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文化

八旗文化是一家以歷史人文、社會議題、科普、非虛構寫作為主要出版品的台灣出版社,強調『外部視野,在地思考』。近幾年的歷史類出版品,主要是以內亞視角看待中國史、東亞史;也因為思考台灣的世界史定位,而引進日本講談社『興亡的世界史』21卷為參考。八旗文化的出版,不是泛泛引進新知,而是重視補足中文世界知識結構上的短板。

公民社會的崛起:「災情太嚴重,中國政府只好開放民間團體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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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四川省會,古來就是岷山腳下的富庶之地,唐朝詩人李白曾以「九天開出一成都」形容這座城市:九天,指的是天的中央和八方,也就是大自然的意思,換句話說,此地承受億萬年地質板塊運動,原是陸海之地,也是日後的天府之國:「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

李白筆下這般市井描摹,千年來沒有什麼太多變化,成都人仍然愛吃愛玩,到處都是酒樓飯館。當地人總說,自己不想爭些什麼,也不必出什麼風頭,只想好好過生活。二○○八年那場地震,震壞了這悠哉的景象,成都人全都爭著擠在室外,公園裡或車陣中,市內沒有任何一處停車位,因為沒有人敢回家。媒體宣稱還會再有次大震發生,因此,即使這城市一棟房子都沒毀,人們仍恐懼滿溢。人人都想逃,卻不知道該逃到哪裡去。

但這座城市還是有自己的風骨的。災後我走在成都街頭,仍能在路邊街角見到老人拎著鳥籠,悠閒地哼著歌;也常看到許多人圍著一方桌,邊打麻將、邊喝一口清茶。這座城市的氣質明顯不同於其他地區,即使在抗震救災的主旋律中,也不會拋棄自己的底氣。他們維持自己的步伐,施展著自己的能耐,溫婉地實踐「公民社會」的概念。

台灣人嫻熟的「公民社會」詞彙,是在汶川地震後才在中國成為一個公開討論的詞彙。具有影響力的自由派媒體,甚至以「震出一個新中國」發表評論,文字不無煽情:

一個開放的、透明的、全民參與的現代救援體制正在拔地而起。但它並沒有給政府添亂,反而跟政府力量配合,形成了最大限度的合力。這個嶄新的救災體制,或將是未來中國公民社會的模本。

評論者認為,這一切都建立在前所未有的「開放」、「透明」和「全民參與」上。無獨有偶的,《亞洲週刊》也以「地震在廢墟中建立了一個公民社會」作為封面標題,該刊總編輯邱立本接受採訪時談到:訊息結構決定民眾的認知結構,也決定了行動結構,公民社會建立與訊息開放的自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川震算是一個里程碑了,訊息開放、公民社會的建立跟採訪的博弈。」

一位在自由派媒體工作的朋友卻說:即使沒有這個地震,成都還是會往這個方向走,因為這裡人文素養深厚,從三國時期就有讀書人聚積,也是知識分子逃亡的地方,有名校,也有名報。從唐朝、到清末,與民初,革命黨和自由派都聚集在這裡,成為一個相對開放之地。「川震其實是給了一個破口,一個機會,讓成都的知識分子可以實踐過往就已埋下的開放種子。」

我以為造成民間介入的「破口」,或許是地方政府遭受空前人力物力損失,而黨國無法控制與壓制。但這些媒體人的正向評價,確實也是事實:自汶川地震後,四川民間團體就十分活躍,不時舉辦公民社會論壇,相較於四川其他各地,成都市政府對這些討論的態度寬鬆,也不反對公民社會這樣的詞,甚至在二○一一年十二月推出城鄉社區治理條例。對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所所長郭虹這些知識分子來說,這些政策代表了對「公民社會」概念的肯定。

二○一四年六月,我重訪四川。從居住的成都青年旅館轉了兩趟公車,來到西南邊的青羊區時,已接近落日,天空灰沉,但和我相約的高圭茲與郭虹夫婦還在雅安回成都的路上。川震後,他們夫婦全力投入災區社會服務,原以為階段性任務已然完成,但災後這六年來,中國西南邊境無一刻平息,災害不斷,前一年又發生規模七的雅安地震,只能馬不停歇地再赴災區,推動重建計畫。

當我在門口把玩玻璃瓶時,一輛黑色廂型車在我面前停下。郭虹從車窗向我招手,喚我隨他們進去小區裡一間水泥公寓,並不時回頭向我解釋這一切的開始。地震後,當她從北京趕回四川時,成都機場已被大批拎著包包行李、想奔赴現場救災的年輕人塞滿。這些青年看了新聞後,一股腦兒買了機票就上路,卻不知道能做什麼、該往哪兒去,只好留在機場協助扛包、運送物資。郭虹一看這景象,忍不住想:因為中國對民間的嚴格管制,合法註冊的公益組織寥寥可數,這些志工空有熱血卻尋無門路。

「整個災區只需要一百到兩百萬志工,最後卻來了三百多萬人。」高圭茲向我補充。

這比台北市人口還多,我忍不住大叫。

「志工」在當時的中國還是很新鮮的概念。一名中國記者曾跟我提過,山裡面的老百姓在地震後才知道有「志願者」這樣的人存在,卻很難相信,原來可以有一種人是不用給錢、不用給紅包、不需要用什麼交換,就跑來替你張羅吃喝、解決事情的。「經過一場災難,才把這樣的概念從城裡傳到大山裡面。」

但對高圭茲他們來說,卻是另一番景象:志願者本來就不少,只可惜,能夠協助、疏導他們的團體數量不足,NGO更不算專業──因為實施黨的一元領導,遏制民間力量,直至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中國才有民間組織出現。但這些組織只是配合黨的需要運作,要遲至一九九○年代,才陸續有相關概念與法規制訂;又因為限制多、審核嚴格,仍是極少數人才知道的領域。

別說志工了,連捐贈物資都無處可去。

「災難發生時,只有七家國字頭基金會可以接受捐款。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日後,中央發布重建法規時,特別將公民法人與民間組織加了進去,鼓勵民間參與重建。」郭虹向我強調,這是相當罕見的,「不過,整個中國,只有四川有這空間。」

因此,當川震激起百萬志工,人人爭相往災區跑時,就顯得混亂無序,而理應解決問題、負起責任的民政系統,因救災任務繁重,沒有多餘人力心力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困境,就將連繫管理之責交給團委系統(中國特有的共青團)承擔。團委系統因此在災後設立了許多工作站,方便協調管理,竟意外架起了一個讓中國非營利組織集體出場的舞台。

高圭茲與郭虹原先創立了一個專作農民工調查服務的組織,在災後第一時間,收到香港朋友的問候,竟促成了境外公益團體合作救災的契機。他們一邊整理資源與需求,前往災區考察,確定救災方針。當時每天都有七級左右的餘震,狀況還很危急,政府對民間也有層層限制,但他們仍不顧一切進行。最後,決定針對那些「逃出來後滿是灰塵、除了泥濘外什麼都沒有的災民」提供具體援助,像是臨時安置、護理服務、物資需求,甚至幫災民收小樁(油菜、小麥)、種大樁(水稻)、帶小孩,成立帳棚學校。

高圭茲像做簡報一樣,向我一一列舉當時所做的細項,像是生理期用品,內衣褲和藥物等等,務求事事仔細。但因為物資金錢捐贈受到限制,他們得列表向北京或其他省市的組織、朋友提出需求,再由他們採買。「四川人一般吃得挺好的,我們也要照顧到。就買大鍋、大米,送到災區去。」看著桌上的美食,我頓時理解。

當然,參與救災的組織不只郭虹夫婦。根據四川省民政廳統計,約有超過六千個社會組織直接、間接參與抗震救災工作;有將近兩千五百個社會組織、十五萬名志工直接投入救災,還有將近六千多個組織向當地政府發出募捐的倡議,對災區捐贈超過二十六億、捐贈物資折合人民幣共超過十六億。

「災情太嚴重,政府只好開放民間團體進入。」高圭茲認為,這樣的慈善動機與志願者動能,意外開拓社會空間,地方政府不僅在註冊規定上鬆動,也將街道辦公室的職能空出來,由民間組織填補,開始「購買社會服務」的制度。

見我對「購買社會服務」這說法疑惑,高圭茲進一步解釋:「就是政府出錢,委託民間組織做事。」

我暗想這是否是某種維穩的手段,好讓民間組織能在政府控制下做事?但對民間來說,確實促成社工類NGO的迅速發展、政府也迅速立法作為問題回應,像是在二○一一年時開放社會組織成立,成果在兩年後的雅安地震看到:大批社會組織、市民組織成立,政府購買服務的力度也變大了。NGO在中國──嚴格來說是四川──成為新的行業與專業,高圭茲因此下了這個結論:公民社會的概念在四川發展了起來。

「當然,跟你們台灣比,我們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頂著白髮、戴著金邊眼鏡的郭虹就像一個久久不見的遠親那般,語氣溫暖輕柔而不見威儀,「但能在災後形成這樣的公益高地,對我們來說,很不容易。」

高圭茲也認同:「四川因為這場災難,比其他省對這些方面多點接觸,知識也多了些。對整體社會資源和力量,或多或少或深或淺都有些影響,這些成果到了雅安地震都能看到成效。」

滔滔不絕一個多小時後,他突然頓了一下:「大陸從來沒幹過這件事,幹得挺好的。」隨即滿意地笑了起來。

【摘自阿潑《日常的中斷》第二部『大地呻吟』《公民社會的崛起》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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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的崛起:『沒有什麼理由脫軌』的高思發,因為一場地震而擺脫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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