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chiman

八男。長者訓話常念在心。於是那個八達通Apple Pay呢?

【參考閱讀】幾篇舊文章/訪談選段

其實這幾個選段除了最後的那篇,都已經放在我的草稿箱裡頭接近三個月,但是一直在躊躇該不該發出來,發了會不會有甚麼壞影響。最後把心一橫,醜婦還需見家翁……

幾篇文章,現在回看,實在不勝唏噓。


「佔中」卻沒有劃下有真正規範作用的安全線,因為以「佔領馬路」來「爭取民主」這挑戰法律的選項(variable),本來就是略帶隨機性的,也可以是「佔領西環」、「佔領公園」、「違例泊車」,反正之間都沒有correlation。這樣一來,運動要麼無人理會,要麼就極難終結,因為參與者即使離開這一條馬路,無論怎樣挑戰其他法律,只要說是「公民抗命」,就可以說是「沒有」違背本來的劇本──此例一開,一般群眾還是會等待「領導」的,但自然也有激進派朋友問:那麼「佔領警署」、「佔領鐵路」、「佔領機場」,可不可以?又或「劫富濟貧」是否「愛與和平」?
假如「佔領機場」真的出現,「佔中」發起人自然明白那會引起怎樣的影響,但由於「佔中」和「民主」本身的correlation含混不清,就算他們勸激進群眾不要「佔機場」,也失去說服力,退場就難乎其難。由於「佔中」沒有理順這些問題,其理念不一定能令政府開竅,其形式卻肯定令群眾開了竅,恐怕日後不同規模的「佔領」,乃至其他形式的挑戰法律,將層出不窮,但只要手法不得宜,崇高的理念,也總有民情大反彈的危機。然則哪一條是紅線?運動提倡者,始終有責任分享。

— 如何以政治科學規範,閱讀甘地沒說的話,與「佔中」的宿命,沈旭暉,2014-10-10


習慣兩極化思考的,無論在哪個範疇,由政治、文化到娛樂,還有最要命的宗教,無論持哪種立場,成為基本教義派後,在下從來敬而遠之。社交網站從來不是能促進討論的地方,它的先天設定,便是為了動員及黨同伐異,「殺君馬者道旁兒」,不要為追求Facebook小圈子的「likes」,而見樹不見林,活在非黑即白的網絡世界。大家沒有責任滿足網絡輿論,不認同的,不必惡言相向,隨便離開就好。
香港能生存至今,百多年來,就是因為有活在灰色世界的藝術,一方面和東西強權虛與委蛇,利用一切空間遊走,另一方面不理會政府合理不合理,繼續找自己的天地,在韋小寶腔的內在,保存骨子裏的善良。俱往矣。
筆者深信絕大多數香港人和筆者一樣,厭惡一切以傷人為目的的暴力,無論來自哪方,但這也已變得不重要。當兩極化已成氣候,更激烈的行為必會出現,執法人員的尺度也會朝同一方向發展,兩極團體不會因此消失,反而會得到各自的生存空間,各方、特別是北京也會對一切framing,直到出現一錘定音的悲劇結局。作為一個長期不在香港、沒有研究香港的離地中產,背後的脈絡已完全不懂,只知道這些未來歷史,也是過去式了,因為數年前已說過一遍,從此規劃另一人生。這是全球化時代,我們的天地,in every single dimension,還是很大的,共勉之。

— 旺角黑夜的國際思考,沈旭暉,2016-02-11


要知道北京會否退讓、怎樣才退讓,我們必須先問一個根本問題:為甚麼北京不給予泛民主派口中的「真普選」?答案與我的理念不同,但起碼大家必須了解,否則一切的理想和夢,都是鏡花水月。
先說為甚麼中國本身不行西方民主制度。須知不少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思考模式確實和此間理想主義主導的學者不同,真心認為「西方民主」不能隨便移植,相信西方民主制度的(相對)成功,有兩大條件。他們認為有效的民主制度,必須有一前提,就是國民有「國家共識」或「核心價值」,投票才能真的挑選政綱,否則連「我們是否屬於同一國家」、或「我們國家是否要有宗教」一類問題也眾說紛紜,投票的輸家就不可能願賭服輸。這類例子有很多,例如不少非洲國家投票,就是各大族選自己的人;埃及變天後,國民一半支持保守伊斯蘭主義、一半支持西化改革,誰也不服誰;烏克蘭是親俄、親歐分裂;泰國是城鄉矛盾;伊拉克是教派衝突等,都反映共識政治的失衡。美英等國原來也有類似矛盾,所以要通過「循序漸進」方式,在原來的邊緣人被「國家共識」同化後,才賦予其投票權,例如英國投票權由有產階級逐步擴大到無產,美國公民權由白人逐步擴大到黑人。不少第三世界領袖也認為,西方通過昔日的殖民地資源,用外部方式,化解了部份民主化過程的矛盾。由於中國的社會矛盾明顯,國家核心價值不足以融和不同身份,加上有潛在資源危機,一旦全盤民主化,社會就會由上述分裂主導。──以上論述充滿爭議,但重要的是,這是中國內地的主流思想,而且在阿拉伯之春產生不少「非成熟民主政權」後,在全球得到的共鳴也不少。
不少支持香港民主的朋友,其實也認同上述論述,只是認為那是中國內地的事,「香港已ready」。問題是,中國是高度集權的單一制國家,北京一旦確認香港的「地方共識」或「核心價值」,不同於國家共識,那隨心所欲的普選首長,就是對國家政體的改變(承認國家存有多於一種能產生管治的核心價值),日後更難以中央的「國家價值」,整合新疆、西藏、台灣、城鄉等各種矛盾。在過去十多年,北京認為香港人心遠遠未回歸,連溫和建制派也聽不下去,因為連他們也是「只按香港人自己的立場看問題,沒有充份考慮國家利益」,這次只是總爆發。
加上根據基本法,香港的自治權限很高(起碼高於同樣是被授權的蘇格蘭),行政長官的權力確實很大,有點像昔日的港督,而昔日港督主要不是管理內部(那是布政司的職責),而是負責英國在遠東的國家利益。假如行政長官不能照顧中國國家利益,北京覺得是國安危機。舉例說,假如北京要通過香港的中國銀行向北韓匯款援助,這屬於國家外交層面的事,但被廉政公署發現了,若不認同中國價值的行政長官公事公辦,就會破壞外交利益(類似事情,港督在殖民時代辦過不少)。近年普京把一些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民選首長變成委任,用的也是同一原因。這種觀點,基本上是單一制國家的心魔,有沒有可能破除?極難。
至於甚麼「美國以香港為重返亞太基地」、「借香港向內地輸出顏色革命」等漫天陰謀,在一般港人看來遙不可及,但我們必須從制度的框架理解之:習近平上台後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把由外交部到港澳辦都包含在內,對港政策和對美政策被北京高度掛鉤,即使他們不是真心相信外國勢力論,這樣一掛,也可以隔山打牛,對反制美國重返亞太宣示「決心」,同時對內地的親美自由派殺雞儆猴,畢竟中國內地早晚也得民主化,更可能是以現在人大定義的所謂「香港模式」為樣板,假如香港出現被標籤為收授美國援助的行政長官,北京就擔心有連鎖效應。自此,北京對港政策不再以和諧為主軸,變成國家安全主導,於是出現了人大對香港的決定。而這個在香港充滿爭議的決定,在以上述方式思維的朋友眼中(這可是中國精英的主流思考模式),不但「順理成章」,而且「寬宏大量」。
根據以上北京思維,所謂普選門檻的真正關鍵,其實只有一點:北京要有否決權,確保它不信任的人不能當選,其他一切條文,都是虛的,但權不能落在「對方」手,是實的。不滿意、拒絕「袋住先」的朋友,可以怎樣爭取改變?在純理論層面,選項如下:
(1) 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權;
(2) 改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份的事實;
(3) 改變中國以國家安全處理香港問題的模式;
(4) 改變香港情況以符合北京要求(例如把行政長官降格,真正權力由中央委任代表統領;或通過針對外國勢力的國家安全法);
(5) 改變香港核心價值,將之與中國國家價值趨同。
「佔領中環」的策略,理論上目標是(3),用的方式不是說服,而是施壓,最大本錢不是武器或金錢,或「提高管治成本」,而是悲情的道德高地。但這不同甘地的獨立運動,本來就有民族自決的道德高地,對手是接受國際規範制約的英國;也不同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本來就有種族平等的道德高地,對手是能夠以憲法修訂國家價值的美國。北京的香港民主方案,畢竟沒有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協商或選舉產生」字眼,各國只會說「支持港人在基本法框架內爭取民主」,這和甘地、馬丁路德金的處境有根本不同,全球人民會同情,但也只能同情;群眾能施壓的其他效用則十分有限,而且與悲情效果先天對衝(組織者反而要強調運動對金融市場沒有影響)。結果,香港群眾既沒有國際籌碼,也沒有多少內部籌碼,還沒有國內民意支持,對手是共產黨,則受更少規範制約。本來在零和博弈,爭不到也沒有甚麼,可以持久戰。問題是在北京眼中,「佔中」即使成功,也不會改變(4)、(5),而「提高管治成本」會被強硬派演繹為(1)、(2)(「外國勢力介入與我方爭奪香港控制權的社會運動」),結果反而是強化了(3)的「正確性」,和日後進一步的強硬作風,而不是弱化了(3)。

—— 不中聽的話:如何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沈旭暉,2014-10-13


曾鈺成:最近中央的官員有一個說法,基本法中有一條文,「中央政府可以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說要將其制度化、規範化如何發出指令。令大家疑惑過去,究竟中央政府有否不時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
曾蔭權:我自己經驗並沒有,剛剛已經說了。但法律條文賦予宗主國的權力,像賦予特區政府的法律權力,或是賦予一個執行處處長的法律權力,可以是很大。行使與否需要一個酌情權,亦需有一個明智的決定。據我所知,權力在法律條文中存在,但有否行使、應否行使,我相信每人在這崗位上,都會小心應用。我覺得,有一件事情我學習到,就是有權力不能用盡,除非到了絕境才使用。
曾鈺成:你覺得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實行,有沒有甚麼大家都看到的做法?
曾蔭權:我未曾聽過在我任內的期間,官員的表現,或自己政策的釐定,政策的方向,對我們有特別明顯的指示,真的沒有。當然有很多人說中央有這樣意思,中央有這樣意思,但其實那些人是否真的知道,我也不清楚。我自己也沒有任何的阻礙,可以主動跟港澳辦主任通話,他也可以致電給我。我也不需要靠其他人來告訴我發生甚麼事,也有很多人告訴中央曾蔭權正在做些甚麼,中央也知道。沒甚麼緊張,致電來找我就知道。所以至少我覺得我想不到任何的事件。但近年我看到香港人對自己本身的認同,特別對香港未來的政治會如何,出現一些特別極端的言論,所謂本土派。香港如果有極端言論出現,也不能防止內地某些學者、某些人對這些言論作出一些回應,聽起來,以往沒有提過,現在才提出來,也是一樣。所以牛津(頓)定律,(曾鈺成:作用、反作用)……(笑)

(中略)

曾鈺成:我很完全相信,Donald,在那兩次政改的嘗試當中,你本人都非常強烈希望,能夠通過政改方案。我聽到一個說法,在2005年那次甚至有說法是,「其實沒甚麼人真的希望它通過,除了一個叫曾蔭權之外」。直到2010年,似乎各方面,包括中央以至香港,甚至泛民,即你說的民主黨,他們都明白要通過那個方案。日後如何可以爭取到各方面真正明白,我們一定要繼續向前走,我想這是關鍵。
曾蔭權:對於普選這個目標,我們不要只以為香港需要,我自己很相信內地都希望,中央都想有普選,希望能達到基本法本身的承諾。但在設計和速度方面就有不同意見,特別是香港本身的情況是怎樣,這真的需要一個互信作用。沒有互信作為基礎是做不到。互信包括甚麼,要香港人、普羅大眾,與特區政府的互信問題;立法會與市民的互信問題;立法會議員與特區政府的互信問題;特區政府與中央的互信問題;中央與香港市民的互信問題。這些各個問題,都是一個民主進程必須的條件。如果(互信)愈好,(進程)速度越快,愈(能夠)達成共識。愈離開的話,愈難處理。但這幾年我聽到的聲音,都是為甚麼要相信,當與中央越走越遠時,理所當然在這方面很艱難達成共識。
曾鈺成:是嗎?
曾蔭權:我感覺得到。即是你擔任行政長官有一件事,就是作為一個橋樑角色,特別是行政長官要掌握到這些事情,亦要知道中央內的底線在哪裡,可否挖更多出來取得妥協空間,在兩個妥協空間中找出共同點,就是在這裡做功夫。這才真正做到橋樑的作用出來。如果這樣做就做得成一件事,將來都要這樣做。但這個橋樑當中的空間有多大,完全要看互信方面。所以沒法子急得來。

《回歸.回望二十年》第六集:曾蔭權,2017-7-15


但是世界上有沒有一個那麼開通,那麼自醒的婆婆?是有的,在不丹。
不丹是在喜馬拉雅山旁邊的一個國家,梁朝偉劉嘉玲就是在那裡結婚的。
而我身為一個名人當然我都有去過。是不是?
不過我去到他們就走了。是走了幾年。
那不要緊,他們已經走了,我不就望著喜馬拉雅山望了幾天,又沒有高山症,那不就走了。
那就走,那就坐飛機,厲害了,坐在我旁邊的那一位是誰?是上一屆的不丹的國王——身邊的大臣。
那我當然第一時間我自我介紹,我是香港一個很受歡迎的演員來的。但是他告訴我,他的國王都很受歡迎。
梁朝偉有沒有請他喝先?
那然後他說,因為幾年前,他們國家才正式是實行民主的。
佔領梁朝偉婚禮?
「no no no,我們的國家的人民是不會佔領任何東西,因為我們的人民是很喜歡我們的國王的,他們是根本不想要民主,他們就繼續想被統治,是我們的國王主動放棄了權力,給人民有民主。」
那就是……就是他有高山症了?不然做什麼?
「no no,因為我們的國王是第一個發明了世界上所謂國民快樂總值,最重要是抉樂。一個國家人民最重要是快樂,他認為給了民主這些人民他們就會快樂,所以他就給了他們。」
有沒有那麼大隻國王到處跳啊?
我想一想,不對,你們的國王,我聽說有四個老婆。不丹,你們是佛教國家來的喔?四大皆空我聽得多啊,難道你們四胸皆大?
「no no,Mr. Leung,不是這樣。」
Mr. Leung? 「yes?」
「Mr. Leung,不是。是因為這些人太喜歡國王,他們就希望他有多點種子留下,所以是很鼓勵他娶多幾個老婆。」
我即刻什麼都明白了。那就是說,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你們有民主,我吃四條魚。
所以我們在香港爭取這個民主,我們是時候想一想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究竟我們的特首,是不是不夠老婆呢?

(中略)

各位,我們需要面對一個政治現實,就是我們香港現在,我們發現我們是有這個DNA的:就是我們是好勇敢、也都好善良,未來對我們來講,最大的挑戰就是智慧了。因為,要爭取這個普選這種東西,也都是……其實是非常……艱鉅的過程。聽說剛剛我收到的消息又說林鄭不聊天了?又不聊天了~
(觀眾鼓譟)
是了,一般人就是這種反應。那怎樣才能令到她聊呢?就不是這樣喊可以喊出來的,是需要好大的智慧。所以我就決定了,接下來兩個小時,我就不說話,給大家想下應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是要想的~
是了,大部分人都不想想:我只是有勇敢而已!我整天強調,智仁勇。我們的勇、仁,我們都有了,我們現在需要更多的智慧。

—— 唔黐線唔正常,黃子華,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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