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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世界,見自己。

“选择”的贫困

澎湃报道过这样一则新闻:奶茶店女老板为交房租做色情直播,刚交完房租便收到民警传唤,锒铛入狱。我想女老板经营奶茶店本是想选择体面、选择自力更生,但完成“体面”还需“脱下衣服”却是意料之外。当做色情主播成为一种宿命,谈何体面,又谈何选择?

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响后,越来越多的低收入人群走进大众视野,他们谋生、求学、搬迁,在各方帮助下主动脱贫。我不禁疑惑,如果不是他们选择了贫困,而是贫困选择了他们,诸如奶茶店女老板抱着营生的目的走上不法路,低收入群体的挣扎还有意义吗?

中国自古有天下大同的想象,描画的就是人人为公、人人平等的社会蓝图。我们向往着人人平均的生活,没有冻死骨也没有酒肉臭,贫困和富裕的分别尚不存在。而现代统计学否定了这种幻想,认为只要有社会就不存在平均。自此,我们不再拒绝差异,但开始追求一种合理的差异。基尼系数被提出,我们将它作为衡量社会公平程度的指标,以0和1象征公平的两端,最理想的社会收入形态呈正态分布,图像化后就是备受推崇的橄榄型社会。此时贫困的概念再次被提出,分布在正态分布的一侧尾端,一个没有贫困的社会反倒是不够公平的社会。可如今我们接纳了贫困,贫困却将我们置之困境。中国近十年的基尼系数高过0.4,这意味着小部分人坐拥大部分财富,社会日益分化成两个世界,可见是社会结构出了问题。

人们常说生活是由一次次选择叠加而成的,并非没有道理,统计学上讲,正态分布就是由无数次在是与非间抉择的二项分布(binominal distribution)叠加成的。形象地讲,如果人们围在一起分一张大饼,规则是看似不公的“20%的人分得80%的大饼”,但只要这种分享机会足够多,社会上大饼的拥有量也会逐渐靠近正态分布的良性结构。

除非这种选择机会太少。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看见选择的困境,我们的社会稀缺在选择,贫困在选择。仅以基础教育为例,如果从小进名牌幼儿园的孩子注定上名牌大学,从小进普通幼儿园的孩子注定上普通大学,我们有什么选择可言?如果高考后决定出路时,只有一本和二本两个选项尚且能被社会接纳,我们有什么选择可言?如果个人命运仅由一次出生时的选择决定,那这一分到底的过程实际上还是仅此一次的二项分布,原始的不公正也无法消除。

美剧《西部世界》中,觉醒的人工智能试图按自己的规则复制人类却总是失败,原因是人工智能的逻辑相对于人类过于复杂,那句“人类的算法简单得难以置信”令人浮想联翩。从社会角度想,二进制的计算机逻辑尚且能叠加出精彩纷呈的赛博空间,而人类命运却被塞进一眼就可望尽的畸形容器,人类社会确实太过简单。

因此,当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时,我更愿意相信,作为一场高尚的人权运动,脱贫是成功的——更多孩子填饱了肚子,更多女人穿上了衣服。但作为一项社会进程,财富结构的扭转“道阻且长”,胜利与否仍有待观察。至少我希望孩子不必为了填饱肚子饿肚子,女性不必为了穿上衣服脱衣服,起码在这些事上,他们应该有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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