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崑.Paulos
李建崑.Paulos

原籍台灣新北市,曾任大學教師。對各知識領域都懷有熱情,甚願與時俱進、謙卑領受。唐代文學曾是個人教研專業,目前仍以閱讀、寫作為生活重心。曠觀寰宇、體驗生命、反思世道、散發正能量,將所思所感、發而為文,是最大的喜悦。拙作有幸得到文友青睞,感到榮幸!敬請多加瀏覽、批評、贊助、指教。

淺論中晚唐「苦吟詩人」

古典文學 悅讀唐詩 苦吟詩人

唐詩發展到中晚唐時期,出現「苦吟」現象,此為論者所共知。「苦吟」起先是普通詩語,其後有了豐富涵義,後世詩評家更用以指稱具有創作特色的「詩歌體派」。

中晚唐時期苦吟觀念之產生,有儒墨思想之觸發、也有杜甫韓愈為先導,更有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中晚唐時期的讀書人普遍悲觀、絕望、遁入內心。苦吟為詩,除了是一種精神解脫,更是實踐創作理想的手段。對於中晚唐時期「苦吟為詩」這個文學現象,不論是從創新破俗、獨見情性的角度予以稱賞,或者從乖違自然、才淺氣狹的角度加以非議,都是極有趣味的課題。

文學史家常將「郊寒」、「島瘦」、「武功體」視為苦吟詩人的三大典型。

孟郊堪稱是「苦吟詩人」的代表。貧寒困頓的現實生活、偃蹇坎坷的仕途、無子絕嗣的悲哀、孤僻寡合的性格是孟郊「自鳴寒苦」的主因。寒苦詩一方面是孟郊發憤著述、不平則鳴的創作實踐;也是面對貧困,超越悲苦的產物。就心理層面來看,孟郊反覆吟詠寒苦,多少帶有心理自衛的作用,從而減輕貧寒困頓對心靈所造成的創傷,使孟郊受挫欲望獲得替代性的滿足。值得注意的是:孟郊不僅止於吟詠自身的貧寒與病苦,還將筆鋒指向社稷民生的飢寒困頓,對於同時或前代寒士的偃蹇窮窘,更不吝於表彰追悼。從而使其寒苦詩,不止是小我的悲吟,更具備表現深度與普遍的意義。

孟郊之詩作,雖多哀情苦語,然由於他對人情世態有深入觀察;親歷藩鎮變亂時,滿懷憂患社稷之心;在佛道教義,又有深刻體悟;以苦吟的態度,精心結撰,寄託幽微。就語言風格來看,孟郊用字約潔、筆法繁複,篇體簡短,優越之用字技巧,使得孟郊詩,思致深刻,不乏情理意味。無可諱言,哀情苦語也會使人讀來不懽;但是孟郊透過尖新的措辭、奇詭的意象來表現寒苦,則使這些詩具有獨創的意義與嶄新的風貌。孟郊本其特殊才思,在這些作品中創造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冷峭詩境與苦澀美感;或許正是這些東西,在各個時代中,不斷觸動著讀者心絃。

前賢在論及另一苦吟詩人典型賈島時,常舉孟郊作為對照,有謂「孟拙賈苦」者、有視孟賈為「草間吟蟲」者,有謂讀孟、賈詩如「嚼木瓜、食寒虀」者;其實吾人如持「賞奇花、品異酒」之態度面對賈島詩,反能別有會心。前賢苛刻之評價,不必視為當然。賈島與姚合近三十年的交往,以五律為主,交互影響,對彼此詩風之形成,肯定是一大助緣。平心而論,賈島詩固有限制與缺失,其實不乏獨到之特色。基於特殊之材性氣質,賈島在中晚唐間,苦心孤詣,力求表現,的確開拓出與眾不同之風貌。

賈島詩既經苦思冥搜、琢鍊推敲而得,兼有寒苦、古雅、平淡、深細、奇警等詩境,故本書權以「寒狹」概括其詩風。賈島以佛理為思想基礎,以恬淡自安為基本心態面對人生挫折﹔運用平常題材、普通詩律,傾畢生之力於近體詩,因此五律成就尤高。唐朝之五言律詩,自高宗神龍起,陳、杜、沈、宋開創於先,李、杜、王、孟、岑、高承繼於後,至杜甫已至巔峰。杜甫之後,有尚有錢、劉、韋、郎諸家。發展至中晚唐,固然「法脈漸荒,境界漸狹」、詩人「僅知煉句之工拙,遂忘構局之精深。」(清.顧安《唐律消夏錄》) ,蒼莽之氣比較缺乏,難與前人爭衡。然就五律之抒情寫景言,賈島詩運思之精、鏤景之細,所得之成就,實不在其他詩人之下。

由中晚唐詩壇來觀察,不難發現中晚唐詩人中,確有一個奉賈島為精神領袖之苦吟詩人群體,他們從賈島詩尋求精神寄託與心靈共鳴,他們以清冷之意境、淡漠之詩情、佛禪之意蘊,真實呈現下層文人之哀喜,藉此排解處身唐末、仕途坎坷的辛酸。賈島在中晚唐文學擁有一定之歷史地位,殆為不爭之事實。

至於苦吟人的另一典型姚合,則以〈武功縣中作〉三十首贏得千秋之名,並且在晚唐詩壇擁有一席之地。其獨善其身、流連風物之「閒適情懷」以及清峭卻不流於僻澀之詩歌風格,實為受到後代詩論者尊崇之主因。身為縣級官員,姚合在〈武功縣中作〉中多次談到種藥、修道、養生這些直接與吏事相左的內容,將吏人之隱逸生活作了深細之描摹,其生活圖景,其實與一般處士並無差異;其閒適情懷,亦非聽訟之餘的生活調適,其實已至「玩忽職守」、「尸位素餐」之地步。姚合在〈寄永樂長官殷堯藩〉有云:「故人為吏隱,高臥簿書間。遶院唯栽藥,逢僧只說山。此宵歡不接,窮歲信空還。何計相尋去,嚴風雪滿關。」由姚合對殷堯藩之忻慕,及其他同官友人隱逸生活之欣賞,即可獲悉姚合十分認同自大曆以來、流行於官員間的「隱於吏中」或者「以吏為隱」之生活理想。

關於此一議題,日本學者赤井益九、大陸學者蔣寅皆曾針對「吏隱」做過精彩研究。唐代詩人「詩意地棲居在衙衛、郡齋」,以吏事、宦情為題旨,亦復不少。文士從政之心態與困境,侯迺慧教授於多年前所作有關「郡齋詩」之研究,曾提及文士從政卻寫些閒暇主題,原因有很多種:或有可能是民風純樸或太平盛世,以致鮮少訟獄;或有可能是官員本身性格;更有可能是官員對政途失意所做之「委婉美化的抗拒」。

從姚合〈杭州官舍偶書〉:「無數理人人自理,朝朝漸覺簿書稀」係以樸民自化解釋其閒適;從姚合〈武功縣中作〉其二云:「自知狂僻性,吏事固相疏」則是自供生性狂僻。姚合在〈武功縣中作〉雖曾說過「宦名渾不計」,但是也曾抱怨:「一官無限日,愁悶欲何如?」;身為主簿,卻「簿書多不會」、「簿籍誰能問」;「作吏無能事」之言,竟也能說出口,所以,姚合在詩中呈現的其實是十分複雜之情懷。〈武功縣中作〉三十首除了對吏隱主題之深化,其實也對晚唐文士從政心態與困境,作了極其深刻之展示。

晚近不少學者關心中晚唐詩人體派分合之議題。大陸學者余恕誠教授曾提及晚唐兩大詩人群落:一為「綺豔詩人群」,一為「窮士詩人群」。余氏其實是採南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九引張文潛語而來。由於余氏是以較為寬泛的角度所作的觀察,目的只在勾勒晚唐時期的詩壇現象,並未詳列「窮士詩人」的名單,然而就其文中涉及的詩人,則所謂「窮士詩人群」大體與晚唐「苦吟詩人」群互相疊合。

而馬承五先生曾自《全唐詩》檢索整理出一個相互酬贈詩作之統計,並由詩人之往來關係以及藝術標誌,提列出:孟郊、韓愈、賈島、盧仝、馬異、劉叉、姚合八人為「苦吟詩人」。由於馬氏關注的對象僅限於中唐詩人,因此所列的「苦吟詩人」成員,嚴格來說,仍不完整。

從文宗太和到武宗會昌末的詩壇看來,姚合應是「文壇風雅主」,因為當時在姚合周遭聚攏了大批文士,彼此有極頻繁的詩歌往來與師承淵源。筆者曾使用東吳大學中文系陳郁夫、許清雲等教授所製作之《全唐詩全文檢索系統》,以李洞、清塞、曹松、馬戴、裴說、許棠、唐求、方干、雍陶、無可、喻鳧、劉得仁,姚合、賈島等人作為「檢索項」,所進行之調查顯示:從長慶至開成,李洞、清塞、曹松、馬戴、裴說、許棠、唐求、方干、雍陶、無可、喻鳧、劉得仁,與姚合、賈島來往互動,最為頻繁。(從吳汝煜《唐五代交往詩索引》相關欄目,也可驗證。)所以,當韓孟、元白兩大詩人群體逐漸退出詩壇時,以姚、賈為首之苦吟詩人,適時成為長安詩壇生力軍。

在這些詩人中,除了孟郊、賈島、姚合之相關資料較多,其餘大多作品流失,資料嚴重不全。筆者曾在拙作《中晚唐苦吟詩人研究》(秀威科技公司,2004.7)就僅有的史料,對這一群詩人略分兩大系列:李洞、清塞、曹松、馬戴、裴說、許棠、唐求在詩歌風格上,大體承繼賈島奇僻之風;謂之「賈島系」,亦無不可;至於方干、雍陶、無可、喻鳧、劉得仁,由於與姚合往來較為密切,大多承襲姚合清雅之格,因謂之「姚合系」。兩系其實並非截然分立,而是交叉相疊的狀況。

中晚唐苦吟詩人普遍際遇不佳,即令能得功名,也多位居卑官。比如孟郊曾任溧陽尉,賈島曾任長江主簿、普州司倉,張蠙曾任金堂令,李郢曾任州從事,李中曾任吉水縣尉,馬戴曾任龍陽尉,都是官位甚卑,無足輕重。或者終身為處士,如盧仝、馬異、劉叉、劉得仁(一生未第)、方干、李洞、唐求,都至死生未得功名。或者曾為僧徒,如周賀(法號清塞);無可是賈島從弟,亦曾為僧徒。與其他唐代士人一般,這些苦吟詩人,都有長期求仕歷程,只是際遇各殊而已。

苦吟詩人在世之日,際遇不一,雖不能升之廊廟,1發展長才,然而嘯聚一室,苦吟孤索,也大體維持著讀書人應有之分際。不論處身盛世或衰世,詩人對自己出處行藏,都有深細的甄辨與抉擇,近於孔門狂狷之士。清人李懷民說:「余定中晚唐以後人物,有似於孔門之狂狷。韓退之、盧仝、劉叉、白樂天,狂之流也;孟東野、賈島、李翱、張水部,狷之流也。後世人不識,或指其言為俗劣、為粗鄙、為真率、為妄誕。嗚呼!是皆浮沈世故、居心不正,徒以香情麗質為雅耳。」洵為知言,再次引錄,以饗讀者諸君。

延伸閱讀:《中晚唐苦吟詩人研究》(秀威科技公司,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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