丢了大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那么，民国之后，避讳之法从中国消失吗？恐怕没有，这传承了二千多年的东西，跟皇帝观念一样，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DNA里，换了个马甲，你以为我就认不出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