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典》--- 网格化(2)

老叔办公室在三十九层高的国安委大楼第三十层。三十一层整个留给主席，常年空闲。信息中心是国安委最大的单位，占了离天线最近的顶部八层。信息中心主任是位五十出头的女性。脸型瘦削，身材未变，戴金丝眼镜，穿着时尚但含蓄，精心造型的花白头发给人——特别是给上级——沉稳可信之感。她此刻正在老叔办公室，像是汇报，又如请示，却清楚地传达否定态度——主席办公室的九组要求分享信息中心所有信息，包括对信息的分析和应用，这是否符合制度？应该怎么处理？信息是信息机构的血肉，分析和应用则是灵魂。九组在行政级别上不比信息中心高，二者也无隶属关系，怎么可以一个电话就把信息中心多年的成果一下都拿走呢？

老叔安慰地给主任倒了一杯水。他心里清楚，不要说信息和应用，整个信息中心迟早都会落到九组——也就是太子手中。九组规模不如国安委信息中心，但是有独特优势。一些情报机构前任或现任头目会把不交给国安委的情报交给九组，以示对主席的私人效忠。那些情报有时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例如全国官员及家属的海外账户明细就让主席在上台初始掌握了权力斗争的绝对优势，形成现在无人敢于挑战的权威。

「主席是国安委主席，九组属主席办公室，九组要国安委的信息就是主席要，这里不存在矛盾。也许程序上稍有不合，不必多计较。」老叔跟下属说话的态度总是循循善诱，对女下属更有一种长辈的慈祥。「还处于试验阶段的项目，本着对主席负责的态度，暂时不要交。在试验过程中改进完善，通过正式检验后再交不迟。」

老叔后面这句话听上去是官场套话，却让信息中心主任茅塞顿开。她收敛了刚才流露的情绪，立刻提出一串处于试验阶段的项目，鞋联网排在第一位。老叔给了肯定答复：「这些项目要反复检验，尽快完善，确保交付主席后不出任何问题。」

信息中心主任忍不住笑起来，离开前有些调皮地表态：「一定确保，不达完善绝不交付。」是否达到老叔提出的「不出任何问题」，判断决定权在她手里。只要这些项目不交，信息中心的核心部分就仍然是她说了算的领地。

老叔办公室进门右手是沙发围起的会客区，左手是一排屏风。老叔在他的办公桌后既能对沙发落座的来访者说话，也能看到屏风另一侧的监控屏幕。来访者隔着屏风看不到屏幕具体画面，只看到闪动的光影。老叔平时基本不去楼内其他房间，连午饭都是食堂送到办公室。然而楼内每个区域都在他眼下。监控屏幕每次随机展示十二个办公区的画面，三分钟后换到下十二个办公区，轮完所有办公区后进入下一轮循环。进过老叔办公室的人都知道，随后也讲给其他同事——不露面的老叔随时盯着每个人。

其实老叔独处时经常降下幕帘不看监控。他不喜欢光影晃动。但是有人来办公室前则会升起幕帘。他需要人们认为他在随时盯着。不过这段时间他总开着幕帘，画面主要是在「处突组」的办公区轮换。处突组占了三十层的另一半，平时也是空着，发生紧急情况时才启用。所谓处突组是「处理紧急突发状况领导小组」的简称。这个名义上属国安委的机构是按主席旨意建立的，专门处理全国性重大危机，核心功能是可以自由裁量采取措施和手段，其他机构和部门不得以法律为由拒绝配合，因为紧急状态不容延误应对时机，事后补办法律手续即可。主席亲自任处突组组长。

了解情况的人知道，这是主席给自己安排的一条不受法律制约的途径，需要时可以为所欲为。为了防范其他人利用这种权力，不像其他小组那样有别的高层领导人挂名，唯一的副组长给了日常打杂的老叔。虽然国安委规章有组长无法履行职责时由副组长代理的条款，那只是官样文字而已。老叔只负责培育和维护处突组的工作能力，做到主席需要时能马上发挥作用。成立后主席尚未真正用过处突组，这次防疫运动交给处突组，算是一次实操演习。因为防疫不需要动员强力机器，主席便全盘交给老叔负责。

老叔明白这是他的一关。万一影响大典，罪责多大可想而知。统治术就是这样，成败关系重大的事要交给信得过的人。成功了荣耀属于统治者，失败了负责的是执行者。对于防疫，老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在这一点上他和主席完全一致。

主席要求「外松内紧」。「外松」即是不让外界形成恐慌，「内紧」即是各级官员必须对疫情严防死守。外松到和风细雨，内紧到雷霆万钧，哪一方面都不得出差错。 疫病从哪里传出，官员免职，官僚问责，绝不姑息。同时保持社会祥和，不形成舆论，不引起恐慌，否则同样免职和问责。 这要求似乎矛盾，想在这矛盾中找到平衡，需要走钢丝般的本事。从钢丝上掉下来的人也必定少不了。 这正是主席的目的。他交待给老叔一个指标——地市以下各级干部要达到百分之五的撤换率，可以超，不能低。这是衡量防疫运动的一个硬指标。指标不公布，也不见正式文件，只是主席私下的指令。操作程序是由特派局提出罢免名单，各级组织部门不问缘由，不得干涉，必须按特派局的名单执行罢免。整个过程主席都不介入，只通过组织部的统计看罢免率是否达到百分之五。

这是给特派局的大权，对推动防疫也很有效。各省特派组派出所有特派员下去巡视，如同手持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被他们上了名单的官员立刻免职，没有任何申诉余地。这使得特派员如同官场上的死神，人人闻之色变。百分之五在比例上是「极少数」，绝对数却相当可观。如果按正常程序处理具体个案，一定困难如山。只要能争论是否合理，就会生出无数辩护理由，必然进行不下去。那些批评毛泽东当年确定反革命或右派比例的人是不懂统治。对统治而言，具体的人冤枉与否不在考虑范围，重要的是要形成足够规模，才能达到统治需要的效果。

老叔领导防疫运动主要就靠特派局的这种威慑。从各省特派组各调一名副组长作为与各省上传下达的环节，在处突组成立防疫指挥部。防疫是目前头等大事，常年早上班晚下班的老叔现在来得更早走得更晚。但是几乎他每次离开时，从监控画面都看到刘刚仍在，等他上班时又看到刘刚已来。有几次还看到刘刚趴在办公桌上睡着，显然通宵未归。这让老叔印象深刻。在主席批示了刘刚的特情后，老叔便把刘刚提为北京特派组的副组长，参与处突组防疫指挥。经过这段观察，老叔准备再把刘刚提为防疫副总指挥。虽然两个月连提两级快了点，但是提拔最能换取效忠。刘刚的特情得到了主席批示，推动了防疫运动开展，就冲这一点别人也说不出什么。而且确保大典的防疫重点在北京，刘刚角色的重要性本来就高于其他省市的副组长。

罢免空出的位置成为另一些人的机遇。提拔新人还是归组织部门管，被形容为大典年的「火线冲锋」。其中无疑有大量任人唯亲和私下交易，却都被誉为防疫英模。被提拔者不论官职高低，皆会收到主席颁发的「共和国卫士」勋章和证书。证书上的授勋辞赫然写着每个人的名字，由主席签名。虽然谁都明白主席不可能亲自过问下级官员的任免，但是被提拔者宁愿认为证书上的签名是主席亲笔而非仿印，招摇显摆，甚至挂到墙上，坚定地把自己当成主席的人发誓效忠。

特派局这种只有罢免权、没有提拔权的白脸角色最遭人恨。罢免人数越多遭恨就越深。老叔要求特派局把罢免指标分解给每个特派员，要求人人达标。好在各省特派员都是借调的，跟当地没有个人关系。据说有的特派员干脆闭着眼睛在官员花名册上乱点，点到谁算谁，反而能避免纠结。这种罢免和提拔造成的震荡可想而知，各级官员都像被拧到了头的发条一般绷到最紧。是落入被罢免的百分之五还是挺进受提拔的百分之五，祸福首先取决于防疫是否万无一失。这种紧绷层层加码，驱使防疫机器越来越快地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