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八九的中國民主運動

根據今年4月12日支聯會主辦的「八九民運的前世今生」沙龍發言改寫而成。

沙龍視頻：https://bit.ly/2wFqo9h

許寶強發言整理：八九民運 不止是學生民主運動 (明報)：https://bit.ly/2Xv7A8w

本文節錄版 (明報)：https://bit.ly/2Wh16bK

若然說傳承八九的重點在於延續民主運動，那我們必須先瞭解中國民間自八九以來都發生了什麼，民主運動走到了什麼地步，需要些什麼支持。但對很多人來說，最大的疑問反而是，六四後中國還有民主運動嗎？

這當然是有的。雖然六四後沒有再出現像八九民運那種轟轟烈烈的廣場運動，但死心不息的人仍然在，撞了南牆也不回頭的人也仍然在。摡括的說，後八九的中國民主運動大致可以分為4個時期：

• 1989–1999：組黨與政治反對 (地下)
• 2000–2008：走入社區與維權運動 (地上)
• 2008–2013：從公民社會回到政治表述 (地上)
• 2013至今：全面清場 (地下)

我不是學者，也沒有對這個題目有任何系統的研究，這裏其實更多是和大家說說國內行動者的故事。

1. 八九一代：組黨與政治反對

所謂八九一代，指的是直接經歷過八九民運的那一批人。他們可能是參與了運動的學生、老師、工人、幹部，可能曾跑到去天安門廣場上，也可能一直在外省參與或領導在地的行動。和香港經歷過八九的人一樣的，他們受到了最直接的衝擊和洗禮，5月的民主運動喚醒了他們反抗的意願和能力，6而月的屠城則以最極端的手法把這些開始有運動意識的人們推到了政權的對立面。你殺了我的同學，我的朋友，我怎麼可能還與你虛與委蛇？不同於八九民運那種相對溫和的改革訴求，六四過後的政治訴求就是赤祼祼的反黨反政府。當然六四後的氣氛是恐怖的，抓捕處決無日無之，讓絕大部份的人都不敢再動彈，但嚇不怕的那些人，也就因而採取了最決絕的態度，直接踩政治紅線，組建反對黨派，地下組織。

可以說八九期間未透徹的政治覺醒在這期間得到了完成：這一階段的民主運動完全擺脫了求上位者的心態，強調組織與反對，也充斥著很強的犧牲精神，不計個人後果。這也許有八九民運遺留的勇氣在；畢竟集體行動的經歷確實是能為參與者帶來行動的能量，人們互相之間也因著共同經歷產生共同體的感情。

由之，「六四」很自然地成為了最能聯結異見者的一件事，對之的紀念和抗議往往能成為得到最大的支持和迴響的行動。但談六四的代價也極高，長期的牢獄是常態，有時事情還未做成相關的組織者已然被捕。

六四後的這第一批站出來的反對者因著最直接的「血仇」，成為了最堅定的反對者，不少人到現在也還一直堅持着。但與這種最直接堅定的政治反對相對應的，卻是在公眾層面的完全封殺 — 政治反對沒有公開活動的任何空間，他們亦缺乏在地和獨立的傳播渠道，政治反對者因而成為了和群眾脫離的一群人，無法對社會大眾有任何影響力。

這些人都做過些什麼呢？舉幾個例子：

四川陳衛

他是北京理工大學胡耀邦治喪小組成員，北京理工大學髙自聯常委、秘書長和絕食團團長。在廣場上的他，還未有什麼反黨反政府的「遠大目標」，但屠城改變了他。

「六四」屠殺後，陳衛回到老家四川省遂寧市，同劉賢斌等同學一起籌劃成立地下高自聯，不久被捕，收押在秦城監獄，1990年12月獲釋，被開除學籍。

1991年陳衛在北京與胡石根、王天成、熊焱等人秘密成立「中國自民黨」、「中華進步同盟」、「自由工會」、「中國團結民主聯盟」等地下組織，後因籌劃「六四」事件三週年紀念活動被國安機關偵破，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陳衛其後多次進出監獄，至今仍在囚。他的孿生弟弟陳兵，因為釀制「銘記八酒六四」於3年前被捕，也在獄中。

貴州陳西：

屠城的第二天即6月5日，陳西便在貴陽組建了「貴州愛國民主聯合會」，以延續學運，抗議屠城。陳西在成立該會的會議上說將風險說得明白：「今天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是冒著生命危險來到這裡的……我們來到這裡正是要反對暴政，正是要以卵擊石之勢對抗暴政。」

貴民聯發佈了《告全省同胞書》及《罷工宣言》，在工人、市民間散發，更發動了上千人參與的抗暴政罷工。政權的反撃來得極快；6月13日，陳西及多位貴民聯成員被捕。這個只存在了約一個星期的「非法組織」，為陳西換來了3年的牢獄之災。這位曾經的大學老師，政工幹部，自此之後就成為了一名堅定的「反革命份子」。

陳西92年出獄，3年內就再次被捕。這次，他是作為中國民主黨貴州分部的首犯被捕的。這同樣是個短命的政黨，它甚至還未正式公開成立，骨幹成員便俱已落網。他們以政黨名義做過的事情僅是發出過兩份公開信，和在天安門散發了些傳單。即便這樣，陳西仍被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判刑10年。

胡石根

胡石根於1991年至92年期間，曾組建多個反對政黨及團體，包括「中華進步同盟」及「中國自由工會籌備委員會」。1992年，他計劃利用模型直升機在天安門廣場空投傳單，以抗議中共六四屠殺事件和紀念六四死難者，卻於1992年5月27日被抓捕，後以涉嫌「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20年。

可見在這期間，異見者一直在努力搭建組織平台，作為延續運動的基礎，也同時在想辦法繼續做公開的抗議，將他們的訊息傳播出去，但收效甚微而代價高昂。他們強調政治理念，但社會基礎薄弱。對他們的逼害和逮捕，彷彿是發生在平行世界，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有這些反抗的存在。

這波組黨運動在1998年達到了高潮。那年克林頓訪華，這些原本潛伏在地下的政黨團體便覺得可以趁機走上水面，公開活動一下。他們也確實這樣做了，克林頓到中國的第一天，中國民主黨浙江省籌委會便到了浙江省民政廳公開申請註冊，其後北京、上海、山東、湖北、遼寧、四川等地先後成立籌委會。中國民主黨的宗旨是「終結一黨專制，建立民主政體」，12條綱領涵蓋政制、報禁、土地、司法、軍隊、教育、社會褔利、民族自治等範疇，有着相對全面的政治論述。江澤民對這組黨潮曾公開表示擔憂：「近來有一個動向，就是國內外的敵對分子相互勾結，策劃所謂「合法組黨」，或者打著什麼別的旗號搞組黨的政治圖謀，實際上是想在中國搞出一個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反對黨，最終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對他們的這種政治野心，我們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風吹草動，必須立即制止在萌芽狀態，必須堅決徹底地粉碎他們的這種企圖，切不可心慈手軟。」

因着克林頓的關係，異見者獲得了暫時的活動空間，但這個外人開的口子終不可長久。同年12月，中國民主黨即遭全面打壓，數以百計成員被捕，判刑大多在10年多左右。這波組黨潮雖讓外界難得地看見了一場大規模的反抗，但公開行動的後果就是異見力量也幾乎在這一役中被一網打盡，坐牢的坐牢流亡的流亡，失去了行動力。

2. 千禧年代(2000–2008：維權運動)

踏入新世紀，中國社會也在急劇變更，民間矛盾變得更多元化。隨着網絡、論壇等的興起，人民多了討論和傳播的平台，多了民間冒起的意見領䄂，因六四被邊緣化的異見知識份子也重新找到了聲音。

社會的多元化也催生了人民力量的另一種想像 — 除了直接針對政權本身的組黨和廣場運動，公民社會是否可以是另一條進路？跳出對政權爭奪或官廷政治的關注，自下而上的組織是否才是真正的民主運動？或者也可以說是民主黨覆滅的衝撃 — 此路不通，那是否要開拓新路？

這段期間出現了愈來愈多的「維權行動」，2003孫志剛事件發生後更被稱之為維權運動元年。孫志剛的事件很有那個時代的特徵：一個無辜的大學生因收容遣送被打死，經過媒體報導惹起公憤，然後知識份子聯名上書，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皆大歡喜。人們開始看見自己的力量，行動的力量，原來我們也是有能力改變這個社會，這些不公平的制度。不少行動者也因着各種維權行動聲名鵲起，在公眾間得到認可和話語權。2004年人權入憲，更是讓民間對以人權論述推動改變滿有期待。愈來愈多的NGO尤其是權利NGO如雨後春筍般冒起，參與到各種議題的工作裏去，如勞工、女權、土地、愛滋等。

北大一位叫王天成的老師，就點出了這個時代的轉變。他本人在六四後也曾因組黨坐牢，但他其後反思指：「我們那個時候（1980年代）更多的是一些政治口號、政治宣言式的東西，要民主，要人權，要新聞自由，要修憲等等，以及一些組黨的實驗。這些是民運的典型做法。現在你們這幫律師終於找到一個渠道，讓這些大的政治理念、政治口號和民眾的生活、和民眾具體的利益聯繫起來；你們不需要去喊要言論自由，但是你們通過楊子立或胡佳、譚作人這樣的案件；或者你們在一個拆遷的案件里去維護當事人的財產權利，這就和具體民眾的生活聯繫起來了。這個有力量。我們那一代苦苦地尋找民主、憲政、自由這些大的口號和普通民眾命運之間的聯繫，但沒有找到。」

上面提及的那個在「六四」後便立即發動罷工的陳西，也在這期間完全改變了他的策略。他不再搞地下組織，而是強調公開，陽光，主動交待自己計劃活動，以合作換取空間，有點像香港的「又傾又砌」。他也不再直接談反對，改為以人權為工作重心，開辦了「貴州人權研討會」用國際人權的論述換取合法性和行動空間。

在這階段，行動者更多的利用法律維權、參選人大等某程度上是體制內的方式去行動，而少講對體制的完全否定，或政治理念上的訴求。這種取態確實換來了更寬闊的行動和傳播平台，但是否也有被體制馴服的風險呢？究竟是去政治化法律維權重要，還是要堅持民主立場，不避諱說政治反對？只談人權不談政制，可行嗎？要求國家守法，上書要它保障人權，是否另一種形式的卑躬屈膝？民間對此一直有着激烈的辯論。這場爭論的背後，也藏着大部份人對反對及革命的恐懼；六四的慘痛經歷，讓不少人對否定體制的「過激」行為有着本能的抗拒。

這種爭論體現於丁子霖與高智晟的著名爭論中。那是2006年，丁子霖向高智晟發出了這樣的一封公開信：

「每天看到有關您發起的「反迫害維權接力絕食」的消息，我總有一種不祥之感。我彷彿又回到了十六年前的那些寢食難安的日日夜夜……我還是要勸您停止絕食，因為我不知道您這樣堅持下去會有什麼樣的結果，難道唯有拼個魚死網破才算是我們的追求！您想過沒有？萬一再發生類似十六年前那樣的慘劇，我們怎麼向那些受害者的母親和妻子交待？

我不相信這樣的絕食運動能達到為老百姓維權的目的，我只相信每一個維權個案最終得通過法律手段去解決。因此我很難理解您為什麼這樣輕易地放棄律師職業而去從事政治活動。我覺得您把維權活動與政治活動攪到一塊去了。在我看來，把維權行動政治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這會給維權的民眾帶來難以承受的風險，而您則會越來越遠離那些需要得到您幫助的底層民眾……

高智晟先生，中國不能再搞什麼群眾運動了，即使像1989年那樣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也不能再搞第二次。」

而高智晟是這樣回應的：

「政治本身應該是公共的和美好的。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言：政治是眾人之事。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倡導一種基於人性的、良心的政治。另一方面，在制度文明方面，法律本身即是政治遊戲規則運動的結果。政治的文明本質決定著法律的文明和本質。離開對政治的關心而去談法治，得到的只能是任人宰割的悲慘結果。今天中國社會人民命運的悲慘現狀，不是正在證明著這樣的嚴峻規律嗎！」

但這兩種立場是否必然衝突的呢？有沒有辦法堅持政治反對之餘也能走入群眾？杭州的呂耿松就嘗試找出這樣的一條路，努力在維權群體和反對政黨之間搭建橋樑。

呂耿松於1983年畢業於杭州大學歷史系，十年後，當同學們的事業開始騰飛，他卻因為談論六四一下子成為了擺地攤的。到地攤所在夜市被強拆，他又成為了一個維權的，憑著他的學識帶頭為夜市經營者討要公道。自此他成為了那些草根維權者們的救命稻草，愈來愈多走頭無路的人們向他求救，找他發聲。他義無反顧地去幫助他們，為他們寫文章，整理維權材料，發佈網上呼籲，並一邊學習法律。同時，他亦撰文評撃時政，成為了小有名氣的網絡作家。他曾在香港出書，寫中國的貪官污吏。

這期間他加入了中國民主黨，力推中國的民主運動應當扎根於民眾當中。在他和黨友的努力下，民主黨在浙江的訪民、維權群體中無人不識。有一位訪民就曾對來威脅他的警察說： 「 你們共產黨只知道欺負老百姓，從來不為我們辦事；民主黨人不但同情我們，幫我們說話，還幫我們辦事。」

2008年的零八憲章可以說是這一維權時代的轉捩點。民間重新檢起政治話語，論述一系列的政治訴求。憲章運動98與組黨潮有相似的地方，同樣是借助外力來一次大表態 — 零八年是北京奧運年，行動者們就賭北京不敢拿他們怎樣。事實上零八憲章所受的打壓比起民主黨確實要少，雖然也有好些人被捕和被判重刑，但聯署的幾萬人並沒有受到大規模的掃蕩。但零八憲章的局限性也是它只是表達一個態度，卻未有想去組織背後的人，去系統地延續運動 — 因此當領頭人被捕，運動便無以為繼。

3. 2008–2013：重新發現政治運動

維權運動像八九一樣，帶來了又一批人的參與與覺醒。裏面有本不關心政治，但參與了身邊救助公益的人，有未經歷八九的年青人，有草根行動者，有在維權過程中受打壓的人，也有專業的NGO工作者。經過近十年的思考與嘗試，這個群體中又再次生長出更有政治取向的行動。

這其中的表表者可說是許志永博士發起的新公民運動。他們的宗旨是「自由、公義、愛」(有否想起和平佔中？)，雖然未直接談政治反對，但做的就是跨議題跨地域的公民網絡組建，圍繞財產公示，教育平權，同城飯眾等搞活動，形成了鬆散但強大的全國性行動網絡。

新公民運動有着知識份子帶頭的底色，而另一邊箱，草根的行動者也開始發展出如「推特黨」的網絡，更多的強調行動而非理論。「推特黨」就是一群會翻牆會用Twitter的網友，他們在牆外接觸到了牆內接觸不到的訊息與同道人，慢慢形成一個特殊的共同體。如果說他們有宗旨，那就是「維觀改變中國」。他們也是一個全國聯動的網絡，發起維觀各類維權案件，表表者包括屠夫(吳淦)、王協蕻等。他們在2013年於鄭州第三看守所的行動可說是極有標誌性的，為了爭取釋放在看守所內的良心犯們，推特黨人在看守所外絕食抗爭近一個月，近百人參與。他們打出的口號很直接：「在中國大陸的民主鬥士為了喚醒沈睡的中國人，要麼身陷囹圄，要麼就是在去監獄的路上」。雖然沒有清晰的政治綱領，但這批人不避談政治，也勇於行動。

而最接近香港的廣東，則發展出更有對抗性的街頭行動。「南方街頭運動」就是重回街頭的政治反對，借鑒香港習以為常的示威抗議，在街上打出結束一黨專政等口號，以快閃行動為主。「南方街頭運動」可能更近似香港的鳩嗚團，以草根為主體，強調民主及反對，但沒有長篇大論的論述。他們凝聚的能量亦不容小覷；2013年在廣州的南方週末事件中，他們就聚集了近百人去參與連續數日的抗議，在大街上打出「民主中國」的旗號，呼籲路人簽名。

4. 2013年後：習近平上台，全面清掃， 轉入地下

然而這些在民間百花齊放的抗爭，自2013年習近平上台後就遭到全面清掃，又一次的要轉入地下。不再需要有去政治化或政治化的爭論，反正獨立於政權的民間力量，一律要拉要鎖。上面提到的陳西，用人權研討會的名義照樣逃不過，被判刑10年。民主黨的呂耿松於2014年被捕，判刑11年。許志永因新公民運動判刑4年，南方街頭運動的謝文飛、王默 — 因上街聲援雨傘運動被判刑4年半。而高智晟，甚至一直失蹤至今。

八九一代的抗爭者經過30年的打壓已漸次零落，但新一代的抗爭者，又可以如何走下去？

新一代的這些人，沒有經歷六四的不死不休，但六四於他們往往也是認清這個國家的入門點，是一個覺醒的渠道。一談六四，大概就可以分辨對面的人對這個世界有多少認識，清不清醒，是不是同道人。他們或許有見證身邊的打壓，或許是從維權年代開始參與社會事務，甚至不少會有國際視野和連結，能熟練使用人權話語。但這些能力在當下的中國社會幾乎無用武之力 — 在高科技極權之下，公開行動的空間已被收窄到幾乎沒有，連境外的網絡也不再是淨土，上個Twitter翻個牆就可能要坐牢。反抗者的技術要求大增，新一代會說我不和不用安全軟件的人合作，這樣上一代與新一代的行動者的鴻溝亦愈來愈大，成了斷裂開的兩群人。但就算在技術認知相彷的人之間，為了安全起見也往往只能單線溝通，難以組織，也再難以有公開的平台或知名度。行動者往往要過着種雙面人似的生活；他的抗爭與人權工作是不被主流社會接納的，不見得光的，只能藏着掖着，反正說出去旁人也無法理解，還會為工作帶來風險。

這裏我想說下甄江華的故事，他是社工，也是「權利運動」的執行理事。對於一些朋友，30歲出頭的他，是一個愛貓、愛攝影、愛助人、興趣廣泛，陽光有愛的一個年青人。但對於另一些朋友，他卻是長年在暗夜中行走，對自己像苦行僧般苛刻的獨行者。他為受苦難者到處奔走，嚴格定時刪除手機訊息，電腦上有著各種加密措施，絕少和朋友作不必要的聯絡，對衣食住行的要求都壓到最低。為的，是為坐牢作準備。他的工作不能對任何身邊人說，連妻子也不能，造成了兩人的隔閡。他最終選擇離婚，也為了保護她。2017年9月，他終於因為支持良心犯和紀錄人權侵犯的工作被捕，被秘密關押及審訊，一直見不到自己請的律師，至今仍在獄中。

這就是現下中國年輕抗爭者的生活狀態 — 隨時準備着坐牢，把自己活成一個孤島，自己所在乎的着緊的通通只能爛在心裏，沒有掌聲沒有花環，哪天被捕了消失了也不會有迴響。但仍是有這麼一群傻瓜，一直在堅持着。

在這樣的環境下，在香港的我們，有什麼能做的嗎？

首先我認為我們先要棄掉我們是在幫助「受害者」的想法，不應政權的打壓去標簽他們的身份，或者家長式地去想如何保護他們。他們更應是我們民主路上的同路人，是有着自己的理想和想法的行動者，有着想要做到的事，也準備付出代價。我們該想的是怎樣支持他們去行動，去達到目標，包括技術上、資源上、經驗上、論述上的交流和支持，而不是停留在有人出事了才去救火，或只停留在坐牢很慘很佩服他們的論述。就像劉曉波先生說過的：「一個不同政見的異見者不單要學會怎樣反抗，而且要學會怎麼去面對這種打壓，怎樣坐牢。一個異見者能平靜地、樂觀地面對這種處境，沒有值得炫耀，就像一個工人做好工，農民必須種好地，一個教師必須教好課一樣。你選擇了這個，這就是你選擇的一部分。」這句話，放在現今的香港也同樣適用；我們不可能期望不付任何代價民主就能從天而降。該做的，是尊重而非神化這種選擇，並以平等的心態與其同行。

兩地民主運動的互助並行，除了是大義所在，實際上也是互惠互利的 — 國內的抗爭者比我們更了解共產黨的手段，有應對極權的豐富經驗，而香港也有國內欠缺的傳播及組織資源。兩地民間的團結，能互補不足，形成對抗極權的強大力量；反之兩地民主運動的孤立與切割，正正就是當權者所樂見的。就像八九的支援運動促成了香港一代人的民主覺醒，對他人的關心和支援從來不會是減損自身的，而是一種自我的成長、民主精神的體現。這才是真正傳承八九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