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总统哈维尔 ——荐书：《无权力者的权力》

文 颜色无色

这是一本熟悉而陌生的书，讲的更像是我们自己的社会，有着我们自己的知识人的灵魂。那篇著名的，给无数人带来希望却也给不少人带来灾祸的《零八宪章》就脱胎自哈维尔的《七七宪章》。

对捷克一直深有好感。那里有我爱的作家卡夫卡、米兰·昆德拉，还有哈谢克（《好兵帅克》作者）、赫拉巴尔（《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作者）；有电影导演福尔曼（因被禁赴美后拍摄《飞跃疯人院》《性书大亨》），当然我更喜欢捷克本土新浪潮电影导演伊利曼佐（《严密监视的列车》《失意的灵雀》）。只要你稍微了解这个国家，你就没法不爱它，这里盛产文青…纯正的那种。

就连国家领袖都是文青。

开国之父、首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原本是一个哲学教授，研究大卫休谟、约翰密尔。首任外交部长爱德华·本尼斯，原本是一个社会学教授。苏东剧变，民主化后的第一个总统就是哈维尔，他是小说家、戏剧家、哲学家。读他写的书，不仅仅为他的思想触动，更按捺不住的感动来自于，这样高贵的理想，这样纯正的心灵，这样书生意气的求真求善，成功了，而且坚持下来了。泪目。

背景：

1976年，当局逮捕了“宇宙塑料人”摇滚乐队的成员，这些前卫的年轻人只是在音乐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在一首歌《百分百》中唱道：“他们害怕老人的记忆/他们害怕年轻人的思想和理想/他们害怕葬礼和墓上的鲜花/他们害怕工人，害怕教堂，害怕党员，害怕所有的快乐时光/他们害怕艺术/他们害怕语言这沟通的桥梁/他们害怕明天/他们害怕未来/害怕悲伤，害怕欢乐，害怕语言，害怕笑/……他们害怕摇滚乐/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怕他们？”哈维尔本人也是乐队的忠实歌迷，在他看来，这些年轻人想要突破生活的一致性，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就是在追求自由。为了支持这群独立的年轻人，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起发起了抗议活动，这次抗议促成了1977年由众多知识分子署名，以捍卫普遍人权为宗旨的公开宣言。宪章的产生标志着捷克知识分子非暴力抗争运动的肇始，哈维尔成为宪章的三名发言人之一。

哈维尔的这本书，有一些写自监狱，一些写自做工的啤酒厂，一些写自总统任上。他在就任总统的第一年仍然身陷囹圄。

书中很多天朝的影子——严格文化审查，没有言论自由，法律沦为打手。无处不在的谎言、废话，道德失据，价值观崩溃…写出来也许谁都知道这些都是问题，然而具体在生活中，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不正常。与索尔仁尼琴通过《古拉格群岛》试图告诉人们的一样：在这个极权体制下，无论是顺从还是反叛，极权主义的受害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极权制度的同谋。这一点，在许多反叛者的身上可以得到印证。

哈维尔提出的概念——后极权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容易理解。后极权主义指的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和社会之间进行着无数次的组合，它们之间有着无数的秘密契约；相互压制，相互妥协。所有人都被迫维持专制体制的运转。一方面是害怕上司、被剥夺自由的奴隶；同时，在另一方面，对位于他手下的人来说，又是可怕的压迫者。这样，整个社会不仅是权力的牺牲品，同时也是它的创造者；表面上，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专制机器的运转，同时在都在心里不同程度的反对它。每个人既是当权者，又是无权者；既是囚犯，又是看守。

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先说法制。由于大家都是权力者（终于找到了原因），所以个个都对法制无比狂热和迷信。人们认为偷窃必须受到严惩，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强硬地把自己当作维护法律的机器的一部分——而不愿去想冉阿让偷的一块面包社会本身需要承担的责任；也不想去深究具体法条是否符合社会道德的诉求。在这样的认可和维护里，权力机器运转自如。人们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这个制度，制造了这个制度，把自己变成了这个制度。

这个制度的自动性远比个人意志强大。如果一个人可以独立思考、拥有个体意志，想要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就必须戴上一个毫无个性的面具，融入到芸芸众生之中。否则非但不能进入权力的门坎，还将被所有人嘲笑和排挤。一旦进入这个权力系统，就只能逢场作戏，若企图有不同的追求，必将迟早被有着巨大惰性的自动性作为异体排除出去，或者被迫逐渐放弃他的个人意志，从而重新融汇于自动性中，为之效劳。

哈维尔举了一个水果商的例子。在水果店橱窗上，贴着一幅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水果商把标语贴在橱窗里，并不是因为他想让人家来看它、相信它，而是同千千万万同样的标语一样，来构成这个人人皆知的生活全景。这个全景当然还有一个含蓄的意思：它提醒大家注意生活的环境和对每个人的期望。它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做的事情，让他们跟着做，假如他们不想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不想受孤立，与社会离异，破坏规矩，冒失去和平、安宁和平稳之险的话。

我们共同帮助建设了那个大全景，造就了专制的机器。我们按照环境的要求来生活，同时也帮助造就了生活环境。我们都是权力系统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系统手里的工具。

再说恐惧。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因为恐惧自己不能毕业。因为恐惧自己的孩子不能获得公平对待，父母要自愿给老师送上礼物或者购物卡。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人们假装赞成每一项政府决议，并把自己骗得团团转，还以为自己真的做出了同意的选择。人们不再有讲真心话的能力，活成了丑陋油腻的样子。

正如刘晓波所描述的：

活着，活得机会主义，沉溺于不择手段的厚黑人生。
活着，活得心口不一，热衷于人格分裂的犬儒策略。
活着，活得冷漠麻木，习惯了自私的旁观。
活着，活得长跪不起，满足于被恩赐的面包。
活着，活得轻浮平庸，追逐着小品化的调笑。
活着，活得只能流下屈辱的泪；一种道德羞耻感，未泯的良知在沉默中死亡。
活着，活得只能屈膝低头；一种道德无力感，已经不相信还有良知和正义及其力量。
活着，活得不能不如此，一种道德无奈感，是机会主义对良知的吞噬。
活着，活得聪明圆滑，先出卖自己的良心，接着出卖有良心的英雄，最后出卖承担罪恶的耻辱感。而一个没有耻辱感的人和民族，会活得很快乐。  

谎言则是最司空见惯的常态。每个人都会屈从于世俗的降低人格的企图和功利主义。每个人都有与芸芸众生溶为一体，在虚伪的生活中同流合污的意愿。这不仅是两种不同本质的简单对立（“好人和坏人”），这是对人类本体自身的挑战，人们的抗争不仅向外，更迫切和真实的是向内的，对自己的双重思想的挑战。

中国人谎言的能力，因为专制存在的时间更长而更加根深蒂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开大会作报告声色俱厉正气凛然，转身酒池肉林暗度陈仓。胡适早有总结：

又如中国人死了父母，发出讣书，人人都说“泣血稽颡”，“苫块昏迷”。其实他们何尝泣血？又何尝“寝苫枕块”？这种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为是“道德”，人人都不以为羞耻。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习惯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觉得道德了。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在社会上，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

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

中国人在两套话语体系中无缝切换，早于乔治奥威尔几百年就形成了双重思想。充满空洞词藻的专制召集了那批善长空洞词令的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只有大家都愿意在谎言中生活，默许、忍受、随波逐流，才能产生和巩固这个社会制度。

就连小学生都擅用跟真实生活无关的套路：

10月秋高气爽，阳光明媚，鲜花斗艳，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刘小华同学家里欢声笑语，人头攒动。四年级一班班长王唐唐，副班长张宝在体育委员欧阳孟楠，文艺委员李美丽的陪同下，不远千米，深入到患感冒发低烧的班级普通成员刘小华家中，为他带去了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

在交谈中，王班长多次关心的强调：“刘小华生病了，就不要做作业，好好休息，身体是本钱。”刘小华激动地说：“谢谢班长的关心，我一定战胜病魔，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早日回到温暖的大集体中，回到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中间”。

班长握住刘小华同学的手亲切的问：这里打针要多少钱啊？能报销多少？小华说：3块钱，能报销1.3元，班长又说：家里能负担的起吗？小华又说：能负担得起，谢谢班里的好政策和班长的关心，让我打得起针，过上幸福快乐的好日子……会谈始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班领导就刘小华的疾病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王班长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学校，班级是学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刘小华同学表示要用“3个代表”伟大思想武装自己，抵抗病魔。要紧紧团结在以班主任为核心的班集体周围，一心一意抓学习，聚精会神谋发展……接着，王班长一行又在刘小华家门口兴致勃勃的踢起了毽子。蓝天如洗，鸟儿也受到了温暖的感染，唧唧喳喳，歌唱美好和谐的生活。……

当然这是个段子，不过谁没写过诸如“胸前的红领巾更加鲜艳了”的句子，谁又会把写在纸上的话当真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我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等重要政治权利的自由。然而不仅当局把宪法视为无物，就连我们自己，都直接去认可它背后的另一套逻辑：宪法不过是说说而已。

真正相信官方宣传和尽心支持当局的人也已经寥寥无几，但还是机械服从。对上，则服从相当弹性的部分；对下，则服从最为严苛的部分。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习以为常，例行公事。

哈维尔指出，人们愈是彻底放弃全面改革的希望，不再对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感兴趣，就愈加把精力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把心思用在家庭、居室方面。人们装修住宅、购别墅、买小车，满意地享受着选购这种牌子或那种牌子的洗衣机、电冰箱的自由，而没有分享经济决策、参与政治生活和发挥才智的自由。

人们渐渐以为自己不需要这种自由。

秩序建立了，但代价是精神的麻木、心灵的寂灭，表面的安定取得了，但代价是社会的精神和道德危机。

哈维尔最重要的主张，即是每个人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在真实中生活”。说真话的威力被哈维尔比喻做安徒生的童话《国王的新衣》里那个首先冲着国王喊出真相的小孩，将得到所有的人道义上的支持。这是人人可以做到的，至少，可以争取做到的。这就是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

哈维尔将“政治”还原为本来面目。政治不是权力的欲望和追逐，不是控制人的权术和伎俩。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甚于所有抽象推论。“在真实中生活”，即可。在真实中生活将使内心解放，它囊括了自我教育、对世界的思考、自由创造活动、人际的交流、各种自由的观念，也包括了独立的社会自我组织。总之，就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表达。

哈维尔辞世的时候，有政治观察家说：“他给国家留下了巨大的道德真空”。意思说，此后难有政治人物在道德的感召力上能与哈维尔相比。他将前剧作家、“良心犯”、极权制度的掘墓者、摇滚精神，这些反差巨大的标示集于一身。如果说20世纪末页还有伟人行世，哈维尔当属此列。

哪怕身为一国之总统，他也从未给这个国家开什么药方。他说，我们不知道摆脱世界衰败的途径。如果我们把自己所做的那一点点看成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团体和我们解决自下而上问题的办法看成世上唯一值得做的事，那将是不可饶恕的狂妄。

PS：1977年，242名关心捷克斯洛伐克人权的公民，在哈维尔等人倡议下签署了《七七宪章》，自此捷克斯洛伐克走向民主化，他们的行为在许多同受极权之苦的人们心里埋下了种子。30年后，2008年12月，303名中国人权活动者，律师，知识分子，学者，退休政府官员，工人和农民签下了他们的宣言：《零八宪章》，呼吁政府实行宪政，尊重人权，进行民主改革。《零八宪章》诞生于世界人权宣言的六十岁生日。尽管中国政府竭尽全力使它不出现在电脑屏幕上，《零八宪章》还是通过互联网找到了它的受众，它的签名数最终超过了10000人。

就像七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一样，中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粗暴。几十上百名签名者被请去“喝茶”。十几名所谓“头目”被逮捕。签名者的职业升迁被停，研究资金被断，出国申请被拒。报纸和出版社将所有签名者列入了黑名单。最严重的是，著名的作家与异议人士，《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者刘晓波被捕。他已经因为支持 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和平请愿活动而被关押了5年。被捕后，刘被羁押了一年，期间与妻子或律师的会面受到限制，并最终因煽动颠覆罪受审。2009年12 月，他被判11年徒刑。

2010年 9月 20日，哈维尔与图图大主教等人请求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向刘晓波颁授此奖，刘当年获奖。

我最喜欢的LXB的一句话是：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他的思想与哈维尔不谋而合，他们都有非常理想化的诗性的灵魂。我极爱他们对这个世界巨大的善意，因他们的存在而对整个世界沉睡的善意终将苏醒深信不疑。

颜色无色 2019.6.15 于古今品谈读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