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世界的迷雾

人性表现（所对应的结果）原本也有其整体性，却在不属于它的“复杂”①、不稳定又支离破碎的“新环境”里被“炸裂”成一个个孤立的现象。然而，无数人“意识”的“全力”投入，数以万年计的碰撞、变化、交换、“进化”、筛选和积淀，伴随着“双重环境”的不断变化，孤立的现象在“意识”的层面上有了大量素材并形成一定程度（脱离事实，或人为制造事实后的）的（现象层面的）串联②。

在“印迹环境”影响和“意识”“收敛性”的作用之下（“社会大环境”只能透过“印迹环境”间接影响到“收敛”方向），人们用各自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解释现象世界或选择、接受（他人）对现象世界的解释，并且深信不移；③因“印迹环境”受到时代的塑造（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大环境”），这种解释或对解释的选择必然深受时代的影响，从而（在代际之间）不具备恒久的稳定性；自然地，也不具备真正的客观性。④

人们习惯了在“社会关系”（这一依托现象世界而成的非自然产物）的框架内面对问题、理解问题、解决问题，同时不断地制造、引发问题；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对人性的表现不断形成误解和认识其“合理性”，（在“意识”的主导下，）“社会关系”下的认知和需求不断置换掉“类自然关系”下的⑤认知和需求。（在人性的牵引之下，这种置换完成之后）对人性现象的理解越“透彻”，对“自然属性”的误解反而会变得越深。

现象世界是“后级代理人”提取信息的源头之一，将“意识”的活跃性不断激发出来的现象世界，是人们无法摆脱的第二重“盗梦空间”。⑥人性持续驱使之下，人们被（人类世界中的）现象层面的问题裹挟；出于易观察性和易描述性，人们又在现象上易取得共识；⑦亿万人的各种共识相互交织不断地共振、筛选，通过言行、文字、符号、图案、器物，在数万年中汇聚成无尽的迷雾，（取代了自然）成为我们身处的“社会大环境”的一部分。⑧

在社会关系和人性机制的约束⑨（特别是“意识”的“收敛性”）之下，人群自动变成（“意识”所敏感和精于解读的，且与“印迹环境”契合的）信号、信息的“谐振器”；就如那拾扩音系统，自然的声波中激荡出尖利的啸叫声，最后主导整个声场的，不是自然的声响，而成了拾扩音系统本身。所有社会群体落入其中，有关人类世界的问题，任何沟通上的努力，都会强化（或重新构建出另一种特性的）“谐振通道”。这种“啸叫声”大量存在于历史、社会文化中（成为第二重“盗梦空间”的构成元素，心理学、哲学无法将之标记、排除，社会学更是一头扎入其中）。

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与“印迹环境”（取代了（在基因无限寿命尺度中）单调重复的“自然大环境”与动态稳定的“演化环境”）形成不兼容于人性表达的新“双重环境”。（尽管在某些程度上具备“意识”层面合理性，然而脱离了自然的、非自发的）新“双重环境”变得（就“人性机制”角度而言）支离破碎，⑩人性机制不再与其（中的（对人性机制而言紊乱的）信号和信息）发生灵活、高效、稳定、丰富、连贯的耦合反应；人的“精神”也难以从中获得“滋养”。

（出于“意识”的天然“盲区”）“双重环境”支离破碎的状态无法被刻意改善，（深陷重重迷雾的）人们对其（定向）干预的能力极为微弱。

异变的环境强化了博弈的局面，（广泛存在的）博弈的僵局，对文化与个人的价值判断有着全面的影响。博弈的局部（鹬蚌之争），在外力（渔翁）面前是不稳定的（而局中之人，很容易沦为外力的傀儡，甚至被外力转化为博弈的助推力量），广泛的博弈渗入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加之“意识思维”有着“收敛性”和结果导向的特点），使得深陷现象世界的人们不得不接受外力存在的合理性，甚至“主动”投身其中；潜在的对手变得充斥四方，定格在现象层面的视线再也无法移开。

注：①不在基因的“稳定解”之中，在形成充分的经验之前，无法由“前级代理人”直接实现，谓之“复杂”。

    ②众多的现象产生或被“穿凿附会”出“意识”层面上的合理性。

    ③与“意识”“后级代理人”的“地位”有关。

    ④这是脱离事实基础的理念能够趁虚而入的一个现象层面的原因。

    ⑤“类自然关系”下的认知和需求通常不为意识所感知，或只能被“意识”间接感知，在“意识”层面上的赋值通常极为微小。

    ⑥“意识”后级代理人”的地位，令其不存在看破第二重“盗梦空间”的可能性。

    ⑦这也是不同的人群，“共识”往往各不相同的（现象上的）原因。

    ⑧组成“社会大环境”的各种“共识”，还能在人生早期阶段（不被觉察地且以不受控的方式）侵入“印迹环境”。

    ⑨社会关系借道“意识”对人产生间接的约束。

    ⑩这并不妨碍其在“意识”层面的完整性。