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很可能是整个世界未来的样子

一直都很想读《重庆大厦》中文版翻译，一拖再拖，才托朋友的福，从他那里借到了薄荷实验出版的中文版。

原书的语言本身就十分朴实易懂，中文译本保留了这种通俗性，想来译者是花了不少心力的。有时候翻译理论术语反而要更简单，毕竟有点像通货，如何换算已经约定俗成，但要保留那种日常生活中的朴实无华，而且还要贴合中文语境，反而更难。

书中并没有长篇大论的理论分析，更多是在讲述普通人的生活和处境，每一章节中都会包含几个亲历者自述的故事，小商贩、店员、游客，避难者、性工作者、吸毒者，警察、保安、官员，华裔、非裔、东南亚裔，锡克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难怪，在一栋大厦中，就能窥见世界。

这不禁让我开始反思：到底什么样的民族志才是有长久生命力的？每个作者的写法和研究方式，对于所研究的社区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他/她自己的研究轨迹又会有什么影响？

阅读这本书，也让我想起了很久一起与Gordon的一次无意的聊天。美国人类学协会下有一个分协会，叫作Society of East Asian Anthropology，简称SEAA，中文也可以叫东亚人类学协会。Gordon之前做过SEAA的主席，而我因为当时做了几年student councilor，每年会在年会期间遇到他，他几乎年年都参加，卸任后的那几年也一样。

那年会议在加州圣何塞召开，山火之后，空气中弥漫着尘埃颗粒，让人产生一种回到北京的错觉。

在一次集体活动后，将近晚上11点，路边到处是举着手机叫uber的人，我算了算，步行至我住的速8大概四十多分钟，等车可能也要二三十分钟，再加上研究生经费的窘迫，想想还是走路回去了。

不料，没走出几步路，发现Gordon背着一个很不起眼黑色书包，也在往同一个方向走。

“你住哪儿？” 他问。

“速8。”

“哦，我也住那里，那一起走吧。”

我看了他一眼，他大概看出了我的不解，”没错，很多像我这把年纪的老师都会住在希尔顿之类的酒店，对吧？不过，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有张床能睡，有个地方能洗澡就行。“

于是，我们一路走一路聊，除了抱怨天气外， 作为一个处于深度迷茫期、还在写毕业论文的人类学博士生，我当时还问起了学术写作和人生选择。

他说，《重庆大厦》虽然很受大众欢迎，但在人类学内部的评价其实并不高。并不是说这本书不好，而是不够”理论化“。在重庆大厦之后，他又和学生合作，写过一本关于广州非裔社区的书，也是大体上延续重庆大厦的写法。

“这就是我选择的风格，我也知道理论化很重要，可以让你的作品感觉更加’重要‘，或者说更’普世化‘，但是，你的读者也就受到了局限。”

说白了，到底是面向公众写书，还是面向行业内部写书，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写作的风格和语言。但不光如此，这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学者的学术轨迹。

Gordon坦率地说他没想过自己能去芝加哥、伯克利这些以批判理论出名的项目，亚洲才是他的研究地，也是他想要生活、教学的地方。

我记得快走到速8酒店停车场时，他说，“你问我建议，我其实真的没什么建议，要写什么样的东西、做什么研究，其实也是你的人生选择。我选择了那样的人生，至少，我不后悔。”

那句“至少我不后悔”让我记了很久。这次读中文版的《重庆大厦》，突然意识到，或许那些也是重庆大厦中的人教会他的吧。

在非洲、东南亚经济更不发达地区的中产阶级，甚至是上层社会，到香港寻梦，或为避难，或为挣钱，没有人知道自己未来的人生会怎样。

他们或许永远都进不了重庆大厦附近那些更为昂贵的酒店，无法融入当地华人为主的社会，90%以上的人永远赚到想要赚的钱，越来越多避难者无法离开也无法融入。

这座大厦可能会被拆，可能还会在那里，但时事变化多端，尤其是疫情之后，重庆大厦和其中各种人的命运，更不好说。

Gordon在书的结尾预言，“重庆大厦在其特定环境下必然消失，但就更深层意义来看，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也许不久将成为整个世界。” 

确实，在疫情期间的世界，这种不确定性和脆弱感正在不断弥散。失业的，过劳死的，被抛弃的，被遗忘的，被剥夺的，被歧视的，分离的，拘禁的，挣扎而不得的，拥有却不自知的——这些普通人的挣扎，才是最值得被记录的吧。

顺便也分享一下不同的几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