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森科 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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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文章《科学松鼠会事件始末》，提到，把科学的争论，变成政治的争论，利用行政的手段让别人闭嘴，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前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事件。

——①事件经过——

李森科（Трофим Денисович Лысенко，1898—1976）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27岁的他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

乌克兰虽然地处苏联偏南方，但是冬季农作物也偶尔会受到霜冻天气的威胁。1929年，李的父亲偶然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即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

李森科宣称，“春化处理”能够诱导植物获得可遗传的性状，特别是抗低温的能力；进一步，冬季农作物，通过遗传能够变成春季农作物。李森科向人们保证，仅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他就能培育出新的抗寒农作物。

李森科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霜冻威胁的灵丹妙药，为此，乌克兰农业部决定在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里，设立专门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门，并任命李森科负责。

技术和理论，在指导农业生产上的价值与作用，需要由实践来检验。而李森科推广这种技术，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是借助于浮夸和弄虚作假。

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正直科学家的批评。

李森科出于政治与其他方面的考虑，坚持生物进化中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否定基因的存在性，用拉马克（Lamarck，1744-1829）和米丘林(I．V．Michurin)的遗传学，抵制主流的孟德尔—摩尔根(G．Mendel-T．H．Morgan)遗传学，并把西方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

李森科最初面临的主要反对者，是来自苏联农业科学研究院前任院长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他支持孟德尔遗传学的观点，并成为李森科的头号对手。

李森科在一次会议上批驳基因论，宣扬他的“获得性遗传理论”。著名物理学家朗道（Lev Davidovich Landau）提问：您的意思是如果割掉每一代牛的耳朵，那就能培养出一种不长耳朵的牛吗？李森科回答：是的。朗道接着问：那么为什么女人在出生时都有处女膜呢？

李森科从1920年代后期绕开学术借助政治手段把批评者打倒。

1931年，鉴于李森科的春化法研究产生的农业效益，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主席团决定破例跳过重复试验的鉴定程序，直接为李森科的春化法提供支持。

1935年2月14日，李森科利用斯大林参加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的机会，在会上做了“春化处理是增产措施”的发言。李森科在他的演说中谈到，生物学的争论就像对“集体化”的争论，是在和企图阻挠苏联发展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他声称反对春化法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在学术界，还是不在学术界，一个阶级敌人总是一个阶级敌人……”。

李森科利用自我否定的检讨，来改头换面地对学术界知识分子进行攻击，这一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李森科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尽管在乌克兰50多个地点进行了5年(1931—1936)的连续实验，表明经春化处理的小麦并没有提高产量，但这动摇不了李森科已经取得的胜利。

1935年，在苏联享有崇高声望的农业科学家米丘林去世，李森科开始自居米丘林的继承人。这一年，李森科获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并当上了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

李森科的反对者开始面临噩运。一旦涉及政治问题，科学的对错就不重要了。针对经典遗传学家的斗争正好与苏联的“大清洗运动”（1937-1938）同时发生，“相得益彰”。

结果，在这次运动中，包括数百名优秀科学家在内的大约150万苏联人被捕，其中70万人遭处决。单单全苏植物育种研究所（All-Union Institute of Plant Breeding），受到迫害的生物学家就比纳粹时期德国所有被迫害的生物学家总数还要多。

瓦维洛夫因为坚持科学真理，最终也被他曾经的得意门生李森科残害，于1940年被捕被判极刑，罪名是“英国间谍”。后改20年有期徒刑，1943年因营养不良在监狱中死去。

由于李森科的政治影响力，1936年和1939年莫斯科举行的科学大会上，苏联政府定论后的政治高压下，农业科学工作者纷纷加入米丘林学派，苏联的遗传学家放弃对李森科的科学理论提出批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知识分子对国防做出了巨大贡献，苏联科学家的影响大为增加。有人因此希望战后放松对科学家的控制。在1946—1947年，这种改进似乎有所出现。

1947年苏联生物学家锡马尔豪森在苏联主要哲学刊物上，发表了明确批判李森科主义的文章。1948年，当时在中央委员会主管科学的官员尤里·日丹诺夫（斯大林的主要助手之一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儿子、斯大林的女婿）接受了包括耶弗罗意蒙孙（V．P．Efroimson）、留比晓夫(A．A．Liubishchev)在内的苏联生物学家向中央委员会的控诉，认为李森科否定孟德尔遗传学是错误的。日丹诺夫在随后的一次报告中对李森科进行了批判。

然而，李森科寻求斯大林的支持再次获得成功。1948年8月，苏联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又称“八月会议”)。李森科在大会上作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论”、“新见解”，概括为几个方面，作为“米丘林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

经斯大林批准，苏联正统的遗传学被取缔了。李森科在大会上宣布，这次会议“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科学上消灭掉，是对摩尔根主义的完全胜利，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是伟大的节日”。

“八月会议”使苏联的遗传学遭到浩劫。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有资料说，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八月会议”的恶劣影响，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八月会议”使李森科达到了“事业”的巅峰。李森科的个人胜利，无疑是科学的悲剧。

真理的声音依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由苏卡切夫院士主编的苏联《植物学杂志》于1952年底起冲破阻力，再次发出了与李森科不同的声音，揭开了苏联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大论战的序幕。之后，该刊发表大量文章，揭露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弄虚作假的事实和不道德的行为。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文化生活出现了一次解冻。1955年底，300多名苏联著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苏联最高当局，要求撤销李森科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后，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受到批判，李森科迫于形势提出辞职，并得到苏联部长会议的批准。

但是，由于赫鲁晓夫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再度以政治力量干预学术论争，使得李森科依然得以继续他的反科学事业。1958年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论农业生物学兼评〈植物学杂志〉的错误立场》的社论，指责《植物学杂志》发起的那场论战，错误地否定了李森科。

苏卡切夫院士被解除了《植物学杂志》的主编职务，一大批反对李森科物种和物种形成“新见解”的科学家被撤职，一批实验室被关闭。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一年后李森科丢掉了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至此，李森科丧失了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之后，李森科主义者在苏联及其周边国家失去了影响力，遗传学得以重整旗鼓。

1976年李森科去世后，英国生物学家达灵顿在《自然》杂志上刊发了一篇讣告。他在其中提出一个问题：“李森科是骗子吗？”。

——②事件影响——

其实，小麦种子的“春化处理”，仅仅是植物发育过程响应外界环境刺激（温度和湿度等）而发生变化，与基于拉马克获得性遗传的李森科理论实在没有一点关系。

李森科主义没有实现苏联人“面包会有的”的理想，李森科一生浮沉是科学沦为政治，政治干涉科学、裁决科学论争的必然。李森科主义盛行之时，苏联有良知的科学家几次试图反对都遭到无情的打击，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落伍，苏联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学家。

由于李森科获得性遗传理论传播到中国，在中国传播基因理论的学者一再地遭到学术上的迫害。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先驱、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创人之一——胡先骕未能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后在文革中离世；中国遗传学之父——李景均，被迫辞去职务，肄业在家，最后不得不选择离开费尽千辛万苦回到的祖国，背负出走美国的恶名；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放弃教授遗传学了，改教进化论；中国动物遗传学的创始人——陈桢，放弃遗传学实验，研究转向中国生物学史。

苏联解体后，由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和苏联当局主导的对遗传学和农业科学进行政治控制的李森科主义被视为斯大林主义的表现之一。

——③反思——

李森科鼓吹的新拉马克主义理论，其应用前景看似十分诱人：它似乎能够在短期内培育出更抗寒、更高产的农作物，也使苏联广袤无垠的北部严寒地区在理论上有可能成为“鱼米之乡”。

李森科的学说与西方主流不一致，很有苏联特色，当时苏联需要迫切向人民和外国证明苏联的特殊性以维持统治，所以这一点决定了李森科的学说会得到偏爱。

从基因决定学说我们知道，基因的变异是随机的，不可控的。这跟苏联信奉的计划经济、一切都是可以控制的理论根本上相抵触。在苏联，是不允许“概率”和“随机”出现的，就算出现，也得找个理论解释。而环境决定论更符合苏联的意识形态。

李森科知道自己的水平，迫切需要政治支持。反对他的人太相信科学，反而忽视了政治。

法国历史文化学家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指出，像李森科这样的非理性科学，能在苏联存在是有特别原因的——“那里实施的，是整个社会生活都被控制，全部智力、艺术、精神活动都被领导的一种制度”。

这种制度的真正功能就是‘妨碍思想’。……因为一切都已由它预先思想好了，包括你自己。你用不着去问你到底是什么。……这样，凭着一个如此的制度，当想法出现的时候，它就在奔向实际上十分非理性的方向。

集体的轻信现象，是许多人都共同拥有一些、特别容易被欺骗者和蛊惑者所利用的思维方式、心理定势、道德偏差、心智弱点。这些认知和心理因素，就是我们长期缺乏理性教育的结果。

历史的教训在于给人类以反思。科学完全走出政治强权的阴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的阴影，这在今天仍然是人类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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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论的创立者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一书的话可以提供了这一事件的反思：

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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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庆伤人事件原因是：因家庭不顺悲观厌世而泄愤行凶。

发布于：2021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