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閱讀】幾篇舊文章/訪談選段

其實這幾個選段除了最後的那篇，都已經放在我的草稿箱裡頭接近三個月，但是一直在躊躇該不該發出來，發了會不會有甚麼壞影響。最後把心一橫，醜婦還需見家翁……

幾篇文章，現在回看，實在不勝唏噓。

「佔中」卻沒有劃下有真正規範作用的安全線，因為以「佔領馬路」來「爭取民主」這挑戰法律的選項（variable），本來就是略帶隨機性的，也可以是「佔領西環」、「佔領公園」、「違例泊車」，反正之間都沒有correlation。這樣一來，運動要麼無人理會，要麼就極難終結，因為參與者即使離開這一條馬路，無論怎樣挑戰其他法律，只要說是「公民抗命」，就可以說是「沒有」違背本來的劇本──此例一開，一般群眾還是會等待「領導」的，但自然也有激進派朋友問：那麼「佔領警署」、「佔領鐵路」、「佔領機場」，可不可以？又或「劫富濟貧」是否「愛與和平」？

假如「佔領機場」真的出現，「佔中」發起人自然明白那會引起怎樣的影響，但由於「佔中」和「民主」本身的correlation含混不清，就算他們勸激進群眾不要「佔機場」，也失去說服力，退場就難乎其難。由於「佔中」沒有理順這些問題，其理念不一定能令政府開竅，其形式卻肯定令群眾開了竅，恐怕日後不同規模的「佔領」，乃至其他形式的挑戰法律，將層出不窮，但只要手法不得宜，崇高的理念，也總有民情大反彈的危機。然則哪一條是紅線？運動提倡者，始終有責任分享。

— 如何以政治科學規範，閱讀甘地沒說的話，與「佔中」的宿命，沈旭暉，2014-10-10

習慣兩極化思考的，無論在哪個範疇，由政治、文化到娛樂，還有最要命的宗教，無論持哪種立場，成為基本教義派後，在下從來敬而遠之。社交網站從來不是能促進討論的地方，它的先天設定，便是為了動員及黨同伐異，「殺君馬者道旁兒」，不要為追求Facebook小圈子的「likes」，而見樹不見林，活在非黑即白的網絡世界。大家沒有責任滿足網絡輿論，不認同的，不必惡言相向，隨便離開就好。

香港能生存至今，百多年來，就是因為有活在灰色世界的藝術，一方面和東西強權虛與委蛇，利用一切空間遊走，另一方面不理會政府合理不合理，繼續找自己的天地，在韋小寶腔的內在，保存骨子裏的善良。俱往矣。

筆者深信絕大多數香港人和筆者一樣，厭惡一切以傷人為目的的暴力，無論來自哪方，但這也已變得不重要。當兩極化已成氣候，更激烈的行為必會出現，執法人員的尺度也會朝同一方向發展，兩極團體不會因此消失，反而會得到各自的生存空間，各方、特別是北京也會對一切framing，直到出現一錘定音的悲劇結局。作為一個長期不在香港、沒有研究香港的離地中產，背後的脈絡已完全不懂，只知道這些未來歷史，也是過去式了，因為數年前已說過一遍，從此規劃另一人生。這是全球化時代，我們的天地，in every single dimension，還是很大的，共勉之。

— 旺角黑夜的國際思考，沈旭暉，2016-02-11

要知道北京會否退讓、怎樣才退讓，我們必須先問一個根本問題：為甚麼北京不給予泛民主派口中的「真普選」？答案與我的理念不同，但起碼大家必須了解，否則一切的理想和夢，都是鏡花水月。

先說為甚麼中國本身不行西方民主制度。須知不少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思考模式確實和此間理想主義主導的學者不同，真心認為「西方民主」不能隨便移植，相信西方民主制度的（相對）成功，有兩大條件。他們認為有效的民主制度，必須有一前提，就是國民有「國家共識」或「核心價值」，投票才能真的挑選政綱，否則連「我們是否屬於同一國家」、或「我們國家是否要有宗教」一類問題也眾說紛紜，投票的輸家就不可能願賭服輸。這類例子有很多，例如不少非洲國家投票，就是各大族選自己的人；埃及變天後，國民一半支持保守伊斯蘭主義、一半支持西化改革，誰也不服誰；烏克蘭是親俄、親歐分裂；泰國是城鄉矛盾；伊拉克是教派衝突等，都反映共識政治的失衡。美英等國原來也有類似矛盾，所以要通過「循序漸進」方式，在原來的邊緣人被「國家共識」同化後，才賦予其投票權，例如英國投票權由有產階級逐步擴大到無產，美國公民權由白人逐步擴大到黑人。不少第三世界領袖也認為，西方通過昔日的殖民地資源，用外部方式，化解了部份民主化過程的矛盾。由於中國的社會矛盾明顯，國家核心價值不足以融和不同身份，加上有潛在資源危機，一旦全盤民主化，社會就會由上述分裂主導。──以上論述充滿爭議，但重要的是，這是中國內地的主流思想，而且在阿拉伯之春產生不少「非成熟民主政權」後，在全球得到的共鳴也不少。

不少支持香港民主的朋友，其實也認同上述論述，只是認為那是中國內地的事，「香港已ready」。問題是，中國是高度集權的單一制國家，北京一旦確認香港的「地方共識」或「核心價值」，不同於國家共識，那隨心所欲的普選首長，就是對國家政體的改變（承認國家存有多於一種能產生管治的核心價值），日後更難以中央的「國家價值」，整合新疆、西藏、台灣、城鄉等各種矛盾。在過去十多年，北京認為香港人心遠遠未回歸，連溫和建制派也聽不下去，因為連他們也是「只按香港人自己的立場看問題，沒有充份考慮國家利益」，這次只是總爆發。

加上根據基本法，香港的自治權限很高（起碼高於同樣是被授權的蘇格蘭），行政長官的權力確實很大，有點像昔日的港督，而昔日港督主要不是管理內部（那是布政司的職責），而是負責英國在遠東的國家利益。假如行政長官不能照顧中國國家利益，北京覺得是國安危機。舉例說，假如北京要通過香港的中國銀行向北韓匯款援助，這屬於國家外交層面的事，但被廉政公署發現了，若不認同中國價值的行政長官公事公辦，就會破壞外交利益（類似事情，港督在殖民時代辦過不少）。近年普京把一些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民選首長變成委任，用的也是同一原因。這種觀點，基本上是單一制國家的心魔，有沒有可能破除？極難。

至於甚麼「美國以香港為重返亞太基地」、「借香港向內地輸出顏色革命」等漫天陰謀，在一般港人看來遙不可及，但我們必須從制度的框架理解之：習近平上台後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把由外交部到港澳辦都包含在內，對港政策和對美政策被北京高度掛鉤，即使他們不是真心相信外國勢力論，這樣一掛，也可以隔山打牛，對反制美國重返亞太宣示「決心」，同時對內地的親美自由派殺雞儆猴，畢竟中國內地早晚也得民主化，更可能是以現在人大定義的所謂「香港模式」為樣板，假如香港出現被標籤為收授美國援助的行政長官，北京就擔心有連鎖效應。自此，北京對港政策不再以和諧為主軸，變成國家安全主導，於是出現了人大對香港的決定。而這個在香港充滿爭議的決定，在以上述方式思維的朋友眼中（這可是中國精英的主流思考模式），不但「順理成章」，而且「寬宏大量」。

根據以上北京思維，所謂普選門檻的真正關鍵，其實只有一點：北京要有否決權，確保它不信任的人不能當選，其他一切條文，都是虛的，但權不能落在「對方」手，是實的。不滿意、拒絕「袋住先」的朋友，可以怎樣爭取改變？在純理論層面，選項如下：

（1） 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權；

（2） 改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份的事實；

（3） 改變中國以國家安全處理香港問題的模式；

（4） 改變香港情況以符合北京要求（例如把行政長官降格，真正權力由中央委任代表統領；或通過針對外國勢力的國家安全法）；

（5） 改變香港核心價值，將之與中國國家價值趨同。

「佔領中環」的策略，理論上目標是（3），用的方式不是說服，而是施壓，最大本錢不是武器或金錢，或「提高管治成本」，而是悲情的道德高地。但這不同甘地的獨立運動，本來就有民族自決的道德高地，對手是接受國際規範制約的英國；也不同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本來就有種族平等的道德高地，對手是能夠以憲法修訂國家價值的美國。北京的香港民主方案，畢竟沒有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協商或選舉產生」字眼，各國只會說「支持港人在基本法框架內爭取民主」，這和甘地、馬丁路德金的處境有根本不同，全球人民會同情，但也只能同情；群眾能施壓的其他效用則十分有限，而且與悲情效果先天對衝（組織者反而要強調運動對金融市場沒有影響）。結果，香港群眾既沒有國際籌碼，也沒有多少內部籌碼，還沒有國內民意支持，對手是共產黨，則受更少規範制約。本來在零和博弈，爭不到也沒有甚麼，可以持久戰。問題是在北京眼中，「佔中」即使成功，也不會改變（4）、（5），而「提高管治成本」會被強硬派演繹為（1）、（2）（「外國勢力介入與我方爭奪香港控制權的社會運動」），結果反而是強化了（3）的「正確性」，和日後進一步的強硬作風，而不是弱化了（3）。

—— 不中聽的話：如何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沈旭暉，2014-10-13

曾鈺成：最近中央的官員有一個說法，基本法中有一條文，「中央政府可以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說要將其制度化、規範化如何發出指令。令大家疑惑過去，究竟中央政府有否不時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

曾蔭權：我自己經驗並沒有，剛剛已經說了。但法律條文賦予宗主國的權力，像賦予特區政府的法律權力，或是賦予一個執行處處長的法律權力，可以是很大。行使與否需要一個酌情權，亦需有一個明智的決定。據我所知，權力在法律條文中存在，但有否行使、應否行使，我相信每人在這崗位上，都會小心應用。我覺得，有一件事情我學習到，就是有權力不能用盡，除非到了絕境才使用。

曾鈺成：你覺得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實行，有沒有甚麼大家都看到的做法？

曾蔭權：我未曾聽過在我任內的期間，官員的表現，或自己政策的釐定，政策的方向，對我們有特別明顯的指示，真的沒有。當然有很多人說中央有這樣意思，中央有這樣意思，但其實那些人是否真的知道，我也不清楚。我自己也沒有任何的阻礙，可以主動跟港澳辦主任通話，他也可以致電給我。我也不需要靠其他人來告訴我發生甚麼事，也有很多人告訴中央曾蔭權正在做些甚麼，中央也知道。沒甚麼緊張，致電來找我就知道。所以至少我覺得我想不到任何的事件。但近年我看到香港人對自己本身的認同，特別對香港未來的政治會如何，出現一些特別極端的言論，所謂本土派。香港如果有極端言論出現，也不能防止內地某些學者、某些人對這些言論作出一些回應，聽起來，以往沒有提過，現在才提出來，也是一樣。所以牛津(頓)定律，（曾鈺成：作用、反作用）……(笑)

(中略)

曾鈺成：我很完全相信，Donald，在那兩次政改的嘗試當中，你本人都非常強烈希望，能夠通過政改方案。我聽到一個說法，在2005年那次甚至有說法是，「其實沒甚麼人真的希望它通過，除了一個叫曾蔭權之外」。直到2010年，似乎各方面，包括中央以至香港，甚至泛民，即你說的民主黨，他們都明白要通過那個方案。日後如何可以爭取到各方面真正明白，我們一定要繼續向前走，我想這是關鍵。

曾蔭權：對於普選這個目標，我們不要只以為香港需要，我自己很相信內地都希望，中央都想有普選，希望能達到基本法本身的承諾。但在設計和速度方面就有不同意見，特別是香港本身的情況是怎樣，這真的需要一個互信作用。沒有互信作為基礎是做不到。互信包括甚麼，要香港人、普羅大眾，與特區政府的互信問題；立法會與市民的互信問題；立法會議員與特區政府的互信問題；特區政府與中央的互信問題；中央與香港市民的互信問題。這些各個問題，都是一個民主進程必須的條件。如果(互信)愈好，(進程)速度越快，愈(能夠)達成共識。愈離開的話，愈難處理。但這幾年我聽到的聲音，都是為甚麼要相信，當與中央越走越遠時，理所當然在這方面很艱難達成共識。

曾鈺成：是嗎？

曾蔭權：我感覺得到。即是你擔任行政長官有一件事，就是作為一個橋樑角色，特別是行政長官要掌握到這些事情，亦要知道中央內的底線在哪裡，可否挖更多出來取得妥協空間，在兩個妥協空間中找出共同點，就是在這裡做功夫。這才真正做到橋樑的作用出來。如果這樣做就做得成一件事，將來都要這樣做。但這個橋樑當中的空間有多大，完全要看互信方面。所以沒法子急得來。

《回歸．回望二十年》第六集：曾蔭權，2017-7-15

但是世界上有沒有一個那麼開通，那麼自醒的婆婆？是有的，在不丹。

不丹是在喜馬拉雅山旁邊的一個國家，梁朝偉劉嘉玲就是在那裡結婚的。
而我身為一個名人當然我都有去過。是不是？

不過我去到他們就走了。是走了幾年。
那不要緊，他們已經走了，我不就望著喜馬拉雅山望了幾天，又沒有高山症，那不就走了。
那就走，那就坐飛機，厲害了，坐在我旁邊的那一位是誰？是上一屆的不丹的國王——身邊的大臣。
那我當然第一時間我自我介紹，我是香港一個很受歡迎的演員來的。但是他告訴我，他的國王都很受歡迎。

梁朝偉有沒有請他喝先？

那然後他說，因為幾年前，他們國家才正式是實行民主的。

佔領梁朝偉婚禮？

「no no no，我們的國家的人民是不會佔領任何東西，因為我們的人民是很喜歡我們的國王的，他們是根本不想要民主，他們就繼續想被統治，是我們的國王主動放棄了權力，給人民有民主。」

那就是……就是他有高山症了？不然做什麼？

「no no，因為我們的國王是第一個發明了世界上所謂國民快樂總值，最重要是抉樂。一個國家人民最重要是快樂，他認為給了民主這些人民他們就會快樂，所以他就給了他們。」

有沒有那麼大隻國王到處跳啊？

我想一想，不對，你們的國王，我聽說有四個老婆。不丹，你們是佛教國家來的喔？四大皆空我聽得多啊，難道你們四胸皆大？

「no no，Mr. Leung，不是這樣。」

Mr. Leung？ 「yes？」

「Mr. Leung，不是。是因為這些人太喜歡國王，他們就希望他有多點種子留下，所以是很鼓勵他娶多幾個老婆。」

我即刻什麼都明白了。那就是說，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你們有民主，我吃四條魚。

所以我們在香港爭取這個民主，我們是時候想一想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究竟我們的特首，是不是不夠老婆呢？

(中略)

各位，我們需要面對一個政治現實，就是我們香港現在，我們發現我們是有這個DNA的：就是我們是好勇敢、也都好善良，未來對我們來講，最大的挑戰就是智慧了。因為，要爭取這個普選這種東西，也都是……其實是非常……艱鉅的過程。聽說剛剛我收到的消息又說林鄭不聊天了？又不聊天了～

(觀眾鼓譟)

是了，一般人就是這種反應。那怎樣才能令到她聊呢？就不是這樣喊可以喊出來的，是需要好大的智慧。所以我就決定了，接下來兩個小時，我就不說話，給大家想下應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是要想的～

是了，大部分人都不想想：我只是有勇敢而已！我整天強調，智仁勇。我們的勇、仁，我們都有了，我們現在需要更多的智慧。

—— 唔黐線唔正常，黃子華，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