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小水母

Pryor曾经开玩笑说，喜剧事实上诞生于奴隶贸易，诞生于那些运送奴隶的船上。Cathy写道，一个奴隶对另一个说，”你以为你很倒霉吗？我昨天还是一个国王呢！“

Cathy Park Hong说她小时候有收集文具的习惯，长大了，她喜欢收集糟糕的英语表达。比如： Please No Conversation, No Saliva I feel a happiness when I eat Him Roasted husband I’m Bubble Tea!

“Theresa不是被动的，她反抗过。”

被种族化的情绪——消极、烦躁、不能言说(‘上不了电视’)的情绪；该情绪建立在日常种族经历的沉淀、自我对现实的感知不断被质疑或轻视的基础上。

尽管重庆大厦目前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它也将逐渐成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地段全球化不是世界的过去，至少在某些方面它是世界的未来。重庆大厦在其特定环境下必然消失，但就更深层意义来看，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也许不久将成为整个世界。

早上起来，南方的天气阴沉，湿冷。听了@吕频 组织的线上活动， @郭晶 和 @弦子 分享了她们在疫情期间的行动，其中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提问环节中这么几个小细节： 做行动有很多困难，怎么办？有时候要冲动一点，有了问题，再一步一步解决。

理解和政治[i] （理解的困难） 作者：汉娜·阿伦特 译者：王菁 首发于 东方历史评论 “如果我们想要以世为家，哪怕要冒着在这个世界失去家园的代价，我们也必须与极权主义的本质进行永不间断的对话。” 不少人说，如果不能理解极权主义，我们就无法与之对抗。

1624年，倫敦瘟疫蔓延，約翰·多恩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沒有人是一座獨立的孤島……任何人的逝去都是我失去的一部分/因為我是人類的一部分/因此，無需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你而鳴“ 2020年初，武漢因疫情封城。李文亮醫生吹響了警報，但卻來不及聽到為他而響起的喪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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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过去了，再读同一部小说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2003年1月号的《科幻世界》上的第一篇文章是何夕的《伤心者》。已经记不起自己当时是穿着什么衣服、什么钟点、在哪个报亭买到的那本5块钱的《科幻世界》，但当时读到《伤心者》之后再也没有忘记过何夕这个名字，之后也陆陆续续看了他的其它作品。2018年12月24日，莫名其妙地把摆在床头许久的那本何夕科幻小说集抓来看，出版时间为2011年，也就是我出国那...

对当代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中，女性头巾不光是个人信仰选择，还成了政客和大众关注的焦点。究竟头巾意味着什么？在不同国家的公共场所，穆斯林女性该摘下头巾，还是戴着头巾？她们的选择又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并没有现成答案。不过，弗朗兹·法农写于1959年的《摘掉头巾的阿尔及利亚》（Algeria Unveiled）或许会给我们一点启发。由于原文比较长，以下是我的一些总结，希望感兴趣的人一起来探讨。...

最近，台湾撤销了政治犯罪名（具体内容可见德国之声的报道：https://www.dw.com/zh/%E5%8F%B0%E6%B9%BE%E9%A6%96%E6%AC%A1%E6%92%A4%E9%94%80%E6%94%BF%E6%B2%BB%E7%8A%AF%E7%BD%AA%E5%90%8D-%E9%80%BE%E5%8D%83%E4%BA%BA%E8%8E%B7%E5%B9%B3%E...

阅读不光给人满足，很多时候，还会给人一种莫名的焦虑感。时间在书页翻动（现在很多是无法察觉的电子书页转换）之间流动，合上书（离开电子屏幕）时什么都没有被带走，什么痕迹都没有被留下。当然，有人会说，在字里行间做记号不就行了，书页的留白就像等待征服的边境，读者要做的就是在那里留下记号，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可是，我们真的能带走什么吗？又或者留下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这实在不好说。阅读这个行为本身并不会...

今天在读德国文化记忆学家Aleida Assmann的作品时，看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病症——“民族图雷特氏综合症”。图雷特氏综合症（Tourette Syndrome）本来指的是一种常发于青少年时期的遗传性神经性抽动综合症。Assmann对此是这么定义的：“以不自主的多法肌肉冲动和猥亵性言语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原发性体锥体外系统疾病。”...

最近经常在思考文学体量的问题。一个大件作品和一个小作品的耗时能不能相提并论？花在描述一个抽屉的篇幅跟描述一个宇宙的篇幅是否平等？在文字世界中，是否有高低之分？是否有大小之别？一碗热气腾腾的肉汤和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事件相比，都能占据同样的篇幅，获得字数和描述上的同等对待。这种“美学体量”（aesthetic size）真是让人困惑不解。美学家Bert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