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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iens 和 Yiyun Li (李翊雲)

今年讀到最有啓發的一本書就是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了(中譯本:《人類簡史》) 。這本書本身並無神奇之處,只是作者 Yuval Harari 跳出歷史研究要從有歷史開始的盒子(史前部分是大部分歷史學家不以爲然的部分),把人類的故事推到智人(Homo Sapiens,是現在的人類大言不慚的自稱)的出現之前。作者先是無爭議地提醒我們冷冰冰的生物學事實:今天霸佔地球的這些智人其實是稀鬆平常的一種人類而已,或者說就是一種毫無特色的猿猴。然而爲什麼智人會成爲地球動物界的主宰,以至於將大部分其他動物擠兌到要麼進入養殖場,要麼進入動物園的地步? 生物學難以解釋,而作者的說法的則是智人無意間學會了如何“講故事” ,也就是創造出虛構的現實。簡單地說,就是智人發現只有大規模協作才能夠生存,而只有講故事才能夠大規模協作,否則就只限於和自己認識的親朋好友。智人會對一羣同類說,“如果明天早上到河邊一起追打野牛,我們就可以大吃一頓”,猩猩或被智人消滅的其他人類都不會表達類似的故事,所以吃了大虧。如此虛構能力才讓智人學會了用“故事”來取信不認識的同類,之後才有共享的 “圖騰”,“王國”,“宗教”,“貨幣”,“公司”,“國家”,“人權”,“比特幣”,等等可以與陌生人對話的素材,而這就是人類極其淺薄的歷史。所以,每個現代人雖然相互有差異,但或多或少有共同相信的故事。比如 ISIS 仇恨美國價值,但是吉哈德的工資卻是用人們都相信的美元發放的。對我這個智人的後代而言,讀完此書最大感觸是人類創造了無數成就,然而現實並不足以令我們滿足,還得靠各種故事來維系。作者一針見血地作出結論,人性是無意義的。

Yuval Harari 棲身以色列的鄉間,與同性丈夫過着自足的生活,素食簡餐,也算是在世外桃源才產生的這些思考吧。Sapiens 這本書來自他過去十年作爲希伯來大學的教授內容,成爲熱點是因爲被翻譯成了英文,受到硅谷精英們(還有奧巴馬總統)追捧後才紅火起來。作者因此紅到發紫,也不出意料地成爲了中國各種商業活動的花瓶,一年內竟然到中國十幾次,當然美元才是各自交換的細節。

不過恰好他不是我最難忘的作者。不是因爲他成名後天天泡中國各種商業活動令人開始側目,而是本年度確實有一位比他令我更感到好奇的作家。那就是華裔英文作家李翊雲(Yiyun Li)。因爲一次偶然原因我們通過一次信後,我開始關注她的作品,以及普通又奇妙的個人經歷。兩次尋求自殺的她,曾經是愛荷華大學的免疫學博士。參加寫作訓練班後突然放棄在科技公司的優厚職位,轉而去做辛苦的作家。作品最早都在紐約客上發表,然後幸運地(作者言)遇到好的出版商,將短篇集合發表然後被各種獎項認可(包括海明威文學獎),還獲得 50萬美元的麥克阿瑟天才獎( McArthur Fellow )。隨即兩部長篇 The Vagrants (文革後期的小城風雲故事)和 Kinder than solitude (以清華大學朱令事件爲原型對人性的刻畫)也進入暢銷行列。

和她放棄科學職業一樣,她也放棄了母語寫作。成名前,她從未用中文發表過任何作品。她第一時間選擇了用英文寫作,也拒絕將其作品翻譯爲中文,原因和服務於西方讀者無關,因爲也有大量中國人成爲她的讀者。她在紐約客上的文章 To speak is to blunder 中詳細解釋了自己爲何放棄母語,而隨意選擇一個第二語言作爲寫作語言(“What one goes toward is less definitive than that from which one turns away”)。讀過她的全部作品後,我還找回根據她的作品改編的電影: 《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 (2007) (俞飛鴻主演),輕鬆逸趣,算是很有味道的小制作,不知自己過往爲何忽略。 和哈金的偏故事不同,她的英文表達似乎更有自己的生色,也顯得更有文學性,讀起來很過癮。讀她的回憶錄 《親愛的朋友,寫給生命中你》 (Dear Friend, 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才算是真正發掘到了她的內心。她坦言,自己是靠“偷聽”(eavesdropping )路人的“癖好”來想象別人的故事,想象他們的世界,她認爲自己寫作不是爲了“理解”,而是爲了“好奇心”。她的作品描寫很多小人物(流浪漢、殘疾人、廣播員、宅男、地產商、... ),卻賦予他們很鮮明甚至冷酷的個性。她認爲“人人都撒謊”,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來實現不同的目的。這方面,她大概是受到了屠格涅夫的影響(她在很大程度上尋求與屠格涅夫的一些共鳴,包括都有一個過度自我爲中心的母親,“She would be taken over by an inexplicable rage, saying that I, the only person she loved, deserved the ugliest death because I did not love her enough”)。 作爲兩個兒子的母親,她認爲自己做到了“讓孩子們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做他們自己”。我因此覺得,她所有的作品似乎都是希望人們能夠從掙扎的過去走出來重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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